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尊敬的前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先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让我用短短几页的篇幅来讲述我对中国的印象以及我与中国的单位和个人的接触。

我与中国的间接接触始于1935年9月1日，那年我考入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师从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升入五年级之后我被分配到莫斯科工作，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当翻译，1939年秋被派往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实习，一直待到1940年。1943年又被派往战时首都重庆，在我国使馆当二秘。刚到任不久，时任大使帕纽什金先生就带我去参加了一个四川银行家举办的宴会。在宴会上我结识了著名作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及前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左翼国民党成员邵力子。他们二人在席间就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齐赫文。后来中国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我。

在重庆我了解了一些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重庆居民居住条件差，人口稠密，物价高，通货膨胀持续，电和热水供应不足。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战时首都的社会生活却相当活跃。大家都比较关注中苏文化联络协会举办的活动，当时领导协会的是孙中山博士的儿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而协会的日常活动由两位秘书来具体负责，他们是俄语专家张西曼教授和曹靖华教授。曹靖华当时一边教使馆工作人员汉语，一边将一些俄文书籍和文章翻译成汉语。协会在让中国人了解苏德前线的战况、了解苏联人的生活以及苏联文学、艺术和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举办苏联电影展，发布苏联情报局关于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战况通报，庆祝苏联人民文化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件等等。在重庆期间我还结识了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教授，他为我搜集材料撰写孙逸仙对外政策的副博士论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后来，使馆通过外交邮件从莫斯科收到苏德前线战况及苏联人民劳动功勋图片展的照片，使馆便派我带着这些照片到兰州和西安等地巡回展出。与国民党的严格审查不同，参观者在意见册中表达了对苏联人民战斗及劳动功勋的钦佩之情，同时也希望苏联能够尽快加入中国的抗日战争，早日击溃妄图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中国投降的日本军国主义。

1945年春天由于家庭原因我被迫返回莫斯科。我利用这一机会完成了副博士论文《孙逸仙的外交思想及实践》的答辩。1945年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庆典活动，我奉命陪同他到列宁格勒参加科学院纪念活动的闭幕式。刚刚经历了围困和浴血奋战的列宁格勒以其白夜、涅瓦河以及各种宫殿给郭沫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斯莫尔尼宫举办的招待会上发了言，会见了列宁格勒的汉学家，还和我一起去了我父亲家。回莫斯科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作了几个讲座，会见了许多作家，去了索契和其他一些城市。郭沫若将自己的首次苏联之行写进了著名的《苏联纪行》，这本书后来被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社长、著名汉学家罗果夫翻译成俄文。

日本投降后我被任命为苏联使馆驻华北区代表。抗日战争之前在华北地区行使职能的是苏联驻北平和天津总领事馆，该地区居住着许多苏联公民和俄罗斯侨民。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恢复俄罗斯帝国臣民苏联国籍的命令之后，许多俄侨开始来使馆领取苏联护照。

1946年初在北平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即所谓的军调处执行部，其任务是调节国共两党在以前日本军队占领地区的军事和民事冲突。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叶剑英将军，我与他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后来与我关系处得很好的还有老北平知识界的代表、北平市长何思源和他的法国妻子，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及其继任者、中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及其丈夫罗昌——前北京共和政府驻美国外交官，还有两个医生林巧稚和诸福棠。

在我的新朋友当中有一些北京高校的教授。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北平被日本人占领的1937年疏散到后方。清华大学的教授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老师，特别是历史学家吴晗，他关于明朝历史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我与他也有着很深的交情。

进驻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对在敌占区生活了七年的当地居民不太信任，他们不仅抢占日本人的财产，而且还抢占那些在战争期间没有疏散到后方的当地富人的财产，毫无根据地指控他们和日本人合作。

北平的市民们对国民党当局十分不满，他们热切盼望解放军在国内战争中夺取胜利。当解放军部队在辽沈战役后转战华北并在平津战役中夺取了天津包围了北平的时候，北平市市民在被解放军部队围困四十多天的情况下始终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而且积极配合傅作义将军的北平卫戍部队和平起义。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部队在市民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进驻北平。我所熟识的叶剑英将军被任命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帮助下，归还当地几个苏联公民被国民党抢去的奶牛场过冬饲料，另外还有几个苏联公民被国民党掠去的财产也得到了归还。

1949年3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西柏坡搬到了北平。不久，一些反对国民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以及由于国民党追捕而被迫移居香港和国外的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回到北京。各种民主团体、工会组织、青年协会和作家协会都恢复了活动。

6月的一天晚上，我应邀去毛泽东的双清别墅（位于北平郊外西山的官邸）参加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我认识了正准备去莫斯科的刘少奇。此前我作为北平总领事已经执行过几次莫斯科下达的任务，拜访过主管外交问题的周恩来。这顿饭吃得十分轻松愉快，席间周恩来详细地讲述了英国护卫巡洋舰“紫石英号”事件。这艘军舰闯入解放军攻击国民党军队的区域，由于船上煤炭不足而无法从华中地区返回上海。

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都转到了宴会长条桌的另一端，准备筛选刘少奇莫斯科之行的会谈材料（参加宴会的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科瓦列夫先生，他是苏联前铁道交通部部长，也参与了会谈文件的挑选并将陪同刘少奇前往莫斯科）。这样就剩我和毛泽东坐在了一起。

