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随着中非合作的全面快速发展，中国在非洲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国际社会的关注不断提升，西方媒体的报道大量增加，欧美学者的研究报告也频频出台，非洲国家的专家和媒体更是纷纷参与讨论。辩者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原本比较单一的中非关系，看起来比以往更加复杂。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也显得模糊、矛盾和毁誉参半。

这一切所发生的大背景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实力大幅上升，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使西方国家感到焦虑、不安甚至产生恐惧心理。中非关系恰成中国影响力扩展的窗口之一。中国的对非贸易总额由2000年的10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600多亿美元，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非洲也稳居中国的第二大劳务承包市场、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中非之间各类交往空前频密。西方国家感到其在非利益和影响受到挤压、削弱中国在非洲的舆情变化和对非公共外交和挑战。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任何一个新生大国的崛起，都会挑战现有大国的霸权，也一定会受到已存大国的遏制和反击。中国尽管一再声明“永不称霸”，强调“和平发展”，力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并未消除美国和西方大国的疑虑和抵触。于是，各种针对中国的论调和指责频现报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支持独裁政权”“破坏民主”“不愿雇当地劳工”和“同基层民众争利”等。究其源头，它们大多来自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近年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要在出访非洲时，都不忘点名批评或影射中国在非洲的作为“不道德”和“不符合国际标准”，警告非洲国家“不要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

这一方面凸显了我们常说的中非关系中的“大国因素”和大国关系中的“非洲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西方的心虚和缺少自信。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正好说明我们对非外交包括公共外交成就显著，但也任重道远，尤其是对非公共外交愈加必要和大有可为。

对非公共外交势头良好但也有短板

对非公共外交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对非官方外交的支撑和补充，近年来开展得有声有色和卓有成效。例如：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推出中非联合研究和交流计划。在此项计划下，中非学者举行了多次研讨和互访活动。仅以今年为例，我驻南非使馆、驻埃塞俄比亚使馆、驻肯尼亚使馆就同当地研究机构合作，参与组织了有关中非环保合作、非洲和平与安全及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的研讨会。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企业家大会、中非智库论坛，以及涵盖文化、媒体、法律、妇女等内容的分论坛渐成机制化活动，中非民间论坛、中非青年领袖论坛等也相继成立且十分活跃。中国文化非洲行、中非光明行、青年志愿者活动、希望小学、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等，在非洲遍地开花，颇受好评，中央电视台在内罗比开设的直播非洲英语频道也广受关注。

当然，中国对非公共外交活动，远非上述所能概括。其实，对公共外交的界定，国际上迄今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公共外交，顾名思义，其对象主要是公众，但其行为主体仍是政府，这是它与“民间外交”的最大区别。也就是说，公共外交是指在一国政府组织、支持或默许下，按照政府的意志，向本国和外国公众提供信息、展示形象、互动交流的活动，其目的是为间接影响公众支持本国外交政策和外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提升本国“软实力”。

如果依此界定来审视中国的对非公共外交，应该说总体上可圈可点，势头良好，但也不乏短板，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亟待调整、加强和改善。

首先，统筹协调不够。公共外交包括涉非公共外交，是国家利益延伸和实现的手段之一，需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全局，统筹国际国内、官方民间、高层草根的资源和关系，以形成合力，收事半功倍之效。国务院有关部委、政协、人大、中联部、共青团、友协等多家单位都提出和从事公共外交活动，但基本上还是按照部门主管条块运作，各干各的。尽管中间有不少交叉和重叠，也有某些协作和沟通，但缺少权威机构和有效机制统筹规划，协调指导，未能形成清晰战略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大格局。

其次，针对性不强。迄今开展的对非公共外交活动中，有些是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规格轻效果、重表象轻实质和重投入轻产出的倾向。活动出席的人数越来越多，与会中非政要或前政要级别越来越高，营造的声势和动静越来越大，论文集也印制得越来越漂亮和精致，但会议的实质内容、讨论的深度、建议的可操作性和论文质量却了无新意和乏善可陈。我国学者对非研究虽有长足进步，但仍显浮躁、肤浅，不够具体、深入，缺少原创性。

最后，突破难点的意志和能力不足。这里主要是指部分走向非洲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欠缺和个体商户的行为失当，对我国形象造成的损害。这是我们对非公共外交中不可回避也难度极大的突出议题。

少数中国公司行为使国家蒙羞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非洲的侨民和赴非闯荡的个体商户数量极少。比如我所常驻的几个国家中，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除了少数从事官方援助的中国专家外，都只有区区数十华人或不超过百人，包括南非，也只有二三万华人。但现在这些国家，都有上万、数万和数十万华人。

目前在非洲的华人估计有70万之多，中国在非洲的各类投资，已由20世纪末的几亿美元飙升至400多亿美元，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公司就有2000多家。人多了，交往多了，出点事儿也在所难免。同时，客观全面地看，中国公司和公民大批涌进非洲，创业经商、承包工程、开拓市场、传授技术，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使非洲国家和人民受益，广受欢迎和好评，也成为中非关系中的一大亮点，这是事情的主流。

