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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民粹性民族主义的危害
发表时间:2014-12-02 15:25 来源:国际网
民粹性民族主义,最终不可避免使得国家走向衰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孤立而纯洁的文化。现代主权国家并不是封闭国家。强大的国家都要善于学习外国的经验,同时也不能盲目地学。所以,各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

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爱国主义),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美德。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族主义就不会离开人们而远去。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把自己融合进世界而崛起和强大。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时候,他表达了其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追求国家的强大。邓小平实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正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走到了今天,在短短30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2008年以来,西方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展到中国。在很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足,并没有感觉到崛起中的中国真能“威胁”到西方。但是,深陷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出各种有悖于中国利益的事情。这种外在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几种力量。第一,传统比较左的力量。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强调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一旦涉及到西方的东西,便恐惧起来,很害怕西方会改变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左派一直对之抱怀疑态度,经常对改革开放发难。尽管中国通过和世界体系的融合变得更强大了,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和敌视。人们可以把这一力量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敌视其他国家的力量。

第二,保守主义力量。无论何地,保守主义力量都是强调“国家利益”的,他们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的存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文明和文化。对保守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软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产生在中国的,就是好的。很自然,他们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来对抗“西方的”。

第三,愤青式民族主义。很多“愤青”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贫穷落后的中国,成长在富裕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刚好是国家的强大过程。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大并非难事。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目睹了近年来西方的衰落。因此,他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甚至是自我欺骗的感觉,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工具性的民族主义

第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等等。“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只是一种获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个人的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即使没有,也要把之塑造出来,因为通过这个“敌人”,可以追求到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往往通过夸大来自西方的威胁,包括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文化等等。他们在把社会吓住了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力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过分“自信”。对一些人来说,是自然的自信,对另一些人来说,“自信”只是“自卑”的另一种表达。自信很重要,不过,如果过分自信,或者假装自信,就会出现“义和团式”的自信。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走向愚昧。

在知识群体中,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既是对国内自由派的回应,也是对西方那些同样愚昧的、专事攻击中国的人的回应。这里是两种错误的逻辑所致。中国自由派一向倾心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对他们来说,中国病了,西方没有病;中国要医治好自己的病,必须用西方的药方。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相信,中国可以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这一群体的思维,从近代到当代从来就没有缺失过。

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刚好和自由主义的相反。在他们看来,西方病了,中国没有病。这个群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列举了西方的种种病症。当然,有些病症的确是存在的,而有些病症便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符合西方的实际。

客观地说,这两群人都是有问题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往往来自西方的教科书,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在西方生活的实际经验,他们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没有任何信心。民族主义者的逻辑也不能成立。一个人不能通过论证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别人的确生病了,这不能证明你自己没有病。别人生病了,你自己也可能有病,甚至是更严重的病。用证明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健康,那只是愚昧,最后会害了自己。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民族主义群体中,存在着一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一些人总以为自己的是爱国的,而爱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因此,一些人并不了解西方,但他们任意曲解西方,希望激起人们对西方的憎恨。一些广受欢迎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资格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在没有成为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之前,是很难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

这种民粹性民族主义,最终不可避免使得国家走向衰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孤立而纯洁的文化。即使是传统文化,也是在不同文化沟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

现代主权国家并不是封闭国家。强大的国家都要善于学习外国的经验,同时也不能盲目地学。所以,各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经验。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进过程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学习他国的最优实践,同时避免他国的沉痛教训,是进步的动力,也是塑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前提。这里的结论就是,人们可以批评他国,但不可拒绝学习他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时代,谁最终能赢得国家间竞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谁最民族主义,而是谁最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的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这里没有那么高调的意识形态,而只有人类发展出来的、用于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制度技术。这些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需要的。

一句话,盲目的民族主义会走向封闭,封闭会走向落后,走向衰落。这既是世界历史的经验,也是中国本身的历史的经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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