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年半前，接受CNN采访时，你说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你的首要任务，现在呢?

骆家辉(以下简称骆)：显然，为美国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还是高度重要，但从我来到北京第一天起，就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任务，比如，改革我们的签证申请流程，让中国民众去美国旅游和访问都更加容易。我刚到中国时是8月，夏天，对于在上海申请美签的人来说，要等上70天才能轮到面签，之前一年在北京，这个等待时间是100天以上。我上任一个月后，我们把等候时间缩短到5天，现在，你只要等上2-4天就能去面签。我们确实希望向更多中国人展现美国的伟大之处、展现我们优美的风景和令人激动的城市，同时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增进两国的彼此理解，促进两国科学家、学生、政府官员的更多交流。每年，有20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但只有1.5万美国学生来到中国，奥巴马总统非常希望在未来几年把这个数字提高到每年10万人。我相信，随着我们更加了解对方，随着我们会讲对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我们更频繁地彼此造访，我们会更有能力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这不仅仅会帮助中美两国，还会帮助到全世界。让我们一起攻克癌症，一起解决气候问题，让我们终结世界上的各种战乱、饥荒、恐怖主义，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携手解决，作为大使，我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让中美走得更近。我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好地了解美国，了解我们的价值、传统、文化和理想。

问：驻华大使这一角色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个人，也取决于中美关系及中国政治发展、改革的大气候，您觉得中美关系现状该如何定义?我们到了哪一步?

骆：我认为两国关系很牢固。如果和41年前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相比，和三十余年前卡特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相比，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更加紧密，但更加复杂。你知道，当兄弟姐妹只有五六岁时，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当他们长到35岁或者40岁，他们的关系会更加牢固，但也会更加复杂。公司之间也是如此。

我认为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特别是在两国元首几周前在加州会晤以后。这不仅仅是一个小时的会见，而是超过两天的接触。他们还有一个私下的散步交谈。因为这些会面，我想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牢固的工作与私人关系，这会帮助那些制定政策的高官，让他们保持这种关系。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共识，有伙伴关系，有良好的对话，我们在一些领域意见不同，这很正常，美国和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都会有不同意见，这都很正常。我们需要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最小化分歧，并处理好我们的差异。

问：你认为中国改革到了哪个阶段?

骆：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有了巨大进展。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的繁荣，你也能看到它面临的各种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而贫富分化则在加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些，他们知道需要改变。我想关键在于继续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需要继续依赖出口，而中国领导人希望扩大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以平衡经济。要做到这种转变，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中国民众使用更多的金融服务产品，美国的公司正可以在这一点上帮助中国，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比如养老计划、保险、信用产品和投资机会。中国人不必都把钱存在银行里，或者藏在地毯下以防万一。如果中国人更敢花钱，那么内需的增加会为中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也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都不对外资开放，或者有诸多限制，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外国公司控股不能超过49%，这很难吸引到欧美的投资，如果中国继续开放，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问：2012年1月，你回国述职时曾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批评中国自2008年以后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倒退，说中国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你当时为何这么直率?

骆：美国官员通常都非常直率，但是……我这么说吧，人权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之一，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因为美国事实上就是在表达自由、宗教自由、鼓励争论这些价值基础上建国的，这些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我们也相信，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关注中国是否能够容忍不同见解、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而且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所以我们呼吁中国遵守自己宪法里的承诺，承认意见、宗教、种族、文化的多元性，这有助于中国继续融入现代世界。

问：有一家电视台的评论员说，这可能是你外交经验的不足导致的失误。

骆：不是。从总统到国务卿，美国官员都表达过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我们每年都和中国展开人权对话，所以(这种关切)并不是新鲜事，这是我们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

问：中国外交部当时回应说，有些人总是把中国少数人的观点当作主流意见，难道我们应该把占领华尔街的人的观点当成美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吗?

骆：我们从未说过这些观点代表全中国人民，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立场。但重要的是，认识到观点和意见的多元性。也许这些意见不为社会其他人接受，也许我们不同意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但应该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且有机会表达——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许多年以前，有一小部分人呼吁关注环境问题，但当时美国社会大多数人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可是现在，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也是如此，四五十年前，他们在美国遭受许多歧视。一小部分人说这样不对，但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个问题。那一小部分人持续不断呼吁、抗议，最终让其他美国人意识到，歧视是不对的。在抗议越战期间，许多美国人倡导公民不服从，甚至鼓吹暴力，但即便我们声明暴力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允许他们请律师，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也不会去惩罚那些律师。

问：还有一种说法，作为大使，更应该做的是协调工作，公开批评所在国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骆：任何外交官，包括我，作为大使，代表的是我国政府的观点。我代表和传达的是美国政府的观点与价值。同样，中国驻美大使代表的是中国政府的观点，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虽在北京，代表的却是美国政府。我也没有(因为批评)遇到过任何麻烦。

问：来华将近两年，你见了许多中国官员，对他们的整体印象是什么样的?对谁印象最深?

