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高寿世家的全部历史都与中国紧密相连。我继承了我父亲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的事业，他是一个外交官，而且是莫斯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我们全家 1932年秋来到中国，那时我只有几个月大，而妹妹加琳娜就出生在中国。我前三年在新疆度过，后三年在哈尔滨度过——这就是我的中国童年。那时父亲在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工作。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文科。1954年东方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合并，所以我拿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证书。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来到中国，这次是独自一人。先是被派到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管理局当翻译，而管理局的领导又把我派到中苏友好协会《友谊报》编辑部工作。从那儿又被我国大使巴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调到使馆工作。我在使馆一直工作到 1961年。1965—1969年我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当一秘，然后又从美国调到北京，在驻华使馆当参赞。中国当时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那是两国关系史上非常复杂的一个时期。当时不让带家属，我们只好过单身生活。后来我还在外交部东南亚局、对外政策规划局和第一远东局工作过。1986年我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负责所有涉及亚太地区的工作，首先是和中国有关的工作。我在这一职位上干了五年多。1992年 4月被派往中国任大使。这已是我第五次被派驻中国，加起来我一共在中国生活和工作28年半。

这个国家一直对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吸引力。中国的特别首先是其悠久的历史。今天许多专家认为，中华文明有 3000年的历史，不久前发现的证据表明，不是3000年，而是 5000年。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哲学，这一切都是它自己独特的。这是它主要的区别特征。让我们想一想宣布改革方针的伟大领袖邓小平，这些改革持续了 30多年，其中一条主要的口号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开放，向全世界开放。这引起了全世界对中国的兴趣。这样一种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和交流对于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从前是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于世界文明和科技。现在中国已经跻身于科技发展的第一梯队，比如，制定了自己的宇宙开发计划，每年发射几颗卫星，第一个宇航员进入太空，正在准备女航天员的飞天计划。所以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我们作为中国的近邻应该在开放、合作与战略伙伴的基础上与其发展关系。我们是战略伙伴，这一关系被写进了 2001年 7月 16日由普京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共同签署的条约里。

我想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层，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多人事变动（现在他们被称为党的第四代领导人），但是并没有改变前几任的对外方针。这是一个建立多极世界的方针，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单极世界，在这一点上我们两国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也希望世界是多极的，防止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占据垄断地位，搞霸权主义。谈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现在基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地区的主导国家将是中国，因为它在许多指标方面已经不仅在该地区、而且在全世界都居于第一的位置。我举一个例子。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金融状况都非常不稳定、不持久，常常陷入危险境地。大家都非常希望中国不改变自己的金融政策。北京也是这么做的。它奉行一种坚定而持续的金融政策，不管是对美元还是对其他货币，中国货币的汇率多年保持不变。此外，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利益。这已经得到众多邻国的高度重视。他们更加重视中国领导层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中国永远不威胁他国，不侵略他国，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境外某些势力在有意造谣生事。中国的主要原则是要保持国界全线的安宁、和平和稳定，与所有邻国友好合作。这毫无疑问是针对所有的亚洲国家而言，同时更是针对俄罗斯而言。

在与我国领导人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是限制（准确地说，是禁止大规模移民）将中国公民迁移到其他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部门的合作。因为不管怎样，总有一些不法公民企图破坏现有法规，而且不一定是想在我国定居，而是通过我国进入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独联体国家。只要是执法部门合作顺畅的地方，这些情况都不会出现。

中国的海外侨民，根据不同的统计数据，大约在 5000万至 7500万。其中有大量侨民生活在美国。20世纪 60年代我在苏联驻美使馆工作的时候，美国有40万华人聚居。美国政府对这种现象非常淡定。到90年代，我问美国的外交官，现在你们国家有多少华人？他们回答说有 400万人。他们解释说，这些人一般都是专门领域的人才和专家。他们完成学业后留在美国，或者是从其他国家来到美国。当然，他们入境的时候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移民局会对他们提出苛刻的要求。如果他们遵守这些要求，就会被放行。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在各自领域非常优秀的专家。这就是美国对待移民的态度。加拿大大约有100万华人，他们散布在加拿大各地，但加拿大人并不认为有任何危险，而是利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这些经验值得俄罗斯借鉴。我们也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永远不必害怕任何“黄色威胁”。其实如果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根本就不会有这种威胁。应该利用他们劳动力和知识方面的条件，但要按照合同和协议来办。合同一到期，他们就应该按规定返回自己的国家。

