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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我与几任美国总统的交往
发表时间:2014-01-14 09:52 来源:国际网
中美关系谁不想搞好?“好”,是大多数人的希望,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美关系谁在想搞坏?“坏”,恐怕只是极少数人的心思,但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视。一路走来,中美关系一直在向前发展,但从未一帆风顺,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尼克松:要当一次店小二

中美关系谁不想搞好?“好”,是大多数人的希望,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中美关系谁在想搞坏?“坏”,恐怕只是极少数人的心思,但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视。一路走来,中美关系一直在向前发展,但从未一帆风顺,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我当过新中国第6任驻美大使,长期参与对美工作,对中美关系有不少亲身感受,有说不完的话……

多年来,我在工作中与6位美国总统有过交往:他们有的在台上,有的已离任;有的是短时间相处,有的是多年交往;有的是“不打不相识”,有的是一见如故。

1989年10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我陪同尼克松乘飞机去杭州参观,之后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在车上我们俩天南海北聊得很愉快。尼克松不知道是从中国电影还是书本里了解到,中国过去把服务员叫“跑堂的”或“店小二”,白毛巾搭在肩膀上,给人端茶倒水,嘴里吆喝着“楼上请”,就像老舍《茶馆》里演的那样。

那天,尼克松兴致很高,快80的老头儿突然萌发童心,笑着对我说:“李先生,我想当一回店小二。”我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便同意和他配合。就这样,尼克松找了块白毛巾搭在肩上,一手提着水壶,一手拿着茶杯,走到我面前,点头哈腰,客气地说:“先生,请喝水。”我连忙说:“谢谢。”然后,他又去为下一位中方陪同人员送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享受”总统当服务员的待遇。我喜欢尼克松平易近人的态度和童心未泯的心态,更钦佩他为发展中美关系所做的一切。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较长时间里,中美两国处于冷战对抗状态。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处于守势。那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十分紧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安全形成严重威胁。面对这种形势,美国认识到,结束与中国的敌对状态符合其战略利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通过“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然后有了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华,无疑是一次历史性创举。这次“破冰之旅”实现了中美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经过曲折和耐心的谈判,两国在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时发表了“上海公报”。在周总理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尼克松不无骄傲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尼克松承诺,如果再次当选,他愿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年1月,尼克松获得连任。同年7月,中美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两国关系迈出重要的一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8月下台,但他关心、支持、推动中美关系的努力一直伴随他走到人生的终点。不管美国国内如何评价尼克松,作为中美友好交往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名字已载入史册。

卡特:不吵不相知

美国有人对卡特总统的评价是:在任上几无建树,离任后成就非凡。卡特离开白宫后多次参与国际争端的调解,并通过“卡特中心”在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进程”。

起初,卡特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不理解,总喜欢拿美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次,我同他争了起来,对他的看法提出异议,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发展权才是最大的人权。美国人没有饿过肚子,就理解不了。1960年、1961年我上大学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丢饭票。不丢饭票也常吃不饱,丢了就只能挨饿。失去自主谈民主,饿着肚子谈自由,究竟有多大意义!难怪中国有人说,你们美国有些政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和卡特是“不吵不相知”,慢慢成了朋友。有一年,卡特邀请我和夫人秦小梅去他在佐治亚州的庄园做客。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种花生和做木匠的经历,他夫人亲自给我们上茶。我呢,就讲起了小时候帮爷爷种花生和拉大锯锯木头的事。听我说到爷爷一会儿要我“别怕弯腰累,小孩子没有腰”,一会儿又说“直起腰来,歇一会儿吧”,卡特总统笑得开心极了。

我离开外交部长的岗位后,和卡特共同参加了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倡议、由前总统或总理以及大学者等组成的“国际长老会”。我官儿最小,年龄最小。2007年,我们一起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开会。卡特见到我就说,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5岁,津巴布韦女性平均寿命才34岁。这么大的差距说明一个问题,平等是具体的。人人平等只是一个理想,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实现。瞧,卡特在人权问题上境界大为提高!

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确有不同看法。如果你在美国的大街上随意采访美国人,问他们就人权而言什么最重要,他们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如果去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问同样的问题,人们会说“有房子住”、“有一份工作”、“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医疗保障”等等。可见,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所理解的人权问题是有很大差异的。通过交流,西方人对中国的某些误解和偏见是可以减少和改变的。

在另一次国际会议后,卡特给我提意见:“李先生,你说的话怎么和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么一致?你现在不当外交部长了,能不能说一点儿心里话,说一点儿自己的话?”我笑着回敬道:“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能碰巧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致。”

玩笑归玩笑,我对卡特是敬重的,因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中美实现了建交。1976年卡特当选总统后表示:“没有什么事态发展比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被誉为谈判能手的美国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被卡特派到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开始了他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的直接沟通。

1978年12月15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卡特政府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与台湾“断交”、“废约”、从台湾“撤军”三原则,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这份公报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明确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比“上海公报”又进了一大步。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应卡特邀请成功访问美国,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不过,中美建交当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又一个障碍。卡特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他说,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是促成了美中建交。事实证明,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的历史性飞跃,也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里根:从敌视到友好

2004年6月11日,我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使参加了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里根前总统举行的国葬仪式。

