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不干涉、尊重别国主权、不侵略及和平共处为基础。这些原则是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

60年来，尽管中国从未明确偏离对这些原则的口头支持，但往往未能真正践行。比如毛泽东时期，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斗争。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还与印度、苏联以及在朝鲜与美国和联合国发生冲突。

那段时期，中国（怎么做）的理由十分简单。中国遭到孤立，处于守势，又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威胁。中国生活在恐惧中，需要做好准备，随时还击，以确保1839年鸦片战争（原文如此，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实际时间为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编辑注）后的“屈辱世纪”历史不会重演。所以，当中国自身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时，他们会进行反击。

近30年来，中国越来越富，同时避免了军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面积极捍卫自身利益一面宣扬全球和平的含糊性逐渐消退。不过，旧的矛盾消失，新的矛盾出现。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影响范围已经超出其邻近地区。2011年利比亚动乱促使中国撤离3.6万侨民。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投资利益、资源需求和战略意义有增无减。

中国仍竭力坚持周恩来制定的和平共处与不干涉原则。但实际上，世界已经大变。这些原则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使中国避免被拖入疲于应对的局面，避免被推入绝境，避免被视为美国和发达世界的敌人，以便继续专心于国内艰巨的发展任务。中国不愿在外交难题上充当高调角色，希望远离有争议的问题。现在，这种情况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叙利亚问题就凸显了这一点。

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巨大，不能被轻易忽视。几乎可以肯定，今后数年，中国将被迫在以前被视为超出其影响范围、因无关紧要而置之不理的问题上，充当某种角色。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触角意味着它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正成为国际事务中最有效的新势力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在国际上低调行事有好处，可避免卷入中东和别处的复杂问题。中国竭力避免让人觉得它是全球抗衡美国的力量或属于一种新的美中联盟(G2)的一员。中国讨厌在外交上被孤立。但现在中国需要决定是否奉行倾向于干涉的路线，可以运用什么外交筹码。在家门口的朝鲜问题上，无论喜欢与否，中国都将越来越多地偏离原先倡导几十年的论调。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准备面对一个声调更高、更活跃的中国。对于这样的中国，外界不能老是紧张兮兮，并大声指责其“好斗”。中国需要更好地传递讯息，也需要得到不同方式的倾听。这些都是我们如今正迈入的新外交时代的共同挑战。

（转载自《环球时报》，作者为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查塔姆研究中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