中国经济近十年的增速大约是每年 10%。不难预测，这个世纪的确属于亚太地区。而在这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中国。

我汉学家的职业生涯与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学习紧密相连。关于这段经历我想从我考入这所学校之前的几件事谈起，因为我前四年的大学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的。这所著名的大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培养东方学专家，其中也包括汉学家。

我是1950年考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我父亲于 1928年从这里毕业。他 1921年考入该校，但由于种种原因，读了七年才毕业。他上学的时候被派往中国工作了几年：这既是工作，同时又是实践。回到莫斯科后他终于完成了学业。我永远都记得学校的校址：罗斯托金胡同，13A楼，亚乌济河边一栋古老而美丽的建筑。在这里毕业的不仅有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妹妹，也和我一样是个汉学家。

无疑，这样的选择是子承父业的结果，的确我们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当我和妹妹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两次带我们去了中国，在新疆和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工作。

于是，我在东方大学读了四年书。1954年夏天，大学生放暑假。我想说的是，从大学三年级起，我就很少去上课和参加考试了，因为学校经常派我去做来访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我记得有几个大的代表团，比如中国工艺美术代表团，他们来莫斯科是为了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举办大型中国实用艺术展。当时苏联文化部长为艺术展揭幕，中国代表团团长庞熏琴教授做了精彩发言，我做翻译。

这样我就经常旷课，有时甚至旷一个月或更长。在 1954年的一次翻译任务中我听到这样一个新消息：刚颁布了一个政府令，不知是米高扬还是马林科夫签署的（具体记不清了），说莫斯科东方大学要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合并。当然，谁也不知道这对我们这些年轻的汉学家会有什么后果、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但是我们都举手欢迎。

根据这个政府令，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五年级（我当时正好上五年级）全部转至国际关系学院，其他年级分配给其他学校，有很多人转到了莫斯科大学。（我妹妹就到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就读，然后获得莫大的毕业证书。）

现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错误而轻率的决定。东方大学那时已经存在了35年，有着自己的传统和科研基础，形成了高水平的教学团队。东方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东方学家，其中有外交官、翻译、作家和学者。比如普里马科夫就曾经就读于东方大学的阿拉伯语专业。

如果没有这样一所大学，到哪里去找与东方国家发展合作所需要的人才？这个决定后来被生活本身证明是错误的。几年后我们被迫要恢复这样一所院校，但只能是另起炉灶了，所以有了莫斯科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过了不几年，这个学院又被改编为亚非学院，而后者得以一直顺利发展至今。该学院的许多汉学专业的毕业生都在外交部的中央机关以及驻华使馆工作。

非常重要的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校领导和外交部的领导都特别关心东方学方向，每年该学院都毕业一批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就业上很受欢迎。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一直很顺利。目前和它有合作关系的高校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近年来该学院的20多名大学生在这些高校中进行了语言进修。

此外，在两国外交部门 2001年11月5日签署的协议框架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9名大学生和5位教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完成了进修。其中一些人已经进入外交部、总统办公厅以及其他部门工作。交流正在进一步扩大。其中，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们被邀请参加了由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年度大会2005—2006年模拟联合国。

现在我们再回到1954年。我的大学五年级开始了，我们搬到了一座完全陌生的大楼里，国际关系学院位于克里米亚桥边的一栋大楼。据说，这栋古老而庄严的大楼革命前曾是一所士官学校，现在则是俄罗斯外交部所属的外交学院所在地。

我们愉快地继续学业。教学大纲的范围大大拓展了，增加了许多外交课程。但命运又让我继续接待中国代表团。有一次我被安排到一个京剧团工作，为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翻译。梅兰芳创立了自己的京剧流派，至今为人们所景仰。另外一次我接待了中国国家篮球队，他们在我国的各大城市巡回访问了一个多月，参加了许多比赛。后来又接待了中国田径队，他们应邀参加在基辅举办的苏联田径锦标赛。