那一天,华盛顿天空阴沉,细雨绵绵,仿佛也在哀悼里根的逝去。美国总统布什,几位健在的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福特、卡特,美国政府各部门高官,美国各界人士及各国贵宾共约4000人参加了仪式,为里根总统送上最后一程。

上午11点,里根总统的灵柩从国会山运抵教堂,由8名仪仗兵缓缓抬进教堂大厅,灵柩上覆盖着美国国旗。随着唱诗班数十名少年清澈的颂歌响彻教堂,国葬仪式正式开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里根当年的副总统及继任者老布什先后致辞。最后,小布什代表美国政府致悼词。仪式结束后,仪仗兵护送灵柩至停在教堂外的灵车上。这时候,教堂鸣钟40下,以表达对这位第40任美国总统的哀思。

看着里根总统的灵柩,我不禁想起曾陪同他参观西安兵马俑那次快乐旅行,更感慨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影坛跨入政坛的总统,是当选时年纪最大的总统,也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总统之一。里根上台后,在国内推行减税计划,放宽政府控制,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据美国朋友说,他改造了共和党保守派,是美国现代保守派的主要政治代表,他的政治理念至今仍对美国政坛有着重要影响。在外交上,美国媒体认为他的外交政策为结束“冷战”奠定了基础。里根以直率、乐观、幽默的个人魅力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心,1989年他离任时的支持率高达63%,创下了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里根执政时期,中美关系是“低开高走”,用美国人的话说,是“先敌视后友好”。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赢得选票,里根公开表示,如当选总统,他将与台湾互设“官方联络处”,恢复“官方关系”。里根还承诺,将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需要。这说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里根一开始感情上是倾向于“老朋友”台湾的。当选后,里根准备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出席就职典礼,打算允许台湾在美国增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分支机构,酝酿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要同美国开展一场斗争,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要准备中美关系倒退到1973年互设联络处时的水平,甚至退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前。那个时候,荷兰向台湾出售了两艘潜艇,我们果断地把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也给了美国人一个警告。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美斗争要立足于“不怕”,也要讲策略、注意方法,我们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多方努力,迫使美方让步,让已经抵达华盛顿的台湾官方人士以因病“住进了医院”为由,没有出席里根就职典礼。后来,双方就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并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史称“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就对台军售问题向中方做出三项承诺: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至最后的解决。

1984年里根访华是中美关系好转的标志。这一访问推进了两国在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此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里根曾把中国称作“战略盟友”。中美开展军事合作被视为里根任内一项有魄力的决定。有美国专家评论说,在里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逐渐进入“蜜月”期。双方高层往来频繁,务实合作得到发展。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高潮,中美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对中国经济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里根在任上为中美关系所做的好事,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老布什:知子莫若父

老布什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英雄。他那时是美国海军飞行员,在一次对日作战中,他的飞机被日军击中坠毁,他跳伞落到了海里,几天后幸运地获救。有人后来问他:“你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他回答:“是为了逃生,因为日本兵打中了我的飞机,我没有勇气就没命了。”他没有豪言壮语,而是实话实说,告诉人们:生命可贵,生存第一。

老布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70年代初他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喜欢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胡同里转悠。1989年初就任总统后,他打破惯例,很快就偕夫人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中方在钓鱼台国宾馆送给他们夫妇的礼物就是自行车,一辆男式的,一辆女式的。

按理说,对中国比较了解和友好的老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应该发展得顺利一些。但是,他访华后不久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后来,中美关系又受到冷战结束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冲击。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老布什为了扭转竞选颓势,争取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这件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损人未必利己,老布什还是败在克林顿的手下。

国际形势的发展常有一些“想不到”。老布什时期,中美关系有理由更上一层楼,结果却“高开低走”,麻烦不断。

2001年初,我从驻美国大使的任上调回北京工作。临走前,老布什专门让我坐他的专机到休斯敦他的家中吃饭。他的大儿子小布什即将就任美国总统,我也想与老布什好好聊聊。

吃饭的时候,老布什说:“我现在是全世界最值得骄傲的父亲。北京有的人是不是对我的儿子当总统有点儿担心?”我说:“没那事儿,对你儿子当选,我们很高兴,也发了贺信。你儿子跟中国是有感情的,在你常驻北京期间他到过中国。”老布什说:“当时他对中国的印象不是太好。”我说:“这也没关系,不少中国人对当时中国的印象也不太好。那时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我们彻底否定了‘文革’,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你儿子如果现在再去中国的话,他的印象肯定会很好。”老布什说:“那就请你转告江泽民主席、转告中国人民两句话,第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这个当父亲的更加了解自己的儿子,这叫‘知子莫若父’;第二句话就是,我儿子一旦上台,会为发展美中关系而努力,他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竞选期间把中国说成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那是竞选语言,还有好多人说他对中国不好,那不是事实,中方不必担心。”

老布什的国务卿贝克在旁边插话说,新政府不会像克林顿那样凭“民意调查”制定外交政策,不会根据《纽约时报》某篇有关人权问题的社论或文章攻击中国。我开玩笑说:“现在有两个布什总统,我们不好区分,怎么办?”老布什和贝克出了个主意:“以后你给国内写报告时就说‘BONE’(B1)是老布什,‘BTWO’(B2)指小布什。”我调侃道:“那不成了美国两种战略轰炸机吗?”

(转载自《新民晚报》,来源于《说不尽的外交》,该书是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首部外事回忆,全面回顾了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披露了诸多重大外交事件内幕)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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