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我从摩洛哥王国离任后即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主管对欧洲的人民外交工作。同各国前政要交往是外交学会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外交学会工作期间，我有幸接触了不少欧洲的前政要，如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和布朗，法国的前总统德斯坦、希拉克，法国的前总理拉法兰、法比尤斯、德维尔潘和阿兰·朱佩，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等，并经常陪同他们会见中国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全程陪同他们在北京和到中国的其他省市参观访问。虽然我同他们在级别上有较大的差距，但看来外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并不很重，我们之间还是建立了许多信任和友谊。

这些年中，我接触最多的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拉法兰2005年6月卸任法国总理后，担任著名的法国展望与革新基金会主席。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介绍中国，推动中国和法国关系稳定发展，是该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之一。从2006年起，每年8月这个基金会都要在法国南部小城普瓦捷召开一次有关中国的高级别大型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法国政府内阁成员、议员、驻外大使、前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高层领导。第一届大会是2006年8月召开的，没有邀请中国方面参加。但会议的组织者拉法兰认为，讨论中国话题没有中国人参与是个缺憾。于是从2007年8月第二届大会起他们每年都要邀请中国派团参加会议并参与讨论。

2007年8月，我第一次应邀去法国参加由拉法兰主持的中国和欧中关系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我从巴黎乘法国高速列车抵达普瓦捷车站时已是傍晚，同车抵达的还有几位法国议员、法国驻华大使苏和以及欧盟驻华大使塞日·安博。在站台上迎接我们的有四、五个人，为首的那位老人笑眯眯地走过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程涛大使吧，中国朋友光临普瓦捷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期待明天你的发言。”这位一下子就让人感到和蔼可亲老人就是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这是我第一次与拉法兰总理的近距离接触。

第二天讨论会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和欧洲的关系。题目是“欧中关系∶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上午安排了5个人发言。因为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让-皮埃尔·茹耶等两位部长要参加内阁会下午才能赶来参加研讨会，为了表示重视唯一的中国代表的演讲，他们安排我下午第一个讲话。整个上午的5位发言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乐观的有悲观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有许多客观的评论，但也有一些批评和责难，有的看法显然是出于误会和带有偏见。

午宴时我被安排坐在拉法兰的旁边。拉法兰问我对上午讨论的看法。我说，发言的人对中国都有相当的了解，但也有相当的不了解，不过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我对拉法兰说，我预先准备了一个稿子，题目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有力促进和谐世界的建设”，但我听了一上午后发现，我的稿子对应性不够强。我可不可以不按稿子讲，而是针对上午的发言谈谈我的感受和我的看法。拉法兰一听就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下午的会议由拉法兰主持。我发言时除了偶尔查查几个有关数据外，基本脱稿讲。我有针对性地客观并理性地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力争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理直气壮，有时也针锋相对，批驳了“中国威胁论”。为了不把气氛搞得过于紧张，我还不时开开玩笑。按研讨会规定，主旨发言时间是每人20分钟，在我讲到18分钟时，拉法兰提醒我说，你还有两分钟。此时我正在兴头上，我也知道听众对我的话很感兴趣，而且我也还有许多话要讲。于是我开玩笑地说：“整个上午都是大家在讲中国，现在刚刚轮到中国讲了，中国有13亿人，按比例怎么也应该多给我几分钟吧”。台下的人给我鼓掌。我心里明白，在这个时候，拉法兰是不想打断我的发言的。拉法兰立即顺水推舟，痛快地说，既然大家让你讲，你就接着讲吧。后来我讲了50分钟。