参加翻译工作时经常是我和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克留科夫一起去。克留科夫是我的老朋友、著名汉学家、博士、教授。我们两个经常旷课，甚至考试也不参加。所以，当我们俩回到学校后，还要专门为我们组织考试。我大学生涯中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当过本年级的团支书。

现在想谈谈我们的年级。当我1950年考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我发现，中文专业是学校历史上招得最多的一届，共155人。原因很简单，大约一年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1950年2月14日就签署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签署）。相应地，学院受命扩招中文专业。遗憾的是，五年后我们毕业时，前景却没有这么乐观。

1954年9月我们开始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就读。1955年春我们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毕业证书，上面写着我们是东方国家专家，专业为中国方向。可是让中文专业的毕业生措手不及的是，没有任何分配，没有任何就业。只有两个学生例外，因为他们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而且是苏共党员，所以他们两个被分配了工作。我们拿到毕业证书后被告知：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自己找工作吧！为了找到工作我只好求助于我所在的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区的共青团委，但他们只是答应考虑考虑……

在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的几个月中，我作为曾经的团支书，十分担忧自己同学的命运，因为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朋友们经常打电话给我，向我抱怨。我们的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赫鲁晓夫同志非常关心未来的汉学家们，许诺为他们在远东找工作，因为那儿和中国有许多接触。我们听后很高兴，大家都满怀希望。

但是到1955年的时候我听到了以下消息：毕业生中有人做了体育教师，有人去了中学教英语，许多人去了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大家都很想工作，但要想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却不太现实。当然，毕业时我们的人数已经不是155，而是130左右。但政府还是无法为我们解决工作问题。我当时还同时上了莫大语言系国外新闻专业的函授，那时还没有新闻系。我的导师和精神教父是扎苏尔斯基教授。后来我研究生毕业，通过了国外新闻专业的论文答辩。

毕业后一两个月，那是1955年的夏天，我和我的朋友克留科夫被邀请临时参加苏联科学院的一个翻译工作，协助苏中联合考察团考察阿穆尔河及其支流，为以后建水电站选址。

就这样我和克留科夫7月份飞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在那里我们进行了几天岗前培训，熟悉了考察团的成员，他们主要是两国科学院的学者。给我们派了三艘船，两艘是苏方的边防巡逻艇，还有一艘是中方提供的白轮船，虽然不大，却很漂亮。我们考察团就乘坐这三艘船沿阿穆尔河向上游进发。整个行程大约一个半月，到 
8月25号。路线如下：到达阿穆尔河上游源头后返回，顺流而下。航行过程中我们交替在苏方和中方的河岸停靠。回返时我们先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然后到哈巴罗夫斯克，从哈巴罗夫斯克改乘飞机返回莫斯科。这一路行程非常有趣，无论是在我国的村镇还是在中国的农村，都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当我2005年再次来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工作时（在中国待了13年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句民间谚语：山不转水转。

几个月后，我被叫到外交部干部局（这已经是 1956年初了），据说是副部长费多连科的指示，希望我去北京工作。他们告诉我，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急需几个俄罗斯的翻译。当问我是否同意时，我回答说：嗯，同意。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外交之路。我被列入外交部储备人才库（大约是1956年3月）。4月初，我坐上了莫斯科到北京的列车前往中国。

1956年4月通过外国专家局我被派到中国卫生部当翻译。当时卫生部部长是李德全女士，一位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当代中国史上的知名女性。当时在卫生部有一大批来自苏联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由苏联卫生部副部长伊万·格奥尔吉耶维奇·柯切尔金统一领导。

很快就到了7月，酷暑难耐的季节。有一天伊万·格奥尔吉耶维奇对我说：“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和你要立即去一趟湖北武汉。事情是这样的，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省份爆发了可怕的血吸虫病，有近一亿人受传染。”

