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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见尼雷尔的亲民风范——记录一位亲民、奉献、廉洁和睿智的总统
张宏喜
发表时间:2012-12-29 15:29 来源:国际网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是坦桑尼亚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开国元勋,深受坦桑尼亚人民的爱戴,被尊称为坦桑尼亚的“国父”。他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坦桑的独立与自强。在他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坦中两国与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尼雷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通过前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张宏喜的亲身接触,我们带您认识这位具有“大仁大智”的政治领袖。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1922年4月13日生于坦噶尼喀马拉省穆索马县布蒂亚玛村。他早年就献身于民族独立运动。1962年12月9日坦噶尼喀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时,他就任开国总统。坦噶尼喀一独立就承认了我国。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时,他担任坦桑开国总统。坦桑联合的当天宣布与我国建交。尼雷尔是我国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结下的老朋友,是两国友谊的主要奠基人。1985年他辞去总统职务,1990年他又辞去执政的坦桑革命党主席职务。由于尼雷尔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辞去总统后他继续活跃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他于1987年担任第九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宣布成立的南方委员会主席,1996年担任布隆迪冲突国际调解人。他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世界风云人物,著名的政治家和国际活动家。

1997年9月1日我抵达坦桑担任我国驻该国第九任大使。一到这里我就注意到,凡挂有时任总统姆卡帕肖像的地方,必挂尼雷尔的肖像,下面用斯瓦希里文写着“国父”,这使人感到尼雷尔的影响仍无处不在。

10月5日我携夫人弓占荣及使馆主要官员去拜会尼雷尔。他住在达累斯萨拉姆市的姆沙沙尼海湾边。大门很简陋,从门外往院子里看可一目了然。有一士兵在门口持枪站岗,但车可一路无阻地开到院内的楼前。楼为两层,客厅在一层,仅有一面墙壁,其他为柱子,坐在这里可以欣赏院内的风光,一些热带树木,一个神龛内立圣母,一条小径通向十米远的后门,后门之外便是海滩。坐在这里挺凉爽,有些在树荫下的感觉。

客厅内除简单的几件沙发、木椅、茶几之外,别无陈设。有两个当地人常坐的那种用牛皮作垫和靠背的很破旧的木摇椅,牛皮已磨光,明晃晃的,好像我国老农民家里的家具。

尼雷尔从楼上下来了。他中等偏高的身材,清瘦矍铄,腰板挺直,肤色算不上太黑,白发小髭,身着浅灰色短袖衫和西装裤,赤脚穿拖鞋。后来我多次见他,包括同使团一起见他,他都是这身打扮。他面带笑容,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握手。然后请我们就座。他就坐在角上的一个旧牛皮摇椅上,以后多次见他,他总是坐在这里。整个谈话友好亲热,谈到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交往和友谊,他兴致勃勃,神采飞扬。他尤其关心两国关系的现状,问起在他关注下近两年两国兴建的合资项目友谊纺织厂的情况。最后合影留念,谁要同他单独照相,他统统满足,连我们的司机和雇的当地黑人司机也不例外,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那位黑人司机高兴极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尼雷尔,这年他75岁。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健康,思路清晰,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对华友好始终如一。他自己都记不起已多少次访华了,我根据资料计算的结果是,如加上1997年7月1日出席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他已13次访问我国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国内的大部分时间并不住在这里,而是住在自己的家乡布蒂亚玛村。

1998年2月2日,我率上海电视台采访组第一次来到布蒂亚玛村。上海电视台要制作“走进非洲”专题片,所以来非洲采访。采访非洲不能不到我们的友好国家坦桑尼亚来,采访坦桑尼亚不能不采访我们的老朋友尼雷尔。我荣幸地参加了采访尼雷尔的活动。这时他不在首都,而在布蒂亚玛村。到他的家乡采访他,不是能更好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今日的尼雷尔吗?