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五卷本的作品选集）中详细讲述了这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会面。后来我还多次见过毛泽东：一次是在我国大使罗申向他递交国书的时候；一次是在1949年11月7日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一次是1949年12月毛泽东从北京经过中国东北到苏中边境的途中；还有一次是在北京火车站迎接他从莫斯科回京。在我看来，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一个能够掌控国内局势的民族领袖，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熟知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智者，一个在周围人当中享有绝对威信的领导。同时我也觉得，他并不太关注国内政治和国际局势的个别小细节，而是全权交由周恩来或刘少奇处理问题。

在我和中共领导人单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咨询一下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这些人物在我的副博士论文中曾涉及过：孙逸仙、严复、康有为等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都给我作了详尽的答复。由于桌子另一端一直在进行刘少奇赴莫斯科的文件筛选工作，所以我决定再问问毛泽东对于汉字前景的看法，它是否会被拉丁文字所替换（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举了30年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的汉语拉丁化的试验，这是一场由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中国学者瞿秋白、吴玉章发起的试验）。毛泽东回答说，他知道这些将中国象形文字改为欧洲文字的试验，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试验，但他反对将中国文字改为拉丁字母，因为那将使中国人无法了解自己几千年的历史，因为这一历史恰恰反映在象形文字中。

我有幸见证了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时刻。我站在观礼台的下方，观礼台上站着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有一些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民主派领袖。大典结束后不久周恩来的助手韩叙（后来做了中国驻美大使）来到总领馆，交给我一封周恩来写给莫斯科的信，信中向苏联通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情况，并希望苏联对新政权给予承认。我立即将信译成俄文并发急电给莫斯科，第二天苏联就宣布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2日我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直到苏联大使抵达北京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了国书，之后我被任命为参赞。作为参赞，我常常与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们接触，比如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侯外庐教授，还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著名翻译戈宝权先生。戈宝权1949年夏天正好在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他立即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直到新中国首任大使王稼祥到任。

在我后来的中国之行中我曾经拜访过戈宝权在南京的居所，并认识了他的妻子。戈宝权是俄罗斯忠实而真诚的朋友，他在向中国传播俄苏文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戈宝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了中国爱国主义青年小组，这是一个亲中共的小组，1937年在南京活动，而后追随周恩来到汉口，完成他交给的与外交使团联络的任务，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利益，维护统一抗日阵线。

1950年5月，我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革命运动先驱吴玉章的请求为学校外交专业的学生做了几次关于国际法的讲座，之后我就返回了莫斯科。后来我又多次访问中国，主要是因为两类机缘：一类是以科学院学者的身份参加各类有关中国历史的学术会议；第二类是作为苏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受到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我到过中国不少历史名城，比如广州、贵州、陕西、四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延安的访问，我亲眼看到了中国政府和当地政府对青年人和中年人进行革命历史教育的极大热情。我在郑州参观一个新落成的高层历史博物馆时遇到了一群军校学员，我注意到他们饶有兴趣地了解博物馆中的展品，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录着所见所闻。

我的中国之行也使我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首先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驱刘大年教授。在苏中关系交恶的那段时间，我和刘大年有过辩论，但是我们的辩论仅限于对某些具体文献的阐释，并不具有武断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刘大年介绍我认识了研究所的副所长张海鹏教授，张副所长除了在专业上有精深的造诣外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成功地举办了一系列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撰写学术论文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教授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写了很多关于纪实文献的文章。刘大年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去世后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金冲及教授接替他成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我和北京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与他的前任袁同礼先生则认识得更早，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5年末，那时我刚到北平。袁同礼30年代曾到过苏联，他在国图创立了俄语部，深受读者的欢迎。

我的中国史学家朋友中有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他是公认的清史研究权威，清朝统治史的主要阐释者，发表了大量关于满清统治的文献。2000年我有幸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史学大会上聆听过戴逸教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将康熙、乾隆与同时代的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的国王们做了比较，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

在近年来访问中国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修复被文革损坏的历史文物，包括孔子的故乡曲阜。在2007年北京国际史学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张海鹏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关于考古和搜集县、乡一级清朝文献用于研究和出版的宏大计划，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

朱佳木领衔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对新中国60年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该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在许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

每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我都要找机会拜访一下曹靖华教授。1944年我刚到苏联驻重庆使馆时他在那里教使馆工作人员汉语，对我的汉语提高给予了很大帮助。那时候曹靖华经常生病，我每次都是去医院看望他，因此也结识了他的女儿曹苏玲。曹苏玲是父亲忠实的助手，父亲死后她出版了曹靖华的系列书稿，其中包括10卷本的著作及翻译文集。

关于我生活上的朋友我想提两位医生，他们是林巧稚和诸福棠，他们对我的妻子和两个在北平出生的孩子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期间。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参加这一庆典的激动心情。中国展示了自己在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天安门城楼上的嘉宾与北京市民一起隆重庆祝了人民革命的纪念日，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感到无比自豪。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强调一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俄友好协会在巩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近年来领导这两个组织的是一位天才的戏剧家、诗人和戏剧活动家——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在他的努力下中俄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繁荣，各种交流活动及参加人数都越来越多。在这里还需要指出陈昊苏的几位前任，他们是王炳南、伍修权、张文清、屈武等人，他们都为中俄友好往来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中国对外友协东欧部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他们认真地准备每一次与两国文化交流相关的活动。在此我想对他们每个人都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转载自《俄罗斯友人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