这趟差很快就成了，我们两个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风景秀丽的东湖边上。我们在那儿待了大约10—12天，一直在视察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周边农村地区。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个村庄，那里83%的居民都得血吸虫病死了。我们看到了许多可怕的场景，走进一个屋子，病床上躺着一个极度虚弱的病人，肚子鼓得很高。血吸虫通过水进入人的血液中，尤其是湖水（周围的湖都被污染），然后转移到肝脏。肝脏开始硬化，过一段时间人就死了。所以严禁人们尤其是妇女儿童下水（当然，很少有人遵守），而当时的气温大约是40摄氏度，因为武汉是中国的七个“火都”之一。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天，中国同事悄悄告诉我们，湖对面的一个小屋里住着毛主席。

武汉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一些地方我们上岸了解当地疫情。对于我们的卫生部副部长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国家没有这种病，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但他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家，可以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最后我和他都病倒了，但得的是水土不服的胃肠疾病。一个半月他瘦了8公斤，我瘦了12公斤。我们的行程在上海结束，柯切尔金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上给中南部省份的医生们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汇报了此次武汉之行的观察和结果，提出了一些建议。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北京。

又过了几个月，我被派往《友谊报》工作，这是一份专门给苏联专家看的俄文报纸，因为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有好几千人。我的工作是翻译，但有时候我也客串一下作者，自己写一些文章。我在《友谊报》编辑部工作了大约一年的光景。1957年底报纸被改为周刊杂志《友谊》。

就在那段时间里，我有几次被叫到苏联驻华使馆做翻译。1957年底的时候，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苏达里科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好了，伊戈尔，现在让你直接参加外交工作，再说，你也是外交部的储备人才。”

于是在1958年1月7日我被录用为苏联驻华使馆的译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被委以重任，其中有几次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朱德等领导人当翻译。这样我在使馆一直工作到1961年6月22日。我在来北京五年多后离任回到莫斯科，到外交部第一远东局工作。在那里还是做外交工作，不同的是在中央机关。那年秋天我有机会在东欧共产党第一书记会议上做了一次同声传译（中国驻苏联大使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后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为所有的发言做了汉语的同声传译。

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第一次到中国工作，那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和美好的会面——所有这一切都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一时期我最珍视的是那些和我一起学习、交往和工作的人。

我很为我的同学们骄傲，他们中间有科学院院士、顾问、科学博士诺达里·亚历山大洛维奇·西莫尼亚，科学院院士和顾问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米亚斯尼科夫，教授、科学博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克留科夫，等等。尽管大学毕业后很多人一开始没有找到工作，但后来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报效祖国的用武之地。我在国际关系学院拿到生活的通行证之后，经历了外交工作的所有岗位：从驻华使馆的译员一直干到外交部副部长。

在此我想感谢我的老朋友张德广先生及其同仁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自己从事中国方向外交工作的经历。我已经说过，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差不多80年之前，1932年的秋天，我刚出生几个月。我的朋友和熟人常常问我，为什么选择了汉学？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我前面也说过，我是听从我父亲阿里克谢·彼得罗维奇的建议选择了这一方向。关于我父亲我还想多说几句。他1939年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后先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之后便转行做教员和翻译，他真是一个好翻译！他随后的岁月一直致力于将中国作家的小说译成俄文。在这一领域他的最大成就是把两部中国经典名著《水浒传》和《西游记》翻译成了俄语（与我国另一个著名汉学家科洛科洛夫合译）。

目前我在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工作，负责研究亚太地区问题，在这个地区对我来说最主要的还是中国。我定期与中国代表团和中国记者会面，常常要接受采访，写一些文章。你们知道吗，中国朋友送给我这样一个称号——“最后一个莫西干人”。我一开始没有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们解释说：“您实际上是最后一个与中共四代领导人全部见过面并工作过的俄罗斯政治人物。”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四代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邓小平及其战友们、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当然，我并没有代表国家参加过与全部四代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但我的确与所有四代领导人都见过面，首先是作为翻译，我从1956年被派到中国后就开始做翻译了。