从穆索马到布蒂亚玛村有40公里的路程,差不多一半柏油路,一半土路。有一位西方大使告诉我,尼雷尔的廉洁为国内外所称道,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通往他家乡的这段土路,政府要修成柏油路,他不让,说不能为他一人修一条路。

这里是丘陵地,雨后洼处有水,不好走,车子在两座山丘之间停了一下。有人说前面山包上就是布蒂亚玛村,望去有一高高铁架,上面有几个小锅,是微波通讯站。

上坡后往右拐就进了村,看不出同其他村子有何不同。到路的尽头再往右拐,再上个坡,就进了院子。除了有人指挥车外,没有看见警卫。院内有一座拐角二层楼,一个四方亭子,一个草顶圆粮仓。

有人引导我们进入室内,尼雷尔夫妇在门口迎接。客厅十分狭窄,在两边沙发坐下,已无多少空间。加上摄影的、照相的,显得十分热闹和拥挤。房角有一块沙发大小的石头从墙里伸出来,看得出是建房前自然存在的,建房时保存下来了。不破坏原貌是整个院子的特点,高的就让它高,低的就让它低,石头原地不动,包括房子里面的。这表明尼雷尔是个酷爱大自然的人。

我首先代表大家向尼雷尔表示问候,并感谢他多年来为两国友谊所做的贡献。他又说起友谊纺织厂的事,希望双方合资办更多这样的厂。我谈了该厂近况,他听了很高兴。我接着说:“今天上海电视台要采访您,采访情况要在中国播放,因此您今天所面对的是12亿中国人民,他们将要看到您,但您却看不到他们。”他听了哈哈大笑,说有什么问题尽管提,他非常高兴回答,非常欢迎大使和上海电视台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做客。接着就开始进行采访。不久,尼雷尔说为什么不到院子里坐呢,那里空气要比室内好。

于是就来到院子里的亭子中坐下。这里果然很好,海拔一千多米的地势使这里很凉爽,在亭子里坐着尤其舒适,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美的感受。这时我才体会到为什么尼雷尔大部分时间喜欢回到这里。二月份是达累斯萨拉姆最热的季节,稍一活动就汗流浃背,而这里竟如同春秋。

采访中我曾到室内二楼去卫生间,趁机会透过窗户向外打量一番。楼房坐落在山包最高处,居高临下。往下看先是树木,接着是草地,最下面是农田,一层一层层次很分明;往远看平地上的庄稼绿油油,山坡上的树林郁郁葱葱,美丽的农村大自然风光一览无余,尽收眼底。“真是神仙住的地方”,我想。按我们中国的说法,这里风水太好了,孕育了坦桑的“国父”不是偶然的。我还注意到楼下坡上有两个接受卫星信号的大锅,可见退休的尼雷尔身在家乡心系世界。还未进村就看到的那个微波通讯站,也把这个小小的村庄与整个坦桑和全世界联系了起来。

采访无所不谈,我们的记者毫无顾及什么都问,包括当年为何想起修坦赞铁路,又为何找到中国,甚至问尼雷尔如何评价自己过去的一生等等。人们都知道他为坦桑的独立和长期稳定立下了历史功勋,但坦桑经济却没有搞好,记者连这也不放过。而尼雷尔对所有问题都坦然相答,功是功,遗憾是遗憾。他说有些事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了。说起第一次访问中国的往事,他喜形于色,侃侃而谈,几十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他特别详细地回顾了如何与刘少奇、周恩来提起坦赞铁路的事情,对我国的深厚情谊溢于言表。记者问他为何主动辞去总统职务?他的回答言简意赅,说对不发达国家来说领导人的过渡关系重大,搞不好会引起混乱,所以他要趁自己健康时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亲眼监督权力交接。这话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使我记忆犹新。1998年4月12日坦桑总统姆卡帕访华时,江泽民主席在接待客人前问我的惟一一个问题就是尼雷尔为何主动辞职?我把尼雷尔自己的话向江主席做了报告,江主席听后频频点头。

几个小时下来,尼雷尔毫无倦意。有人提醒午餐时间到了,于是大家就来到餐厅。餐厅太小,只得分为两摊。尼雷尔夫妇先在胸前划十字,然后才为我们夫妇夹菜。饭菜都很简单,但味美量足。

我问尼雷尔午饭后是否有休息的习惯?他说要看情况,今天就不打算休息,等送走我们后下田干活。我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对土地不陌生,是否可以同他一起到田里看看?他听了乐不可支,电视台的同志更是喜出望外,如能拍到尼雷尔在田间耕作的镜头岂不珍贵。

尼雷尔换上了农装,头戴太阳帽,足蹬防水靴,穿起夹克,拿起手套,扛起农具,俨然老农民一个。农田离村子几公里远,必须乘车去。尼雷尔请我和翻译王森坐在他的英国小吉普上。路上小王拿起尼雷尔的手套给我看,手套已磨出了几个洞。我问土地有多少,所有权属谁?尼雷尔说了一个不小的数字,说土地属国家所有,他从村里得到使用权,雇有几个工人,有一台意大利产的拖拉机。他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是酋长,估计他家原来的土地就少不了。