骆：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8年，那以后我来过中国很多很多次。我必须赞许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中国仍面临困难，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和二十多年前已无法同日而语，不论是地市级还是更高级的中国官员，他们完成了许多在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可能完成的成绩，作为一个以中国传统为荣的华裔美国人，我必须要赞许他们。我对他们的奉献、他们的努力和他们面临的挑战都印象极为深刻。

无论是与拉萨的市委书记，还是清华北大的校长会面，我都很享受与他们的相识。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都非常亲切友好。

问：在会见了那么多官员后，你对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更有信心了吗?

骆：中国现在有了新的领导人，我们对于他们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持很大的希望，对于习主席的讲话、中美两国元首讨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也感到相当鼓舞。大国之间冲突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希望能彼此相处，解决问题，并为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引导。就像我刚才说的，许多问题不能只靠中国或者美国一方解决。我们对此抱有很大希望。

问：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日前在《金融时报》撰文称，切中中美两国政府要害的字眼是“战略信任赤字”，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骆：我不确定他谈论的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美两国的合作层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们两国军方有了更多交流，两国军方高层也有越来越多的互访，美国还邀请中国海军观摩美军演练。两国在朝鲜、伊朗问题上也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现在也在共同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减少不信任的关键在于增进政界、商界、军界、学界的交流，而这些交流事实上也越来越多。我们彼此间就科技、气候、创新、军事、卫生、航天、农业、食品安全等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对话，这些对话在持续进展。

问：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曾说，美国外交官在和他们的中国同行打交道时，有时会很沮丧，因为中国人喜欢谈论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但不太谈论“如何”做得更好。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骆：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具体所指，而且我当外交官的时间也不长。我只能说，我很享受我在北京工作的这两年。中国人对我和我的整个家庭都非常温暖、亲切与友好。我们一起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旅行，我来北京的目的之一就是带着我的孩子们尽可能多地发现中国，发现那个属于他们祖父、曾祖父和祖先的中国。这对他们是一段非常充实的经历。与此同时，我也见了中国的高层领导，我们有非常坦率的对话，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这些合作将令中国人民受益，也会帮助中国的领导人达成他们实现现代化、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与质量的目标。我很享受与中国政府官员间的互动。

问：你是否有过沮丧的时候?

骆：我想多数时候我是个相当急躁的人。我当(华盛顿州)州长时有过沮丧，当美国商务部长时有过沮丧。我总说我们要快点行动，要快点把事情完成。我总说我们需要更高的效率，美国大使馆的工作就有许多地方我想要改进的。但是，我不会说出我对什么失望。还是那句话，我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对我的热情欢迎。

问：前国务卿希拉里2011年曾经说过，要求每一位美国大使和各地使馆都把与公民社会接触作为外交的基石，但对于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这常常是令他们敏感与担心的事情，你怎么看?

骆：我的观点是，即便是华盛顿州的州长，也不可能为人们做好所有的事情。在美国，我们都非常倚赖公民社会的筹款，去赡养老人，或者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进行援助。四川地震之后，中国人进行了募捐，也帮助营救伤员，参与震后重建。这是公民社会非常自然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国有很多公民组织参与社会活动，比如改进环境、教育和培养公众的环保理念等。连姚明都(在公益广告里)说：请不要吃鱼翅。中国也有为外地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提供教育的公益组织。当然，美国政府非常慷慨，为一些专注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公民组织提供资金援助。我们为彼此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互动和互助而感到非常骄傲，中国人民对此也有着很高的评价。

问：我想知道，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奥巴马政府多大程度上倚赖大使馆提供的信息和分析?

骆：我想是非常倚重的，因为大使馆的人员会接触(中国的)意见领袖、知识分子、智囊团、中国领导人和商人。我们阅读中国的报纸、杂志。我们也关注大家在微博上说什么。我们努力为华盛顿勾画一幅当下中国的全景图。

问：维基解密说，美国大使馆在中国有许多联络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公众人物。可否向中国公众解释一下大使馆的这项政策?一些人对此感到很愤怒，他们认为那些联络人是线人。

骆：不，我们与这些人员的会面都是公开的，很多信息也是在公共环境中采集的。我们参加中国的会议，我们获取的那些人的言论都是公开出来的。我们参加大学的讲座，我们倾听大学教授说些什么，还有中国人在电视上的言论。你们的领导人在电视节目里发言，我们就把这些记录下来。

问：你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鸿沟的国家。你观察和估量中国的主要指数是什么?