参加会议的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对我的讲话反响积极，给予较高评价。他们说，他们听到一个中国官员这样直接、坦率、用法国人能够接受和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讲话，感到特别新奇和振奋。拉法兰显得格外高兴，大概是觉得他邀请的中国人没有给他丢面子。第二天一大早，拉法兰给我拿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报纸里有几篇关于头一天研讨会的报道。他特别挑出其中一篇文章给大家看。这篇文章评论说：“在研讨会上，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尊敬的程涛先生的发言。整个上午程涛都在倾听。这位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副会长听取了欧盟委员会代表、议员和大使等众多欧洲人士的分析。午餐后，程涛发言了。语言清晰、幽默风趣，法语流畅。会议厅里的听众们被征服了，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发言......他时而小小嘲讽，时而被真心感动，在进行“恰如其分的、客观的、明确而一针见血的分析”时，他的措辞是十分明确的。（引用了我的一些发言内容）这位前驻非洲大使是中国事业的坚定捍卫者。对于即将往访中国的让·皮埃尔·拉法兰来说，听到这个发言肯定十分高兴。”

我之所以引用一段法国媒体的话，我认为外国记者不会吹捧一个不相识的普通中国演讲者，说的应该是他真实的感受。

拉法兰后来给外交学会杨文昌会长来了一封信，对我的发言大加赞扬。他在信中写到，“程涛先生发表的精彩演讲令我十分感动。所有与会者都很欣赏他清晰明了的讲话。鉴于他的才能和法语水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赏，我诚挚邀请他参加明年研讨会”。其实我的法语水平并不高，但法国人对中国人在他们面前讲法语总有一种宽容和鼓励的态度。

自此拉法兰对我有些“刮目相看”了，他认为他在努力促进中法人民增进了解和中法友好合作关系的工作中又多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支持者了。

应当说拉法兰对中国是有相当了解的。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对中国的耳闻目睹和学习研究。从1976年随法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后他就“爱上了中国”。在后来的35年里，他几十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考察。另外，他与被公认为中国通的雅克?希拉克总统关系密切，也受到这位良师益友潜移默化的影响。拉法兰有许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知识，也研究过中国的古代和近代诗词。然而，他仍在不断地充实他关于中国的知识。每次来中国或有同中国人交谈的机会，除了希望听到中国领导人的真知灼见外，也不忽略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一家之言”。在交往中他总有许多问题要和我讨论。每当听到我在交谈中使用某个成语或典故时，他总要“刨根问底”。他说这里充满东方智慧。在一次同法国议员、学者关于人权问题的辩论时，我曾不太客气的说过一句话，我说“请你们相信，我们中国人和你们法国人一样聪明，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但不愿意听你们的教训”。拉法兰很同意我的说法，后来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了这句话。

在和拉法兰以及法国的一些议员较多次的接触中，我们交谈话题十分广泛，内容比较深入。我们谈到中西方（中法）不同之处：比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价值观核心的区别，文化传统各异。我说你们法国有句谚语叫“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你们强调个性解放，个人利益至上，而中国则崇尚集体主义、以人为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我们谈到东西方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区别。我说法国人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闻名，而中国更讲求现实主义和勤劳实干。我曾半开玩笑地对拉法兰说，你们法国人有“三慢”：傲慢、浪漫和散漫。拉法兰笑着说，你总结得很有意思，这些是缺点，也是优点。中国人较为含蓄，法国人更直接。

有一次我在和拉法兰率领的友好代表团的交谈时曾就此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讲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表达方式，过于含蓄、迂回和复杂，而西方男女之间的“我爱你”直接了当得多。另外一个例子是我小时候图画老师讲解一幅中国画的故事。一幅叫“深山有古寺”的画，画中根本没有寺庙，只有一个和尚挑着一担水走在通向山林深处的石阶上。老师说这幅画寓意深刻，留给人许多想象空间。中国人讲求“好酒喝到微醉后，好花看在半开时”的意境，讲求留有想象的空间。然而这和较为直观的西洋画的表达手法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能说哪个美哪个不美吗？

我还以中西方教育方式比较，家庭传统观念的区别以及中医和西医的不同来解释双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并探讨以包容和换位的理念去实现相互理解、尊重、共处和合作。拉法兰对我说，我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帮助他进一步了解和理解中国。拉法兰说：“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中法人民之间应该多交流，多倾听，多理解。我们每个人都能不匆忙、不急躁地相互了解和尊重，才可能实现世界和谐的目标。我对法国人说，我们不应当忘记索尔仁尼琴对世界的一句忠告：傲慢是无知最确切的表现。”他认为在很多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和相似的看法拉近了我们之间距离。