到了田里,尼雷尔向我讲解起庄稼,并拔下一棵开满兰色小花的草,说这种草样子很好看其实危害很大,且难根除。土地处于两座山丘之间的开阔平地,水分充足,土壤肥沃,主要种的是玉米,长势相当好。我们又来到一片不到膝高的庄稼田里,尼雷尔说这是谷子,多数尚未出穗,所以不好辨别庄稼和草,他告诉我区别的办法。我回忆起小时候在故乡下田劳动的情况,立即看出了二者的不同,从田里拔起一棵草给他看。他高兴极了,拍着我的肩膀大加赞扬。我对尼雷尔说,今天能同您一起到田里实在太高兴了,真想同您一起干一阵,但事先不知道,所以穿着西装皮鞋,哪像个干农活的样子?他哈哈大笑,同我们握手告别,扛起家伙向田间深处走去。电视台的同志扛着摄像机紧追不舍,跟踪拍下了尼雷尔在田里干活的真实镜头。当地工作人员说,这还是外国电视台头一次来到田里拍他干农活的情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是,这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退休总统的的确确是在耕种他的土地。所以他了解自己国家的主体——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了解自己国家的所有公民,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之中。

我第二次去布蒂亚玛村是1999年4月13日,参加尼雷尔77周岁也是最后一个生日庆典。坦桑国防部领导下的国民服务队(类似我国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布蒂亚玛村尼雷尔的院子里为他建了一座新居,拟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庆典由军方操办,国防部长马焦戈邀请我参加。国防部通知大使馆,中国大使是此次活动邀请的惟一外国贵宾,大使和一随从可乘国防部的包机于当日往返。我想,请我参加庆典肯定是尼雷尔本人的意思。

飞机降落在穆索马。在前往布蒂亚玛村的沿途,有学生手持树枝列队向经过的车队表示欢迎,已颇有节日气氛了。到了目的地,有人引导我走进我上次来过的那座老楼,去会见尼雷尔。还未走近楼门,尼雷尔已满面春风走了出来,亲切地拉起我的手交谈起来。我首先向他表示生日祝贺,祝他健康长寿。记者们便抢着照相。来祝贺的人络绎不断,他很快被包围起来。我乘机离开向会场走去,有人把我引到主席台就座,我的随从孙有年一秘坐在我的后面。

会场就在尼雷尔新居的前面。新居主门前有尼雷尔父母的墓,墓左边布蓬下是一排主席桌,墓右边布蓬下有一片椅子是贵宾席。周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本村村民和周围村子的村民,大多穿得整整齐齐,姑娘、妇女们穿得五颜六色。主席台两边各有一支乐队和合唱队。主席桌后面有一堆两三层楼高的交错相叠的巨石,有小道直通其上,上立两名礼仪军号手,时不时按西方的习惯在必要时吹上一阵迎宾曲、颂曲之类。

十时仪式开始,尼雷尔夫妇、姆卡帕总统夫妇向尼雷尔父母墓献花环,牧师祈祷。然后尼雷尔、总统、国防部长、三军司令等到主席台就座。接下来是歌星、合唱队大显身手,所唱内容我一概听不懂,但不时听到“尼雷尔”、“尼雷尔”的名子,按当地习惯,这是为尼雷尔唱赞歌,歌颂他的功德。有时全场附和一起唱,气氛十分热烈,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之后,是当地村子部族领导人和宗教首领祈祷祝福。有位长者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用树枝向我们手上洒两下水,估计也是祝福的意思,大概是当地部族的古老传统仪式。

总统、国防部长和三军司令都讲了话,赞扬尼雷尔的贡献,向他表示感谢。说他当总统时只知道为国家操劳,没有为自己办什么事情,现在军方省下一些钱为他建了这座房子,希望他好好住,不要让给别人。尼雷尔表示了感谢,说他原来虽有不少房子,但家里人多不够住,现在新房还没有搬进,已有不少家人登记要他现在的老房子。他们的讲话不断引起全场的掌声和笑声。我深为现场的喜庆炽烈气氛所感染,这一切都表明,在坦桑,从上到下人们都始终敬爱自己的开国总统——国父尼雷尔。

