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话：“如果不考虑中国的特殊性就完全无法理解它；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和特殊的群体。”在此我不想用日常生活特点的例子来谈中国特色，但可以从中国特色某些方面的社会属性来考察这一问题。中国自然是遵循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但它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客观现实，这些因素构成了地球上这个独特的世界。

这种感觉在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就出现了，那时候刚开始理解汉字所蕴含的美学和哲学意义，明白了象形文字思维是中华文明的特色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巨擘之一王蒙曾经说，“象形文字是中国人的重要神经，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根基”。汉字在中国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它们把广袤空间里散居的中国人联接在一起，是国家反民族分裂斗争的文化武器，它们在历史上和时间上起到融合团结民族的作用。整个绵长的文字历史，数千年的文学——这就是象形文字。在全球化条件下象形文字对中国精英层来说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它既是防止模糊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特殊手段，同时又把中华文明推向地球的一个特殊区域。除了文字，中国的传统建筑也独具特色。北京的宫殿——颐和园、故宫、北海等都是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经典和象征。在中国四处走走你就会发现，差不多各地都有建筑类型和艺术风格相近的一些宫殿、塔、公园、寺庙、双狮及双龟。对习惯于自由思想的外国人来说，这可能是几千年的保守主义和一成不变。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国家的统一、传统的强大、统一世界观的形成之源，我有幸参加过多次中国的全国画展，参观过齐白石、徐悲鸿的博物馆，看过一些非常独特的京剧节目，比如《美猴王孙悟空》、《三岔口》、《大闹天宫》、《空城计》……中国的古典绘画和戏剧构成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基础，它们再一次证明，中国一开始就是另一种文明，另一个世界，它并不急于和世界融为一体，而是要长久地以自己的历史和传统遗世独立。

中国在宗教和迷信崇拜方面也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中国传统宗教的特点在于其混合性——它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宗教和迷信的杂糅，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有机组织，或者说教派。它是儒、释、道的多样融合，只不过在伦理方面儒家占优。在很多寺庙里都能看到各种不同宗教和信仰的交叉影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除外），不同教派的神和平共处。人们也许会觉得，这是宗教实践中的某种乱象，但在这一乱象后面蕴含着某种社会理念：将所有的外来人都统一为中国人，而不
是根据宗教来将人区分开。这种来者不拒的“杂食性”与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有关，即接受一切有利的事物，避免宗教狂热主义，避免中国人之间的对立。

我尝试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些14、16、18世纪的作品每一个自尊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熟烂于胸，其中体现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如果对中国历史、风俗、民族心理没有深刻的了解，不懂得各种规则和仪式的意义，那么就不可能看懂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诚然，这些作品的俄译本有时显得晦涩和呆板。或许正是因此拉乌申巴赫院士说，读中国古典小说和服苦役一样艰难。

总体上中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文化上超然不群，世界观上接近宇宙源头，与自然和历史的深刻联系，存在与精神方面的延续统一。所有这些都让人们想起过去和未来的时代，惊讶于中国的社会特色。

我到过中国的几十个城市、企业、国家机关和科研院所，与中国同行以及各种不同职业、年龄、教育水平的人见面交谈，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国光（现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权威），人民大学教研室主任苏醒（后任《求是》杂志社总编，中央党校副校长），还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中央部委领导管大同，钱家驹（音），薛暮桥，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后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还有很多其他人。和这些人的会谈建立起一个个鲜活的微形象，这些形象代表着国家生活全景的一部分，能够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中国精神。我的谈话对象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自己公民本质的理解，根据我的观察，这种理解首先不是指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或者政治制度，也不是以全人类或全世界的共同价值为基础，而是坚定地指向一个目标：他们属于伟大的中国，属于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我认为首先不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文明基础之上，它
更深沉，不会因为革命、政治运动和偶然变故而动摇。如果深入到象形文字思维的内部，自然可以发现一些全人类的价值，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引以为豪的独特性，是使中国人成为独特民族的核心本质。

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对自己传统的尊重和强烈的历史记忆，这一点也反映在社会生活和家庭联系当中。在山东曲阜保存的孔子家谱中记录了其大约50万男性后裔的姓名，共80代，族系谱树绵延2500年。

中国人懂得，不能只沿着传统的道路前进，因为它包含着守旧的因子。孔夫子教育大家，温故而知新。于是传统不再是桎梏，而是生活稳定基础之一，不再是固守先辈墓前的灰烬，而是对生命之火的延续。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国家之间、跨国企业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甚至文明之间的大厮杀。俄罗斯和中国共同遭受的“文化扩张”威胁不仅建立在披着民主、市场、个性自由等外衣下的权力和武力之上，而且还依赖理性主义，将知识、智力、先进的技术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在与这种文化扩张对峙的时候就需要现代意识，掌握一切新鲜事物，直面日益增长的威胁并最终消除威胁。