拉法兰是中法分歧的热心弥合者和中法利益的勇敢捍卫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误解影响中法两国关系的时候，我经常作为法中友谊的“消防员”介入其中”。2009年初，由于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国方面劝告和阻挠高调会见中国的分裂分子达赖，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致中法关系于困难之中。拉法兰对两国关系遭受挫折忧心忡忡，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来推动危机的消除。拉法兰意识到，他必须向中国领导人和人民传递友好的信息，也要让法国领导人和人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他不能仅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当年2月8至14日，拉法兰率法国政治家代表团19人访华。代表团中有5名参议员和包括第一副议长拉菲纳尔在内的5名国民议会议员，还有5名政府官员及民间代表。温总理会见了拉法兰一行。我有幸全程陪同。拉法兰私下对我说，他之所以带这么多议员来，是有意识地让这些在法国有分量的人多听听中国的声音，多了解中国的民情民意，回国后壮大对华友好的声音。他说，“我很欣赏你的表达方式，希望你主动多做他们的工作。”中外媒体高度关注拉法兰的这次访问，说他是来“救火的”。代表团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温总理在会见代表团时就法国总统会见达赖损害中法关系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拉法兰一再强调法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统一，他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将力劝萨科齐采取积极行动。作为代表团的全程陪同，我有机会同议员们进行较为深入的交谈，但我觉得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想再做做工作。2月13日晚，也就是代表团要离开深圳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对拉法兰说，我想再与代表团团员们谈谈，敞开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扉。拉法兰心领神会，他建议我与法国代表团开了一个晚餐总结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先入为主，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用自己的感受和实事实例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谈到1964年戴高乐总统决定同中国建交的英明决策给中法人民带来的好处，谈到希拉克总统因了解中国而有力维护两国关系和利益，也谈到拉法兰总理2003年“非典”期间来中国给予中国人民的支持和鼓舞。我说，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是两个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民族，应该是互敬互爱的天然好友。接着我把话锋转到萨科奇会见达赖问题上，我明确指出，萨科齐总统会见达赖至少是欠考虑，后果是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也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受阻，萨科齐总统还就参加奥运开幕式提出政治条件，使中法关系受了伤。中国的老百姓说，你来看奥运比赛，我们欢迎，不来就不来，提条件不是有点欺负人吗？后来他来参加奥运开幕式，中国人既往不咎，还是热烈欢迎。然而，回去不久，又以欧盟主席身份高调会见中国的分裂分子达赖，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怎么能这样变来变去呢？中法关系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你这样做不是在往伤口上撒盐吗？中国人把法国人当作天生朋友。敌人的箭伤皮，朋友的箭伤心。副议长拉菲纳尔对这句话特别赞赏，他说，“你既表扬了法国，又批评了法国，我回去要把这句话告诉法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我告诉他们，中国人奉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信条。中国人在与朋友相处中总是照顾到朋友的感情和利益，自己的言行一定不能伤害朋友。针对有的法国人说他们只把达赖看作一个宗教领袖的辩解，我说，我们说他是搞分裂的政治和尚，法国朋友即使不完全这么看也不能主动冒犯中国人民。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在法国，菊花是用于丧礼，送给死人的，而在中国，菊花可以在任何场合使用。如果有个中国人误把菊花送给举行婚礼的法国朋友会怎么样？团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那不行。我说，法国朋友会很不高兴地说，先生，菊花是送给死人的。那位中国人会说，很抱歉，我不知道你们的风俗。做错了要道个歉，再换一束玫瑰，这是起码的做人之道。我还举了本·拉登例子。我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本·拉登是恐怖分子的，如果有某个穆斯林国家领导人会见本·拉登，肯定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圣经》中不是也有“要想朋友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朋友”的箴言吗？！