最后,为新居剪彩。然后是参观,包括普通百姓人人可进入所有房间,乃至卧室、卫生间。整座房子都是平房,但因是沿山坡而建,从正面入内依次而下,形成三个层次,好像是三层楼似的。中间部分是门厅、客厅、餐厅,左边是尼雷尔夫妇用房,再往左是儿孙们的卧室,整个右边也是儿孙的卧室。让人惊叹不已的是原有的地形地貌能保留的尽量保留,特别是几尊巨石,都保留原貌不动,有的伸进室内,尼雷尔的办公室就有一巨石破墙而入,占据了室内三分之一的空间。有一个厅由几块大石头叠成一个洞,走进去如同走进真实的山洞。这肯定是尼雷尔本人的意思,再次证明他非常喜爱大自然。

按当地的标准这是一座高级住宅。有的室内铺了用花纹连起来的天然大理石,有的房间地面是水磨石,有的是木地板,有的是地板砖。有几个门是按坦桑古典建筑的形式由整块木版雕刻而成。要同我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豪华住宅相比,同改革开发后我国一些发家致富的个体户所建私宅相比,算不上什么。但它的风格高出一筹。

参观中尼雷尔又在人群中看到了我,拉着我的手来到后面凉台上,指着下面四周尚未完工的地方,说要由中国花工栽花栽树绿化环境。我往外一看,哦呀,这座房又是居高临下!往下看颇有些高度,给人以一览众山小之感;往远看颇为辽阔,给人以气吞山河之慨。近处植物茂盛,远处丘林葳蕤,风景如此优美,不免使人心旷神怡。我曾参观过东西方的不少皇宫和皇家园林,美则美矣,大则大矣,但多为人工雕凿,没有一处能像尼雷尔的新居这样,融于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农村田园风光的大自然之中。参观完毕走出房屋,后门竟在上文所说的那堆巨石丛中,使人更加感到这座新居与大自然的确是浑然一体。先是曲径通幽,绕过巨石,却又豁然开朗,回到正面前门。到此你不能不为整个新居的设计拍案叫绝!

请中国花工来这里搞绿化,是尼雷尔自己亲口向我提出的。他多次访华,看到我们的钓鱼台和其他宾馆、饭店绿化得那么好,遂有请中国园艺师来美化新居之意。大到坦赞铁路,中到纺织厂,小到自己的家园,他都愿请中国人来帮助,说明他对中国的信赖和喜爱。这是很难拒绝的,我向国内做了报告,派来了花工小李,正在这里工作。

宴会开始的时间到了,我们来到一个大礼堂,我被引到主席台上的主餐桌就座。台下约有300个席位,这对一个村子来说恐怕是不小的规模。

宴会上除致祝词、切蛋糕外,还有尼雷尔的两个小孙子、孙女表演节目,引起阵阵掌声。最后是客人送生日礼物。轮到我时,我将专门带去的一对不到一米高的中国瓷瓶献给尼雷尔。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让尼雷尔和大家知道是何礼物即可,尼雷尔却非要把两个瓷瓶都摆在主餐桌上,引起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由于我们要当天赶回使馆,所以宴会一结束就不得不告辞了。尼雷尔走出礼堂送别客人。我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挤进人群同尼雷尔夫妇告别。今天来了一些军警,但统统不带武器,也不阻挡任何人同尼雷尔握手、合影、交谈,所以他完全融入了人山人海之中。尼雷尔与自己人民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这种情景深深地印到了我的脑海里。

我与尼雷尔见过很多次面,只要没有第三国人士在场,他总要谈到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可见他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情谊是何等深厚。只要一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他的情绪马上就兴奋起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起当年他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交往的情况。1965年6月4—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坦桑尼亚,尼雷尔率众多高官迎接,两位领导人乘敞蓬汽车前往宾馆,沿途受到了坦桑人民载歌载舞列队十英里的倾城欢迎,30多年后我还听到有人对我说起当时的盛况。他与邓小平曾四次会面,他曾对邓小平说他要辞去总统职务,邓小平说看来我们想到一块了。他一开始就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给予很高评价,说相信邓小平是正确的,期盼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他们要学习中国的经验。他生前对我说,他还要去中国的,特别是想到中国的经济特区去看看。我曾打算向国内建议邀请他再次访华,可惜的是后来发现他患有癌症,到伦敦医治未愈,未能实现再次访华的愿望。

