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贡献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从而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以及整个中国市场的开放。在我看来，中国一直就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但它从来就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直到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开放的时期，但只有邓小平时代才是完全开放的、鼎盛的时期。他把中国同国际体系完全连接起来，但同时也留给中国的格局中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可以建立起一层层紧密联系的领导体制是很重要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利用各种规则、规范去管理领导人也是如此。比如，现在社会中的腐败问题就是邓小平当初想要建立的这个体制中可能出现的。同时，如何通过引进国外的法律来完善国内法治建设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直到1980年前后，很多人还在担心会不会受到“文革”的影响。为此，邓小平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如果地区上的官员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他就不会再去严厉地惩罚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当然，他也希望能够约束官员，不让他们把挣到的钱只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也就是打击腐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但这也说明现在仍然处于过渡时期。我认为邓小平就像是一个“总经理”，他是很有能力的管理者。说他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并不确切，因为他似乎并没有一个关于改革的宏伟蓝图，而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在我看来，邓小平只是在此过程中去管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并对这个过程进行指导。

没有两极分化的转型

傅高义：我想讲一下邓在摆脱“文革”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和美国内战后很像。邓小平所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两极分化，他不因为毛的历史问题对他进行批判，并且上升到“可以批评毛，但他依然是伟大的”这样一种高度。他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不再搞阶级斗争的党。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说：已经建国28年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考虑阶级的问题，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些普通人去参加考试而后择优录取。就这样，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推进革命的做法，只是说：时代变了，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了。我觉得邓小平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在“文革”后，没有让社会格局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

有些资料说明，毛泽东总在猜疑别人会攫取他的权力，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毛和邓1970年代以及毛泽东生命中最后10年的关系，毛泽东死后发生的那些事就显而易见了。毛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都用来试图阻止自己去世后发生的这些事。我觉得他应该能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自己死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会做什么，在大跃进后期他就应该已经明白自己成了少数派，但反对他的人也要依赖他所取得的成就。

有些人批判文化大革命，希望返还他们的财产。邓小平说，不要细抠文化和原则问题，如果有人要求返还财产，还给他们就是了，否则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很多学者都在问，有没有证据表明那个时期邓小平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邓自己写了很多文献来证明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处理所有的这些文献。如果我能大胆猜测一下，可能他当时的做法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想要保全自己的权力和位置，二是担心人们对政府的批评太过猛烈，希望保护政府。

今天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关于毛和邓的事。我的一个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身上反日的态度很强硬，那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毛主义者。如果邓小平现在是中国政府一个稳定性的象征，那么毛泽东可能更多的就是“文革”的象征，他可能会鼓励我们去更大胆地梦想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法制是首要

傅高义：“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基本的思想是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要适合当时的需要。中国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想你们的领导人基本上已经知道了，首先是需要法制。当下比起邓小平的那个年代情况更复杂，所以腐败问题比上世纪80年代多得多;然后是透明度问题，我听说现在中国能上网的人已经达到5亿，所以如果宣传部门做的还是太狭隘，大家都不会同意。宣传部门应该把门槛降低，给记者多一些自由。”不过，“其实透明度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不是完全透明的。当然也不能乱讲话，如果乱说话的话，那是不行的。我说的是要给记者多一点自由，但也要有限度。”

(文章转载自《经济观察报》和《时代周报》，有删改，作者为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专家，著有《邓小平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