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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声”境界
王义桅
发表时间:2013-03-27 10:40 来源:国际网
公共外交的三个境界可以用“润物细无声”“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来分别代表伦理境界、宗教境界和艺术境界。实现这三重境界的超越,促使公共外交向社会化外交转型,向人性化外交转型,向文明对话转型,从而确立中国的世界大国、文明国家、全球中国三重身份,进入公共外交2.0时代。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描绘了读书的三种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公共外交也有类似的三境界,笔者尝试以三个“声”来表示。

境界一:润物细无声——伦理境界

超越传统政府间的外交,回归心灵的沟通。因为说到外交,就有国家色彩,利益驱使,目标导向(俗话讲的“急功近利”),所以我们要超越外交。公共外交是政府行为,但现在越来越淡化政府色彩,让社会承担起公共外交的主角。换言之,要超越传统公共外交,提倡“大公共外交”。尤其是随着中国的世界大国身份日益确立,中国公共外交,尤其是对周边公共外交,更多是“以大事小”的仁义问题,而非“以小事大”的智慧问题。为此,要树立大国心态,以“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念开展对周边的公共外交。成功的中国公共外交恰如春雨,是润物细无声的。这是对公共外交的时代挑战一,也促使公共外交向社会化外交转型。

境界二:大音希声——宗教境界

超越公共,回归个性。公共外交的原文是Public Diplomacy,其中的Public三种涵义:一曰公众,这是我们长期将公共外交翻译为公众外交,并且迄今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将国内公众对外交的理解、支持等公共事务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内涵。二曰公开,即反对秘密外交,公开自己的主张、公开信息资源、公开捍卫自身形象。三曰公共,即利用公共资源进行,强调“有交无类”,体现对象的无差异性。但如今,全球化进入2.0时代,即从公司全球化到公民全球化的转换。面对消费驱动、个性化产品时代,标准技术化、大规模信息化,如何从公共资源消费个性化信息、情感,让受众感到独特的魅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公共外交聚焦于人。

国际关系学是人学在国际层面的体现。公共外交是国际关系的人性回归。为此要反客为主——公共外交并非主体的单方面宣示,而是主客体互动建构过程,即主动引导对方民众构建积极的中国观,而非一门心思去设法影响对方。当年马克思曾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地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中国公共外交如何超越美国式公共外交简单将外国民众视为客体、他者乃至另类的阶段——尤其是周边民众长期对中华文明有较高认同,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绝非简单的他者——确立“我们”(中华文明)的认同,以大爱包容之,展示文明国家的风范,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这是对我公共外交的时代挑战二,也促使公共外交向人性化外交转型。

境界三:此时无声胜有声——艺术境界

超越公共外交,回归价值观的普世性。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中说,“太上,不知有之”。亦即,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与此类似,中国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也是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外交,感觉不到中国。中国公共外交应如人文交流,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现在的中国公共外交太多受到崛起、复兴的理念影响,具有太多的中国情结,应超越中国,超越崛起,回归人类文明沟通与融合,而这首先有赖于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及其包容性。

我曾分析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三无”困境,就是为说明中国崛起的道统性成为公共外交的软肋。因为,中国公共外交,不仅要解决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建构问题,而且要解决自身价值观的普世性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承接了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坚信应该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当以文明自觉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普世性,以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为此,中国公共外交应淡化特色,学习印度国家形象宣传片“不可思议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折射世界多元性而求得广泛国际认同,让世界各国从中国的成功中找到自己的因素,从中国的包容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增强其对中国的成就感、认同感——“于我心有戚戚焉”。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是完美阐释中国崛起的道统,即不仅在于复兴传统中华文明,同时在于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合理继承人类现代文明,而且在于实现中欧“文明G2”、从而合法继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

汤用彤先生说过:中国接受佛学,第一阶段是求同,第二阶段是别异,第三阶段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中国对待主导世界500年的西方价值体系,尤其是普世价值观,也可采取并且正在进行类似过程:求同——中西价值相似性、别异——价值普世性与普世价值之争,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 “新人文主义”。唯如此,才能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这是对公共外交的时代挑战之三,也促使公共外交向文明对话转型。

实现这三重超越,确立中国的世界大国、文明国家、全球中国三重身份,进入公共外交2.0时代。这就是中国的公共外交哲学。

(文章略有删节,转载自《公共外交季刊》,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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