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智库的影响可以由这些指标来衡量，比如资金支持、招聘和留住卓越学者的能力、形成对主要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公共观点的能力。赞助者并非用出版物数量来衡量机构，而是看机构的建议能否被听到、被采纳。评价一个智库的整体表现时，应用是关键的一个方面。

美国智库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我们拥有智库——所有的国家都有——我们的特别之处有五点：第一，数量(有超过1800家智库);第二，独立于政府的程度;第三，在媒体和政府各部门的受关注度;第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们的角色和影响力;第五，高度多元的来自私人的自由资助，来自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礼物和经费，这些机构每年都会收到出版物销售捐助。

在美国，智库通过和政策制定者、政治精英建立起来的网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也是常被提到的“旋转门”，就是说，总是会出现智库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智库和政府岗位间游走的现象。另外，媒体资源如网络和电视的传播也很重要。声誉越高，影响力越大。

在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阻碍着中国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智库也很少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智库交流。我研究智库很多年，中国是市民社会尚未显现的少数国家之一。虽然说智库越来越国际化，但还是囿于刚刚说到的这些因素之中。而且，智库和政府的联系有利有弊，和权力关联通常会获得更好的融资机会，但是也要以独立性为代价。

中国足够大也足够有钱来试验不同模式的智库，而且，应该发展、培养政策导向出色的研究机构，而非大学和独立智库里的学术导向的研究。中国真正的独立智库只有一两家，大多数的大学智库都过分学术化，远离政策决定者每日要面临的问题。

我想中国的机构更要关注的是如何创造出灵活、反应快、有创新、目标多元、跨学科的智库，来应对在未来会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创立并且维护大型复杂的机构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为了在未来起作用，智库需要在矩阵式组织中聚集一个最好最聪明的团队，拥有灵活的结构和融资手段，以及一定程度的、研究当今持久和新兴的政策问题的思想自由。当今政策问题出现的速度和其复杂性，要求智库和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如何建构智库组织，从而更好地帮助政府和公民应对未来的挑战。

(文章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对詹姆斯·麦克甘的采访，国际网有整理删节，题目为国际网编辑加注，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