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美方只有尼克松、基辛格知道，连国务卿也不知情，他们驻法大使也不知道”

1964年至1973年，我在驻法使馆工作，1969年起担任黄镇大使的翻译兼秘书。1971年7月的一天，大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国内来特急电，让他立即回国一趟，要我让办公室马上买最近一班的机票。

大使突然回国的消息在平静的使馆里激起一阵小小波澜，大家交头接耳，猜测探听。4天后，大使满面春风回到使馆，但守口如瓶，讳莫如深，这更引起大家的好奇。但外交工作有规矩：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传的不传，因此谁也不敢去探黄老的口风。

不曾想幸运之神降临到我头上，让我进入最核心的机密。大使回馆次日，把一等秘书曹桂生和我叫到办公室。他用神秘而狡黠的眼光看了我们一眼，让我们坐在办公桌前，打开收音机并把声音调大。凭经验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干扰窃听。

大使压低嗓门说：“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你们俩帮我去做。”我赶紧掏出笔记本，大使挥了挥手说不能记。

接着他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与我方商定要在巴黎搞一个秘密联络渠道，以便沟通和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问题。

“中央让我担任中方联络代表，美方代表是美驻法三军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大使说，“我经请示国内，决定让你们俩协助我工作。沃尔特斯法文很好，小韦（韦东）来翻译，老曹记录。”

大使接着说，特别要注意以下3点：

第一，保密是最重要的。此事美方只有尼克松、基辛格知道，连国务卿也不知情，他们驻法大使也不知道。我们使馆只限我们三人，对任何人都不得露口风，私下也不得议论。

第二，一定要准确，不能出半点纰漏。翻译用法文，但如果有不明确的地方，可请对方再用英语说一遍，以保万无一失，切不可主观想当然或者加以发挥。

第三，一定要及时。不管国内何时来电，美方何时约见，都要立即办。联络地点商定在大使官邸，那里比较僻静，便于保密。

第一次接触的时间已由基辛格在北京与周总理约好：7月19日上午8：30左右沃尔特斯来我大使官邸。

我们商量了接待具体方案：由我于8点半前在院子等待，院门保持半开半掩状态，以免沃在门外等太久暴露。为了体现不卑不亢，大使不在客厅等候，而是由我和曹引进客厅后，曹去请大使下来。拿什么招待呢？我们商量第一次不能太热情，以免对方误判，只上茶水不上酒，只上干果不上热点心。

说几句沃尔特斯：此人精通8国语言，曾随多任美国总统出访当翻译，多次被派往国外执行秘密使命，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亲信。他曾受尼克松之托试探过我们：1970年4月，在波兰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他不停地盯着我们的武官方文。武官去洗手间时他紧随其后。进了洗手间见四下无人，他小声对武官说：“尼克松总统有一封信要交给中国政府。”说着便要把一信封递给方。在当时中美关系的条件下，我武官未敢接信，回来报告了大使。

大使官邸是位于巴黎近郊诺伊市的一栋3层别墅楼，是以较低的价格从急需现金的一法籍罗马尼亚军火商的某一任夫人手上买下的，环境幽静，前后都有花园。我们进驻后，在别墅楼小客厅的壁炉后挖出2个窃听器。

7月19日上午8：10我打开前院铁门，虚掩着。我时而散步，时而打太极拳，以掩人耳目，但余光都在大门上。

8：30，门铃响了一声，我立即迎上打开大门。来人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武官沃尔特斯，要见大使。”

两位联络代表见面、寒暄、入座。沃略显拘谨。随着交谈展开，气氛越来越轻松了。

沃尔特斯说，他与中方联络，连美大使也不知道。他还说，今天来时把车子停在较远的拐弯处，以免被人看出中国大使官邸前出现美国使馆车。沃说他很了解法国情报机构和记者的厉害，但更相信中国人的保密本领。沃转交了一封美方给中方的信，双方商定：以后电话中联络，沃的代号是Jean，我的代号是Adamwei。沃品尝了干果和花茶。

第一次接触后，沃尔特斯频繁来我大使官邸。至1972年3月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沃一共来过45次，平均每月7次。商谈内容有准备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和尼克松首次访华；有双边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也涉及联合国中国合法席位、越南战争、中东局势等。

基辛格戴着墨镜，帽檐低低的，以免被人认出

基辛格曾向周总理表示，如果两国关系中有十分重要的事宜，他会亲自去巴黎会见黄大使。在渠道运行期间，他4次来我处会见大使，有时是专程从美秘密飞来，有时是借越美巴黎谈判的机会秘密前来拜访。

这么一位世界风云人物，4度出入中国大使官邸，在巴黎这个新闻发达、间谍云集的情报中心，竟能一点风声不露。黄大使问沃尔特斯他们是怎么做的，沃介绍说，基辛格是乘坐军用专机来的，由法国最高层人物亲自安排绕过海关和边防检查，然后直接到沃的住处下榻。因此，连美国大使馆都被蒙在鼓里，更不用说法国新闻界了。沃风趣地说：“他一来我就惨了，只能睡沙发了。”

基辛格来我处时，不坐沃尔特斯带有外交牌照的车子，也不搭出租车，而是由沃从车行租一辆不起眼的小轿车，沃亲自驾驶。基辛格戴着墨镜，一顶普通的法国帽子，帽檐压得低低的，以免被人认出。