骆：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鸿沟的国家，这是因为有上百万人口居住在城市，但也有上亿的人口在农村。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居住条件的差距非常非常的……这是一条巨大的鸿沟。中国领导人深知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努力改进生活方式，让农村人的生活条件变好。

问：你从什么角度考量中国?比如说，有些人用“中产阶级”、“贫富差距”。

骆：这只是众多标准中的一个，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机会、城乡人口的医疗保障等。有很多标准可以用，但中国人都知道，城乡人口在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方面有着很大差距。

问：你是否有机会跟国会议员解释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骆：我跟美国国会的议员多次会见。首先，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有很多挑战。中国正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但情况依然很复杂。确实，更多的国会议员应该到中国来亲自看看，用他们自己的眼睛好好看看当下的中国。

问：去年9月18日，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你的座车也被示威者攻击，最终在中国安保人员的保护下才进入大使馆，你是否感到震惊?

骆：不，我不震惊。我知道这类事情中的情绪性有多强。我没有受到惊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没感到自己身处危险。美国人特别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我们一直信奉和平、非暴力地表达。

问：你是否能够理解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感?

骆：我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常常很强烈地表达自我观点。我尊重他们。我尊重他们表达观点的权利。我要重申，人们对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进行充分的讨论——只是讨论，不是诉诸暴力——这非常重要。

问：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更关心国内事务，比如保持稳定，发展经济。在中国待了几乎两年，你是否发现，中国的长远打算是什么?

骆：我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向往和平、稳定，人民生活富足。我也相信，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志向高远，渴望机会，他们希望在自己身处的这个国度，只要努力工作、学习，高远的志向都可能实现。我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如此，所有的人民都希望如此。

问：最近中国人都在谈论中国梦。您本身就是一个“美国梦”的代表，您怎么看待“中国梦”，以及“美国梦”与“中国梦”的异同?

骆：我认为全人类都有着类似的梦想。个人有个人的梦想，也有对孩子的梦想。我的父母，时常为了存钱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而不肯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生活得好，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能够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并且快乐。我们向孩子们强调的就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达成理想”。特别是在美国，没有基于性别、种族、收入水平和宗教信仰的壁垒。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度充满自由、希望、机会和平等，只要努力工作，人人都有机会。看看奥巴马总统，非裔美国人，美国总统。也许再过3年，下任总统便会是一位女性。我是第一位华裔的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大陆第一位亚裔州长，第一位华裔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现在，美国有多位亚裔州长，我们也有很多的少数族裔担任大学校长、公司首席执行官、国会议员、州长，有很多少数族裔的科学家、诺奖获得者、艺术家、体育明星。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这些机会。不管是中国的父母，还是非洲的，美国的，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大大的梦想，成为宇航员、歌手、奥林匹克选手，如果那是他们所愿的话。

问：2013年6月，你对西藏进行了正式的访问，你做了什么努力得到中方的允许?

骆：我们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申请，得到许可是花了一阵子的。不过，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次旅行。景色非常美，见到了许多西藏人和地方官员。我很想再去。我希望能鼓励中国政府让更多的外交官、外国记者和游客去访问西藏，让他们亲眼看看那里有多棒。那里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西藏政府的官员对于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骄傲，如果他们想把成就展示给世界看，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亲自去那里看看，社会进步有多大。同时，我也跟西藏的官员说，要想提升城市特色，则应该加强西藏人民所特有的文化、宗教和语言。

问：去年，你是两起焦点事件的中心人物，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我是指王立军等事件。当王出现在美领馆的时候，你上任才刚刚6个月。这是不是你工作中最严峻的时刻?

骆：呃，我不否认……那是最严峻的时刻。那时我的压力非常大，当时的情况非常敏感，处理起来需要非常小心，需要考虑很多，还要跟华盛顿协调。我为使馆人员细致地在外交原则下处理那些棘手事件的表现而感到骄傲。

问：处理王立军事件中，你认为最困难的是什么?

骆：是这样，我们要和成都的领事做很多沟通，也要跟华盛顿协调。两个国家处在不同的时区，中国和美国当然有时差，但是，让我这样说吧，我为大使馆和领事馆团队的出色工作感到非常非常骄傲。北京的大使馆、成都的领事馆，以及华盛顿的国务院，我们以高超的技巧、细心和外交准则解决了这些棘手问题。

问：因为你们的PM2.5数据，中国官方不得不向公众公布这一类的环境指数。有人说，美国大使馆在这个议题上间接地扮演了压力团体的角色，你觉得呢?

骆：实际上我们没有想着要对中国政府施压。我们提供PM2.5的信息是为了使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人，还有所有其他在北京的美国人。但这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注意。实际上，我认为是中国人把PM2.5的数据传播开来。很多人发微博，全北京都知道了，也传遍了全国。

去年和今年的1月，在我们呼吸着糟糕空气的那些日子里，是中国的报纸和中国公众，呼吁说：这不能忍。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为，是中国人民、中国报纸在批判，认为其危害中国人的健康，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连官方的报纸都这么说。不是美国政府，也不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施压)。我们也引以为豪，使馆和所有领事馆做这种监测已经有几年了。重申一下，真的是中国人自己引发的讨论，并让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

(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节，作者为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