在尼雷尔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对华友好成为坦桑上上下下举国一致的共识,从总统、官员到社会人士、普通百姓,两国友谊非常深入人心。我们走到那里,常常看到大人小孩向我们招呼,喊着:“拉非克,拉非克!”这是斯瓦希里语“朋友,朋友”的意思。我与坦桑官员和民间人士谈事情很容易沟通,而当我后来去美国工作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不知道需要费多少口舌,而有些事情要想使某些美国人明白,如同对牛弹琴。在坦桑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两国有着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共同历史遭遇,这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对方和相互支持,加之我国帮他们建了一条坦赞铁路以及多项建设项目,派出了医疗队,等等,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最需要的帮助,使他们对我国十分亲近。日本、欧洲、甚至美国等也给了他们一些援助,也在坦桑修过路、架过桥,但坦桑人民认为只有我们中国是真正诚心诚意地援助他们,我们给他们那么多援助,却从来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不向他们索取什么。那里也有其他国家的医生,但与我们中国的医疗队不可同日而语。我到过几个我国医疗队生活工作的地方,看到我们的医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工作,不止一次地留下了眼泪,他们很像当年的白求恩,很像八路军访贫问苦的工作队。我想,只有我们中国才能对非洲弟兄作出这样的无私之举。为修坦赞铁路和其他项目,在达累斯萨拉姆长眠着我国的60多位专家、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有的年仅20多岁。还有几十名烈士长眠在赞比亚。1998年在我的提议下,坦桑政府安排我和夫人及使馆人员乘专列视察了坦赞铁路在坦境内900多公里的路段,我看到,虽然这条铁路20多年没有进行过大的维修,沿途竟没有发现一处质量不好的地方,只是有些桥梁的油漆有所脱落。尽管这条铁路兴建于1970—1976年,正值我国混乱的文革期间,但那些派出的援外人员都是英雄好汉。据老同志回忆,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援建坦赞铁路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质量问题,主管的铁道部、负责援外的各个部门领导,都把援外质量当成生命线去抓。参与援建的人员都把这件事与政治使命、国家荣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品质联系起来。所以,20多年后我看到的仍然是一条为我们中国人争光的高质量的铁路,连两旁的排水系统都非常完好,以至于在同样地区、同一条河上,大水过后我们建的铁路桥丝毫无损,美国人建的公路桥被冲得一塌糊涂。这些当然都是坦桑人民的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他们怎么能分辨不出谁是他们的真正朋友呢?不止一位坦桑朋友对我说过,前前后后共有5万多中国人员来修铁路,但工程完成后,除留几十位中国专家做顾问帮他们维护铁路外,大队人马统统撤回,没有任何想占领坦桑、攫取当地资源的丝毫企图。坦桑朋友说如果是西方人就很难说了,至少他们会留下一大片混血儿,给坦桑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牺牲的是自己,给当地人留下的是福祉和怀念。1970年坦赞铁路动工,1971年中国被一大批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抬进了联合国”,这二者难道没有关系吗?不要忘记,当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通过后,在联合国大会会场上带头跳起舞的那位,就是坦桑常住联合国代表、曾任驻华大使、后任坦桑外长的萨利姆。

我国在坦桑的工作不仅仅只涉及两国之间的事情,那时坦桑是支持南部非洲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基地,包括一些国家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自由战士”,就是在坦桑接受培训的。他们邀请我国派军事等方面的专家给这些自由战士上课,所以我国曾有不少会各种语言的人员在坦桑工作过。当年坦桑在我国外交中所占地位相当重要。我国之所以同意援建坦赞铁路的考虑之一,就是支持非洲在经济上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他们的控制,解决赞比亚盛产的铜从坦桑出口,挫败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企图卡死赞比亚铜出口的图谋。

我很遗憾仅在坦桑两年而没有在那里工作更长的时间,但这两年在我45年外交生涯里所占的比重绝不是可以用2/45来表达的,尼雷尔、坦桑、坦赞铁路、数十名烈士和几万援外人员使我明白了我国为什么必须重视对非工作,非洲人民为什么可爱。这两年使我终生难忘坦桑,难忘非洲。我想,将来无论我国多么强大,千万不能忘记非洲和那里的兄弟姊妹。

在起草该文时,我用自己的心听到了中坦两国第一代领导人及他们的继任者、两国人民、数万曾在坦桑为两国友谊为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而工作和献身的援外英雄和外交人员所共同谱写的赞歌,其中特别是那些长眠于非洲热土上的我国援外烈士们,想起他们我不能不热泪盈眶!(作者曾为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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