每次基来时，都是我提前把院门打开，以便其车子直接驰入。我还交待服务员这段时间不要出来，由我引导他们进客厅。按大使的意思，每次我都交待服务员事先摆好干果、茶具、酒杯等，客人来后服务员不再进客厅，端茶倒酒的差事都由老曹干。大使和我们商定接待基辛格的规格要高于沃：除干果茶水外，加一道春卷、一道热饺子，还有茅台酒。

基第一次来我处是在他二度访华之前。他一落座瞥见茶几上摆着茅台，眼睛一亮。寒暄过后，基严肃地说：我要告诉大使阁下，美国已决定将美中关系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黄大使表示，很高兴听到博士这句话，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说着，双方频频举杯共祝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基喝茅台也是一饮而尽，喝了五六杯。基说他很高兴又喝到茅台酒，也很喜欢中国菜。他兴奋地回顾秘密访华时同周总理共进晚餐的情景，风趣地说：总理同我连连干杯，不过我不知道他杯里装的是茅台还是白水。

沃尔特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博士和中国大使会晤后，曾问起中国使馆是如何接待我的。我说：‘和您有区别’，我向他详细描述了我单独会见大使时所受的待遇后，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尼克松访华前，台湾当局曾策划袭击总统座机？

秘密渠道具体都做些什么呢？

第一件大事是安排基辛格第二次访华。黄大使向基转达了国内给他的口信：同意他于1971年10月下旬公开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并与周总理进行政治会谈。

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传递两国政府间的意见和建议，是秘密渠道的重头戏。1971年8月，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时间拟定在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大使报告国内后迟迟未见答复。到了9月，仍毫无音信，美方着急了，通过渠道来催问。大使根据国内指示告诉美方：总统访华日期等基辛格访华时再与周总理当面商定。美方见我方反应不大积极，推测我可能有所不满或顾虑，因此一再表示，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之前不会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总统访苏的日期确定后，美将第一时间通报中方。

基辛格二度访华取得成功，有关尼克松访华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在北京与我方搞定了。

为此，我们又投入了繁忙而复杂细致的工作。

沃尔特斯几乎每天都要来我处，递交大堆资料，落实一些细节。有一天国内来特急电要大使立即找沃谈个情况。次日8时许，沃尔特斯风风火火来到官邸。他说，前天因公去了德国，昨傍晚接到电话，不敢怠慢，立即向美军基地要了一架军用专机，半夜回到巴黎。

苦了沃尔特斯，也难倒了我。沃递交给我们的材料和谈的问题既广泛又具体，许多专业词汇我听都没听过，为此，我常常急得满头大汗。

有一次沃向大使通报，某月某日一架美国飞机不慎误入江苏上空，美方对此表示遗憾并请我方谅解。晚上大使在审阅我写的电报时问我：是江苏还是江西？他这一问我心里也发毛，怀疑自己把jiangxi听成jiangsu了。因此我说：可能我听错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怎么会跑到江苏去呢？报回后，国内来电说经向有关部门查实，并未侦察到美机误入江西，请向对方核实再报。大使作了检讨。每次会晤后我们整理电报都得到凌晨三四点，次日还要照常工作。大使体贴我们，每次会晤后，让厨师加两个菜，上一瓶茅台，我们三人放松一下，享受一番。

还有两件事情值得说说。

一是，美方曾表示，美国总统访问别的国家，在东道国境内都是坐自己的专机，为表示对中国的尊重，这次访华在中国境内将坐中方专机，相信中方会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我们将此报告国内，很快得到答复：周总理将亲自陪同总统乘坐中国专机。美方听后非常高兴，连表谢意。

第二件事是：尼克松访华临近之时，国内得到情报：台湾当局中有人在策划用伪装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袭击美国总统座机。此情报的可靠性无法核实，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方还是通过秘密渠道通报美方，提醒美方予以注意。

在秘密渠道工作的7个多月中，我们同沃尔特斯建立了个人友谊。沃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独身主义者，活泼、诙谐、豪爽，每次谈完正事后常给我们说些八卦，爆些美“内幕”，如总统、内阁成员、大使等的工资等。有一次他以神秘口吻说，美国大使馆内有个别人员的工资比大使还高。

我们与沃也时不时交换些礼品，我们送的多是果脯。沃酷爱中国酱油，我们时不时送给他一瓶，有一次厨房的瓶装酱油没了，我就用旧瓶子装了一瓶桶装的给他，他也很高兴。沃是讲礼节的人，每次都回送一盒巧克力或一支钢笔等小纪念品。我开玩笑说：“一瓶酱油换一盒巧克力，值！”大使瞪我一眼：“又胡说！”

1972年3月，即将就任中情局副局长的沃向黄大使辞行，大使设午宴招待他。沃表示他终身难忘这段经历。

尼克松访华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我方代表仍是黄镇大使，美方则改由其驻法大使沃森担任。联络地点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方的大使馆。

公开渠道虽然不像秘密渠道那样紧张和神秘，但工作量也不小，因为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出现一股“中国热”，要求访华的各界人士和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而这些都要通过巴黎渠道进行。美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党4位领袖的访华就是通过巴黎渠道安排的。

1973年2月，基辛格再度访华，双方商定在两国首都互设联络处。从此两国联络的中心移到北京和华盛顿，巴黎渠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韦东系前驻外大使、全国对外友协前秘书长，现任中葡友协副会长、全国友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