在我记得的与所有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中，印象最深的首先要数和毛泽东的见面。第一次见他是在1960年2月，当时我国大使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年科接到莫斯科的指示，面见毛泽东并向他通报苏联领导人及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这场冲突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忆深刻。我那时在使馆礼宾处工作，接到指示后我马上联系了中国外交部，向他们表达了苏方的意愿。没过多久我们得到答复：很遗憾，毛泽东主席现在不在北京，他在南方，在广州，但他愿意在那里会见大使，如果苏方愿意，我们准备明天一早派一架伊尔18送你们过去。

自然，大使接受了这个提议，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从北京飞到广州。同行的除了大使和我之外还有参赞萨弗罗诺夫。我们于当天早上抵达并希望能尽快与毛主席会面。但当地领导人告诉我们，毛主席刚躺下休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养成了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我们被安排在一个位于公园内的宾馆休息。我们一整天都在公园里散步，等着消息。晚上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同志准备接见我们。车队驶出了宾馆，我们以为会见地点是在城里，但是很快，我们驶出了城区，经过城郊，驶入山区，走了很久的盘山公路。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们的中国陪同指着山下远处峡谷中的一幢二层小楼，告诉我们那就是毛主席的住处。汽车向下行驶，我们来到这栋楼前，毛泽东从大门走出来，热情地跟每个人打招呼，握手。我们走进会议厅，他请大使通报情况。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详细地讲述了他从莫斯科接到的任务。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甚至可以说聚精会神。会谈结束后毛泽东请我们到隔壁餐厅吃晚饭。我们过去落座，我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席间大家又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让我们惊讶的是，毛泽东在晚宴上就着红酒吃了很多红辣椒。我们都不敢这么做，因为辣椒一入口，嘴巴就像着火了一般疼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了会议厅，会面进入尾声。毛泽东向我们讲述了中印边界的现状。

我还在苏联大使馆内参加过一次与毛泽东的大型见面会。那时我们正在准备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在这次庆典上我们邀请了所有外交使团、各国驻华代表、中国各部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领导。我们事先接到通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来参加庆典。大使和我晚上6点左右从使馆正门出来，准备迎接周恩来总理。几分钟后驶来一辆大轿车，周恩来走出来，对着大使耳语了几句，说10分钟之后毛主席要来做客。这是我们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果然，不一会儿另一辆车来到使馆门前，从里面走出了毛泽东。我们热情地向他致意，陪着他进入使馆大厅，沿着汉白玉的台阶走上二楼的白色大厅，这是使馆最大的厅，此时里面已经满是来宾。在大厅里列宁像的下方摆着两把大椅子，是给毛主席和大使准备的。后面有一把小椅子是给翻译（就是我）准备的。毛主席到的时候正好是6点。交谈开始，气氛热烈而有趣。各国大使和中国领导呈半圆形围在我们身旁，自然，大家一起拍了很多照片。整一个小时后，毛泽东从椅子上起身，开始向大家道别。我们把他送上了车。

我的中国朋友们不止一次对我说，毛主席没有拜访外国使馆的习惯，他从来没去过别的外国使馆，而这次去苏联大使馆绝对是百年一遇的罕事。

这就是我有幸参与的两次见面。此外，当毛泽东或周恩来接见一些从莫斯科到北京来的代表团时，我曾在他们的会议和会谈上做过翻译。例如，我曾给博布罗夫尼科夫主席率领的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团做过翻译。

我所长期待过的中国城市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比如哈尔滨，我们全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从1936年到1939年。在这个城市里印象最深的首先是日军对苏联领事馆的冬季围困。我清楚地记得：外面天寒地冻，白雪皑皑（天气和我们的远东一样）。日本人禁止领事馆的人员出入，并停止向领事馆供水。我父母则禁止孩子们到院子里玩耍，为的是不把雪弄脏，大人们将雪小心地收集起来，拿回家将其融化，这就是我们的饮用水。小孩子们只能待在家里从窗户里看着这一
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苏联政府坚决要求日本当局撤销这一可恶的封锁……（顺便说一句，哈尔滨的所有居民都很反感日本人。）

（来自《俄罗斯友人看中国》，原标题为：中国朋友常对我说：“中国是你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