他们问我：“事已至此，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为了留有余地，我编了一个故事。我说，前两天我同外交学院的同学们就中法关系进行了一次座谈，在谈到萨科齐见达赖事时，学生们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提出：法兰西民族是个讲礼貌的民族，法国人不小心碰一下别人，还说声“一千个对不起”。这次萨科齐总统深度伤害中国，必须道歉。大多数同学认为，让法国总统道歉，他会下不来台。但如果他巧妙地做出以后不再会见达赖的承诺，也就可以了。我倾向于第二种意见。中国人做事是有理、有利、有节。

随同代表团访问的还有中国外交部欧洲司法国处的处长陈栋和外交学会欧洲部的王琼副主任。他们也都加入这场大讨论中。因为我们都会讲法语，语言对路，大家更容易思想相通，感情共鸣。拉法兰在总结发言中高度评价这次座谈，他说，“热烈、坦率、诚挚和深入的讨论”使代表团中的法国政治精英们充分了解到中国人民的关切，也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对法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对中法关系的珍视。此访促使他们为尽快恢复中法政治互信和传统友谊而竭尽全力。

后来听在法国的朋友们说，拉法兰回国后在法国政界为改善中法关系积极奔波。他多次接受多家媒体采访，传递积极信息。2009年2月25日，拉法兰与访华的8名议员，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恢复法中对话迫在眉睫”的联合署名文章，呼吁法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善法中关系。2009年4月1号，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胡锦涛主席和萨科齐总统会晤，中法关系走出困境。应该说拉法兰功不可抹。

通过较长时间的多次交往，我和拉法兰之间关系越来越近乎了，2009年2月23日，拉法兰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记者专访，回答了中国网友的提问。凤凰网对此进行了视频直播。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涉及到拉法兰和我的关系。【凤凰网】在中国您最好的私人朋友会是谁？【拉法兰】我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我非常喜欢温总理。我也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副会长程涛大使（编者注：程涛是中国前驻摩洛哥大使）关系很好，另外我也认识李克强，另外在巴黎也有很多中国朋友。

我是后来在有人告诉我时我才在网上看到这段讲话的。我绝对不会认为拉法兰把我的名字和中国领导人的名字排在一起说，我就是他有分量的朋友。我曾经开玩笑地对拉法兰说，我们在级别上不是一个档次，我是前大使，你是前总理，不管在哪里，大使都是给总理打工的。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是“忘级之交”，是跨国的，也是跨级别的。拉法兰是中国的朋友，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只是在他访问中国以及和中国领导人交往中当一个联络员。他对我这个联络员比较满意就是了。

2009年8月我应拉法兰邀请，参加在法国举办的“美国看中国”研讨会。法国外交部欧盟事务国务秘书皮埃尔?勒鲁什在会上作主旨发言，他发言中讲了不少关于中国的好话和较为客观、中性的话，但他在列举了中国在伊朗核问题、缅甸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后说到“中国的外交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我在随后的发言中首先阐述了我对中美关系和所谓的G2的看法，接着我对皮埃尔?勒鲁什部长的话明确地作了回应。我说部长先生刚才讲到“中国外交只考虑自己利益”，我同意他的说法，如果他把“只”字去掉的话。中国外交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事实，但这并没有错。我看所有国家的外交都是一样。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或外长说我们的外交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家不会认为他讲的是实话。如果他这样讲，也这样做了，那他很快就会被他们国家的选民赶下台。不过中国人不傻。从小我的奶奶就对我说（这也是做口，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将来你和别人打交道，千万要尊重别人。如果你把别人当作傻瓜，那你就是大傻瓜。只有照顾到别人的利益，你才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虽然国家关系中最根本的因素是利益，但中国人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会想到别人的利益，起码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中国人遵循的原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人讲“利”也讲“义”，讲互利、共赢。我们在对外合作中追求互利共赢，反对唯利是图，不搞损人利己。从掌声中我感到，在场的大多数法国人赞同我的话。

