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领带的会晤：中美正在加深相互理解

中美拥有非常成熟的双边关系，中国中央政府的几乎每个部门都与美国对应的部门有固定的联系渠道，一般每周联系一次。

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美国几乎每个部长都与相对应的中国部长熟识，中美两国对于对方在每个国际问题上的立场都比较了解。

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派出了大约200人的代表团，其目的就是让中美双方在政府换届之后，新上任的官员之间能够彼此熟悉。

不久之前，中美在加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不打领带的元首会谈。此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三次，场合分别是APEC、G20、联合国大会。虽然近年来又多了东亚峰会这个多边渠道，但是在这样的多边场合，一般只能会晤一个小时，其中只有半小时是说话，另外半小时是翻译，这样的会谈中往往只能谈到七八个话题，每个话题讲两三个要点，无法进行真正的讨论，领导人总是被下属提醒，在这样的会谈中应该说什么。

即便是国事访问，领导人之间也只能会晤两个小时。而今年在加州，中美两国领导人则有超过八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双方有时间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念。其中，中美双方领导人各有一个小时讲自己任期内的计划、目标、日程、困难、忧虑等，这些内容不一定与中美关系直接相关，很多是关于双方内政的事务。在外交中，了解对方的内政是很重要的。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会见日本首相之前曾向我询问“日本的新领导需要什么，这些需要是怎样在内政中影响他的”。确实，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是在本国的国内政治过程中上台的，他们的决策总是与本国其它政治人物、机构的利益密切相关。

中美加州峰会并不是为了决定中美之间的大事，而是力图让双方理解决定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会谈的重点包括双边经贸、网络安全、朝鲜半岛局势、军事交流等等。明年上半年奥巴马总统将来华与习主席在北京以外的某地举行八个小时的不打领带的会晤。

战略东移：美国不会遏制中国

一直以来，中美都寻求扩大合作，减少冲突。双方都认为中美不会结盟，也不会成为紧密合作的伙伴，也都反对军事冲突，认为两国的军事冲突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两国都已经充分认识到双方的历史、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差距很大，要形成共识并不容易。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加大了推动战略重心东移的力度，也加快了推进战略重心东移的速度。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去年10月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是对美战略重心东移和未来十年亚太战略的重要阐述和全面宣示。关于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东移动，奥巴马常用“亚洲再平衡”这个词。此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使用的资源太多而忽视了亚洲，因此必须加强对亚洲的投入，这一政策的目标包括亚洲经济一体化、安全问题、中日关系、日韩关系等历史问题。美国希望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不会太突出以至影响经济发展，所以，美国也一定要参与亚洲的安全事务。

中国有很多人把战略东移看作是冲着中国来的，认为美国试图减缓中国的崛起，甚至会遏制中国，实际上奥巴马把中国看作亚洲至关重要的伙伴，不会遏制中国。如果美国真的打算遏制中国，有很多手段可以用。

亚洲地区国家复杂多样，其中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美国必须给这些国家以信心，设想，当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如果不帮忙，这些盟友会觉得美国不靠谱，如果美国帮忙，中国人又会觉得美国在遏制中国。

战略互疑：解析中美关系的关键词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就参与中美关系，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中美关系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的地步。当时人们还认为，随着两国之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关系，一定会增进两国的互相信任。但是今天中美两国却缺乏这种互信，仅仅能开展具体合作而已。

中美两国都在怀疑对方的长期目标，例如美国公开说，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这可称之为“战略互疑”。我在与中国学者王缉思合写的报告中，重点谈到了这一问题。在美国领导人对北京的战略信任程度方面，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包含四个基本部分：一是美国领导人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把自己看成了世界第二，并且假想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必然会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二是中国军队正在不断增加军费以增强其在西太平洋的战力投射能力，其目的可能是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增强全球影响;三是包括领导人在内的美国人，都对国际金融危机感到震惊。在试图让国家重新回到正常轨道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担心自己的体制出现运转失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其他国家可能企图利用美国目前的困难来减少美国复苏机会的意图会更加敏感;四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强，亚洲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调整外交政策。中国的言行让亚洲其他国家对未来美国继续在本地区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信心逐渐减少，从而引发严重关切。

总之，中国在迅速崛起的同时，美国陷入了严重困境，这一事实使美国对中国的观点、行动及其公之于世的愿望变得非常敏感，进而以不同的方式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而对中国而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就开始存在并延续至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把美国看成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对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到60年代末期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之后，美国的威胁减弱了，但是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并且涵盖范围广泛，从担心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国内政治，到怀疑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由此可见，降低战略互疑是中美双方的艰巨任务。

未来中美关系：改革是最大挑战

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很多评论家都忽视了关键性的一方面，中美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主要是财政问题，如果不改革，十年后会非常困难。但是现在美国方面仍然缺乏这些改革的政治条件，相关过程也比较混乱。虽然现在美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了，但是，解决财政问题任重道远。

而中国面临着转变方式的任务，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十二五”的计划中也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会出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改革并存的局面。为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经济改革势在必行。然而，经济改革的空间在缩小，困难在增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开始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力。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面临许多困难。对一个国家来说，理想状态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中国的选择。“十二五”计划有很强的必然性，我希望它能得到确实有效的实施，但是这个计划也可能会遇到阻力。我认为多数经济学家都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较少，在一些领域的改革，如从上世纪90年代不断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度停滞。

相比经济方面的改革，我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推动改革的政治共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十年之后中国会遇到严重困难。

美国看中国：中国成功符合美国利益

中国学者喜欢进行中美综合国力的比较，但是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力量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国希望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一个健康繁荣、强有力的大国。

美国是一个开放、具有活力、喜爱变化的国家，因此其他国家经济或者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并不会自动对美国构成麻烦。奥巴马总统上台时就期待提升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地位，当然我说的这种提升是积极的、是将中国看作伙伴而非敌人。他上台后对北京的朋友表示，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全球事务的参与者，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我认为，奥巴马总统的目标是以积极的方式扩展和加深中美关系。当然，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奥巴马总统在和中国进行广泛合作上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当然也有一些敏感的问题，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希望走不同的道路，但是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这些方面是非常务实的，他认为如果中美能够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这些分歧是可控的。

我曾听到有人说，美国不光想限制中国的崛起，并且还想破坏它的崛起，因此美国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将中国拖垮。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多年来，我长期和美国的决策者一起共事。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美国一直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我们期望看到成功的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我们期待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富有活力、建设性的成员，不管是在地区还是国际事务上。换句话说，中国的失败对所有人都将是巨大损失，中国的失败不光会导致中国出现混乱，还会导致这一地区出现混乱，让整个地区变得更加贫困、更不安全。因此，希望中国成功是多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中日关系：真正要警惕的不是军国主义的回潮

至于中日关系，我认为，日本政界的右倾化趋势，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当今世界已经不是19世纪那种允许武力征服的时代，日本社会爱好和平、要求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呼声仍是主流。

中国真正要担忧的，不是日本是不是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而是以下两点：一是日本与中国在东海、特别是钓鱼岛海域发生意外军事冲突，从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二是日本民众对中国厌恶倾向的增长导致中日关系很难改善。

(转载自共识网，有删节，作者为美国政府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顾问，题目为国际网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