但任何硬币都有两面。正面的光鲜不能掩盖反面的污点或瑕疵。虽然西方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势力和媒体对中国在非公司和个人的问题无疑有夸大、歪曲和炒作之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些中国公司和个体商户在走进非洲时，确实存在盲目、无序和短期行为。有的把他们在国内淘第一桶金时的荒蛮、腐败和不择手段做法搬到非洲，罔顾当地法律，不遵守劳工和环保标准，逃税漏税、贿赂官员，造成恶劣影响。

以赞比亚为例。中国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坦桑铁路，了解点非洲的人都知道卡翁达总统关于中非是“全天候朋友”的名言。但2005年在赞的中资企业发生炸药爆炸，炸死46名当地工人。反对党领导人萨塔以“上台就赶走中国人”为口号竞选，去年获胜。也就是在这个国家，有家中国民营煤企2010年向赞比亚工人开枪，打伤多人，激化矛盾。还是这家民企，最近在一场劳工纠纷演变的暴力事件中，一名中方工人遇害身亡，数名中国员工受伤。再说加纳，今年7月，加纳当地报纸发表文章并刊登照片，谴责中国的非法淘金者，开枪驱散抗议的居民，造成恐慌。不久，加纳当局拘捕41名无证淘金的中国人。还有在博茨瓦纳，这个非洲廉洁度最高的小国，不久前起诉一中国建筑公司的3名高级经理，罪名是他们向一位当地文官行贿，以使其承建的劣质学校工程蒙混过关。多年前，博茨瓦纳媒体就揭露过一位因车祸死亡的中国公司经理生前行贿，因为从其遗物中发现了留有行贿记录的笔记本。

破解难题之道

自然，在上述三国发生的事，我们可以视为“个别”或“孤立”事件，而且这些事件确实并未影响我们同当事国关系的全局。包括萨塔当选总统后也降低了其批评中国的调门，中赞关系总体上也是正常和稳定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公司，特别是大型国企和高科技民营公司，在非洲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职责的鲜活事例，不胜枚举。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良倾向就事论事、按部就班地处理，而应增强危机意识，下大决心，作为“系统工程”，予以综合治理。为此，至少可在下述三方面加大力度。

第一，严惩“害群之马”。政府主管部门迄今已采取不少措施，并配以相应行政手段，收到一定效果，但仍鞭长莫及。最近，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主管外经贸的退休高官公开谈论对那些在非洲不守规矩、行为恶劣的中国公司设立“黑名单”予以严惩。某知名学府的非洲问题专家也开始为非洲国家以法律手段打击不法中国商户的做法叫好。更有中国学者指出，公司的目的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中外公司概莫例外，应考虑正式立法，规范、约束中国公司法人和公民在海外包括非洲的不法行为，减少令国家蒙羞的行为。应该说考虑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条件已逐渐成熟。当然，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国公司、公民的守法和公德教育工作。

第二，把企业推向公共外交前台。我赴非经营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和多方支持。非洲民众大多从他们身上，直接解读和了解中国。他们已经具备一定能力和素养，担当弘扬维护国家形象的部分责任。应该有具体部门认真进行规划和设计，出台奖惩机制，把公司、企业推向对非公共外交的前沿，充分利用他们在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同基层民众的零距离接触，多行善事好事，文明经营，造福乡里，追求合作共赢。这样，既可从根本上消除外界指责，又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和健康发展。

第三，设法缓解“西方因素”的干扰。由于近年来中非关系发展势头迅猛，西方深感其利益受到挑战，甚至担心被挤出非洲。我们对非政策话语“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不足以解除他们的忧虑。中美、中欧对话进行多轮，也难以消除彼此误解。中国虽然无意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非既得利益，更无意同西方对抗和竞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现实利益冲突。应该弄清西方在非洲的具体利益和关切，对此予以正视和认真对待，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进行沟通和协调。要对包括西方倡导的“三方合作”等问题上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借以减少对方疑虑，并借以提升我在非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水平，使之更加规范和可持续发展。在中非关系问题上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也应更加坦诚、有的放矢、注重细节和引入新思维。鉴于我对非政策相较于西方的明显优势，在具体执行中越透明和自律，越有利于化解矛盾。

中国在非洲舆论环境的变化，是中非关系发展进程所伴生的，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对于负面声音的增多，应以平常心对待。如今，中国在非洲每做一件事情，不可能会像以前那样再有“舆论一律”，出现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公共外交是重要和有效的手段，但也不是万能和立竿见影的。要改善中非关系的舆情，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耐心，也需要我们言行一致，首先做好，其次说好，说、做并重。今后对非公共外交要妥为谋划，持之以恒，在心灵沟通、潜移默化、讲求实效、着眼长远上再下功夫。

文章转载自《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中非国际商学院院长，曾任中国驻南非大使，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