会后许多法国人过来和我握手，对我的讲话表示赞赏和祝贺。还有不少法国人向我表示，你维护了中国的立场，但你使用的不是“木头舌头”（Sanspratiquerlalanguedebois.意思是用于政治宣传的生硬言辞。

第二天，拉法兰亲自为我制定参观日程，后来还在巴黎家中为我设宴，拉法兰夫人以家庭传统手艺为我制作蛋糕。拉法兰夫妇还邀请法国交通运输部长、老大使等私人朋友参加。看到我和他的朋友们轻松愉快而坦诚深入的交谈，拉法兰满意地介绍说：“程涛大使是欧中关系坚定的捍卫者和法国可以信赖的合作者，程大使工作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是个有能力、有分量的中国外交智库，你们要去中国的话，有事可以找他们”。

2010年6月，上海世博会期间，法国《费加罗报》在上海举办法国企业家研讨会。此活动是由拉法兰支持的，拉法兰作为主要演讲贵宾出席会议。会前，拉法兰坚持邀请我参加会议和发表演讲。后来我做了题为“让城市更好、农村更好，生活才能更好”的演讲。主要谈中国城市化的进展和挑战。我把重点放在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上。法国人对中国人敢说自己的成就也毫不含糊地讲自己的缺点十分赞赏。近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应拉法兰的邀请去法国参加他组织的研讨会，做演讲并参与同与会代表的互动。

2010年8月底我应拉法兰邀请去法国参加一个有关中非关系和中非欧关系的研讨会，就是讨论法国人特别关注的中国和非洲关系。会议由拉法兰主持，法国贸易部长等现政要和前政要以及专家学者300多人与会。在大会的发言中可以发现，法国人谈中国和非洲关系往往夹杂着复杂的感情，他们对中非关系有许多无知、误会、曲解、疑虑和担忧。我发表了题为“中国与非洲关系之现状和未来合作的行动计划”的法语演讲。特别是在互动和回答问时，我以我搞对非工作30多年的体会和作为外交官在非洲常驻16年的经历，有针对性地或介绍有关情况，或批驳错误论点，或提出反问。我以事实为依据，例子很具体，数字有出处，释疑解惑，明显感觉受到听众的欢迎。

每一次在我演讲和参与讨论后，拉法兰总是给以积极的评价和鼓励。他说，他和其他的法国人都很喜欢我的讲话。我在演讲时，即使是在争论和辩论时，尽量做到放松、自然，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嬉笑怒骂，有时理直气壮。我体会到，外国人也是人，而且比我们中国人更直接，你跟他们越坦率、自然，越能拉近感情距离。

2010年初，拉法兰和夫人安娜·玛丽合写了一本书，希望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帮助他们在中国出版。在这本书初稿完成后，拉法兰让我先“审阅修改”后再定稿。我说，修改我可不敢，我就认真拜读，“先睹为快”吧。他解释说，他诚恳要求我找找里面有没有容易引起读者误会的地方，有没有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地方，有没有“小儿科式的常识错误”。这是拉法兰对我的信任和友好，但更体现一位严肃政治家谦虚谨慎的美德。

外交学会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合作，找外交学院的两位老师将书稿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书题按法文直译成中文是“中国教会了我们的”。我觉得这样的题目有点扎眼，在反复琢磨后我认为译成“中国的启示”可能更含蓄一些。在请教了外交学会的名誉会长、老部长李肇星后，我们确定了“中国的启示”这个译法。李部长还专门为此书作序，题为《“见证友谊”心相近》。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中国35年观察和研究，从历史传统、道德理念、文学艺术、政治价值、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等方方面面说明中国和理解中国，是作者“与中国人民的一次心灵对话，从头到尾流淌着对法中友好的殷切关爱”（李肇星序言）。这本书也是拉法兰致法国青年的公开信，从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希望中法友好关系世代相传的良苦用心。

