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的腐败问题泛滥，甚至腐蚀了党和国家权力的最高层。在过去近十年里，中国腐败的严重程度居高不下。西方媒体经常讨论中国是否已经对腐败问题失去了控制，但事实是，中国的腐败还没有达到耸人听闻的地步。其次，中国共产党将打击腐败看作严肃的工作，而不仅是一句务虚的口号。诚然，反腐工作如果冲不破巨大限制和障碍，其成果将十分有限。第三，中国当局加强了国际合作，学习国外先进反腐经验，这将对反腐战略带来正面的影响。

作为一个公众话题，腐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民意调查都关注着民众对腐败的看法和感受。多数民调反映出，腐败是今日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地区民众关注最多的问题，其受关注程度甚至在社会平等和医疗保障等问题之上。这些民调同时显示，受访者们认为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分隔政治和经济领域、政府如何提高透明度、特殊团体的利益如何得到控制等问题。据媒体报道，反腐攻坚战最重要的战场集中在土地征用、住房、食品与药品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教育等领域。

关于民众对腐败的感受和讨论，网络博客往往能够提出有趣的见解。博客作者们呼吁反腐部门应获得更大授权、开展更深入调查、增强对官员及官员家属们的监督力度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从九十年代起，反腐倡廉文学作品走红，催生了一场文学运动，一些艺术家也搭上反腐艺术的顺风车，创作了《贪官名人堂》等与反腐主题紧密相关的艺术作品。所有这些例子都显现出腐败问题在社会公众眼中的极端重要性。对惩治预防腐败问题，中国领导人头脑十分清楚，早在1995年，江泽民就已经发出了警告：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政权可能走向崩溃；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也都曾经多次做出过重要指示。

在提出关于有效惩治腐败的思考建议之前，首先要研究腐败现象所面临的一些客观困难。第一，对腐败的定义存在分歧。一方面，有人将腐败定义为以权谋私，但社会对于品行不端、道德丧失等与腐败紧密相关的现象定义十分笼统；另一方面，法律上对欺诈、贿赂等违法行为有着具体的描述。第二是数据和分析的困难。由于贪污腐败活动的违法性和隐蔽性，很难收集到可靠的数据。即使我们能够找到民众对腐败认知以及贪腐案例的数据，也可能对同一份资料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准确地认知和解读腐败现象非常不容易。第三，腐败的相关信息可能成为权力斗争中的武器。一方面，认知和现实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另一方面，腐败问题可能变为政治工具，也可以成为国家存在结构性不足的佐证。另外，腐败现象还牵涉了中国境内外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研究分析该问题需要格外谨慎。

腐败在房地产业、公共资金、查缉走私、基建项目、法律系统等领域内尤为猖獗。据不完全统计，由于贪腐对国家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资本流失造成的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据部分数据显示，45%的家庭在医疗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遭遇到红包贿赂的问题。此类数据明确显示中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与这些轻度腐败现象打交道，而这样看似微小的问题对政治体制则构成严重的侵蚀和威胁。腐败案件与涉案金额的数量都凸显腐败的系统性和制度性，而不仅仅是某些个人品行不端那么简单。自2012年起，欧洲的媒体就开始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日趋严重，但这只是媒体从一些政治事件中得出的片面印象而已。从透明国际公布的腐败认知数据来看，中国的排名在过去十年中基本稳定在同一水平，希腊和印度比中国的排名更低（即贪腐更加严重）。

中国腐败的源头是什么？首先，改革带来了结构性机遇和激励：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地方官员对公共资金的掌控权也是造成腐败问题的源头；制度不健全，法律系统存在缺陷，有效管控不足。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规则与使用财富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社会大规模转向财富积累。“腐败文化”的泛滥也值得注意：首先，官员们不认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是可耻的。其次，一些人错误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喝茅台”这个例子就很好地佐证了第二点。国家新近出台规定，禁止官员公款消费茅台酒。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据说有的官员竟然改用矿泉水瓶装茅台酒，继续宴客。另一类例子是许多官员的海外培训项目，这类项目一般由官方和非官方两部分组成，后者常常相当于观光旅游。腐败文化的另一种体现是官员们对“地方灵活性”的理解和态度。因地制宜、灵活应变本是中国体制很重要的方面。改革的分权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因地制宜”的政策导向发展到危险的地步，可能被利用来为错误的做法作辩护。中国政府应该在以当地情况为导向的灵活性与可用于各地的标准化操作之间寻找平衡点。否则，地方特殊情况就可能成为掩饰腐败的借口。另外，社会上已经对官员地位带来的好处见怪不怪了，这种风气给原本正直的官员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腐败的后果是什么？腐败可以导致公款遭浪费；公平竞争受损；物价遭到扭曲；行政效率低下；食品、药品、直接投资的安全风险提升；侵蚀政党的合法性；污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另外腐败使中国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也导致民众对社会正义的呼吁越来越急迫。

鉴于以上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展开了反腐倡廉的各项工作。一方面是从技术层面加强体制建设与执法力度来防腐拒败；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工作，尤其详细介绍行贿受贿、诈骗、国际反腐合作等定义明确的概念。另一方面，中国正在通过运动和严惩这两种政治手段周期性地打击腐败官员。这些行动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也与社会对腐败的广泛认知有关，但它们却并不透明，故较可能成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不能与法律保持一致。

最后，时至今日，从前的反腐战略似乎已经发生改变。对腐败的定义已经从个人道德的沦丧上升为暗箱运作和行政透明度缺失的问题。其次，反腐战斗应该进一步从周期性的重拳出击向持续性的制度建设和法律执行转变。此外，社会可以在反腐工作中常规化地扮演合作者的角色。

中国领导人强调，反腐工作包括对贪腐官员个人的惩罚以及结构性预防腐败两方面。其中后者对建设现代化、高效率的管理队伍尤为重要。其次，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有助于防止小规模贪腐，但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党地位则限制了减少腐败的成效。第三，中国司法系统和反腐机构的独立性不强，再加上公共管理的透明性不足，导致反腐斗争效果不显著。最后，虽然中国已经在法制建设与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反腐工作仍然遭到来自地方官员的重重阻力。这意味着中共如果在反腐上操之过急或打击腐败过于直接，都可能造成重大问题。

（本文系根据主办方提供的会议记录翻译）

（转载自《社会观察》，Anja Senz为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教授，现任德国杜伊斯堡市鲁尔孔子学院常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