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呼吁中国要更加依靠私营部门，减少对政府调控与经济监管的依赖。李克强总理直言，“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

我判断，李克强总理之所以会发表上述讲话，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碰到了一些问题。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比去年增长了7.7%。

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增速仍然非常高，但是与过去几年相比已经有了大幅度下降。从2003年到2011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维持在9%到14%之间。

即便上个季度的增长率下降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这符合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发展遭遇瓶颈的事实。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中国一直致力于依赖低工资，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但是，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工资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的经济又不景气，需求萎靡。这使得中国的出口遭遇极大挑战，市场出现萎缩。受此影响，中国旧的经济模式正在走向瓦解。

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不平衡，城市地区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农村地区。这严重拉大了收入差距，尤其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间的收入差距。中国的政策限制农民进城，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与医疗资源，这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

中国政府允许国有银行对特定的投资者，尤其是大型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放宽部分贷款条件;同时，中国政府还致力于调控物价，并以其他非价格性手段对消费品供应进行调节。这或许是出于保障民生的目的，但实际的结果是间接鼓励了投资，抑制了消费。因此，中国的私人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70%。

与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相比，未来人民币还将会升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越来越缓慢。因此，国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销路而言愈发重要。正是因为出现了上述问题，李克强总理才希望通过削弱国有经济对私营部门的挤出效应来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从而刺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前，国有企业在生产制造、银行、能源及电信业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尤其在电信业，三家国企垄断整个市场。

国企往往效率低下、腐败丛生。但与此同时，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根深蒂固，政府与国企间的旋转门现象异常严重。

国企之所以能维持其特殊的经济地位，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政府不允许竞争者进入这些行业。

有研究指出，国企的效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国企能够获得大量补贴，包括国有银行提供的补贴性贷款。另外，大部分国企预算的约束力较低。

一旦国企出现亏损，中国的国有银行往往不得不消化坏账。并不完全自负盈亏的国企，不定期地侵蚀着财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短视加剧了这一现象。而国企的盈利，则很少直接让老百姓受益。

因此，恰当地限制国有银行对国企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应该让国内外私营银行在提供信贷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样才能使私营企业获得的贷款条件更接近国有企业，更市场化，从而激励私营企业。

同样重要的是，数百万进城的农民工的地位应当完全合法化，进而让他们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教育、医疗与贷款条件。这有助于缓解不平等。与此同时，推动由农村低效产业向城市高效生产与服务业的转移，也能提高总的生产力。

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私有银行业的过度扩张是催生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和私营部门受到了许多人的抵触。在中国，几年以来的“国进民退”也造成了类似的局面，国有企业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现在，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已经明确，如果中国想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在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要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成为经济强国，就需要更加仰仗私营部门的创造力与智慧。新一届领导人能否顶住国有企业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落实向私营企业倾斜的重大转变，我们拭目以待。

(转载自财新网， 作者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