2010年12月2日外交学会、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和外交学院共同组织“与世界对话-对话法国政要”活动，同时举办拉法兰新书的发行仪式。拉法兰和法国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总书记科佩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者和大学生就全球治理和中国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交流。我在会上介绍和推荐拉法兰夫妇新书。我说，“拉法兰夫妇合著的新书《中国的启示》刚刚面世。我本人读了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这是一部以情交流和用心说话的作品。拉法兰先生是中国人民熟悉和尊敬的法国政治家。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拉法兰先生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十年来，他一直积极关注中国的发展。他不戴有色眼镜去观察中国，平等耐心地倾听中国，不抱偏见去分析中国，客观公正地去介绍中国。拉法兰先生一直执着地推动中法友好关系。拉法兰先生是中法友谊的辛勤耕耘者，是中法合作的积极推动者，是中法分歧的热心弥合者和中法利益的勇敢捍卫者。拉法兰夫人也对中国的文化情有独钟。”

在这本书中，拉法兰和夫人撷取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八个方面的生动画面，深入浅出地向读者讲述着他们在中国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感觉到的和思考到的方方面面。这本书是拉法兰夫妇与中国人民的一次心灵对话。他们的笔尖流淌着对中国人民的情和对中法关系的爱。我们相信，这本书的法文版的出版一定能帮助法国广大读者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这部作品也一定能够增进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从而增进中法两国传统友谊！

在会上，拉法兰先生将他们夫妇亲笔签名的20本书赠予全国青联及参加活动的嘉宾，还向参加本次活动的所有代表每人赠送一本书。

拉法兰每一次来到中国，无论是中国的中央领导，一般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往往都提到在2003年中国“非典”期间他作为法国总理坚持访华，给中国人民以支持和鼓舞。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所以中国人民永远感谢他那次的宝贵支持。有一次，拉法兰深情地说，中国人已经以涌泉报答了我的“滴水之恩”，我现在要以大江大河来回报中国。

在拉法兰的工作日程里，有关中国的事总会摆在重要的位置。中国的一些民间代表团访问法国，希望能会见拉法兰，或者中国的某些大型会议邀请拉法兰参加，他几乎有求必应。2009年11月19、20日外交学会要在北京举办“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第12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一次重要配套活动，也是温家宝总理办公室直接指示的重要外交行动。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和全会上下的共同奋斗，研讨会顺利召开，中欧方代表共300余人与会，其中包括3名欧洲前政要、20余家欧洲主流智库约30名专家学者以及欧盟各国驻华使节，为迄今中欧智库高层次对话与交流之最。时任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分别会见欧方代表。研讨会得到了我领导人肯定。中欧双方与会人员都高度评价会议的成果。研讨会被纳入第12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具体成果之中，中欧领导人会晤的声明中提到“双方对11月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表示欢迎”，同意“加强中欧智库间的高层次对话与交流，推动并支持这一交流机制化”。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筹备时间仓促。我给拉法兰直接通电话，诚邀他拨冗与会。拉法兰说他已确定这期间在法国主持一次500人重要会议和举行一大型活动，请帖都已发出去了。我又详细说明此会的重要性。他说，你给我24小时时间，我来与有关方面商量。结果，他推掉原定在国内活动，专程来京参会。

六年来，与拉法兰多次接触中，我明显地感觉到，拉法兰对中国更加了解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更深了，对中法关系更加钟情了。多次交往、深谈和参加讨论会促进了我和拉法兰之间的跨级别互信和友谊。今年3月他在送给我他的新书的扉页上写道：

致我的朋友程涛大使：

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与他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

我谨向他表达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友谊。

让-皮耶尔拉法兰

拉法兰是法国前总理,现在是法参议院副议长,也是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副主席,是活跃在法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我这个“小人物”在与拉法兰等“大人物”的交往中，有许多体会和感悟。最大的体会是，大人物、小人物，都是人，人是有共性的，感情就是人的共性。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误会是因为与我们接触不多，了解太少，当然就谈不上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只要我们在对外交往中以情沟通、用心说话、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实取信，我们就能交更多的朋友。

2013年8月

（作者曾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