中国文化和宗教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它们牢牢地植根于自己的民族土壤中，从不消融于外来事物的影响之中，恰恰相反，它们总是能够实用地、合理地将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在数千年间中国中心论决定了中国同化外族的政策、实践和理论。被同化的民族包括了契丹族、渤海族、女真族、满族等。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的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民意思想在中国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后形成了孙逸仙的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同样也做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改造，就连
卡尔·马克思本人也被改造成一个小眼睛且没胡子的男人。中国文明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它历经千年不衰，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顽强和能力，它在吸收和消化外来之物的基础上将其整合，同时不失自己的特色。

中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向前发展的。在20世纪形成了（起先是意识形态上，尔后是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作为国家实践活动的基础）国家战略方针的思想政治纲领，在我看来，这个纲领是一个独特的三位一体。

这个伟大的千年帝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广阔的疆域和古老的文明让中国人首先有理由充满民族自豪感，以自己的历史为荣，从而肯定自我，肯定中国的特殊性；其次让中国人有理由渴望复兴国家昔日的辉煌，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压迫之后；最后，能够催生中国崛起的希望，重新找回地缘政治的优势，做地球上的第一大国。这三个方面最终也许会成为大家的共识，成为现在精英意识的主要社会因素。

如果能简略地概括一下中国自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史，那么可以说，尽管实现国家战略的形式和方法发生了巨变（建国之初的新民主主义阶段——50年代的加速改造和苏联模式——“大跃进”，人民公社——调整），但目前的改革开放政策完全符合总体战略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时期的发展指数世人皆知，就国民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而言，中国已经居于世界第二的位置（与1978年相比，2008年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增量分别是16倍和120倍），就外汇储备和工农业重要商品的产量而言，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一。同样重要的还有经济上的根本性变化：新经济体制的出现，刺激机制的发展，经济效益的增长，社会经济和部门结构的改革。中国在改革时期取得的成绩成为大国复兴的强大动力，也使之成为世界政治和国际关
系中的重要角色，同时也对俄罗斯构成了挑战。

俄罗斯刚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但直到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才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而世界金融危机又让俄罗斯遭受重创。

为什么两国在经济发展上有如此巨大的差距？难道中国和俄罗斯不都是在相同经济类型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吗？对此中国和俄罗斯的学者们众说纷纭，我在这里只想简单地评论一下俄罗斯与中国近几十年来发展模式的本质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造就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面貌。

关于中国改革成功最通行的解释是，中国没有走“休克改革”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尽管这种改革方法十分重要，但它仍属于改革的策略问题。中国的成功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中国和俄罗斯在发展方向上也有诸多不同的因素。

在确立改革方针时，政权的政治学说起着主导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两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中国改革的战略方针是巩固现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把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国家稳定和现代化进程作为头等任务。这是对国家的关心。改革的目的——发展国家，复兴伟大的中国——符合中国人的爱国心理和大国心态，而且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是进行改革的先决条件。

俄罗斯“自由民主派”的战略方针恰好相反，他们是要打破现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攫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主要通过瓜分国有财产、扶植寡头、腐败官员和犯罪分子等方式快速建立社会根基。由此产生了休克疗法，造成国内经济和社会的混乱。对国家利益的忽视并不符合人民的大国心态，大多数俄罗斯人遭受了无情的打击，所以改革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理念与俄罗斯不同，它没有依照某个现成的统一理论，没有按照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方案，更没有遵循西方或东方的现有模式，而是建立在中国具体国情的特殊性之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追赶式发展战略，积极利用比较优势，采取措施向集约型经济转型。第一个优势是拥有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小企业和农业。第二个优势是能够大量吸引直接外资，包括依靠国外华侨的投资，这样就可以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形成数十万个装配产业链。

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也和俄罗斯各异其趣。北京总体上善于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多样化生产，把自己变成“世界工厂”。而莫斯科则不善于有效利用俄罗斯的优势（自然资源和科技能力，包括军工企业、科技人才以及独有的地缘政治空间），一味沉浸在石油和天然气的泡沫中，把国家变成了西方和中国的原料附属国。

当谈及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共同点时，人们通常以“向市场经济转型”来概括。这种提法不够精确，尽管它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体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形式，叫混合型经济。但这一定义也不能完全揭示俄罗斯和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特色和根本差异。俄罗斯限制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强力推行资本主义，深陷世界虚拟资本的游戏之中，实际上进入了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投机体系，而这一体系代表的是全球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及犯罪团伙的利益。

中国混合型经济与俄罗斯经济的根本不同在于，首先是国家对经济的强大调控作用，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后是独特的、与俄罗斯有着本质区别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的共生现象。世界银行总裁沃芬森指出，中国一切成就的取得“都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归功于它对社会渐进而高效的领导”。在中国，国家的作用除了保障市场发展关系、为市场参与者制定规则外，还要防止市场经济的缺陷，为了社会利益调整和改革国有制以及国家发展的社会目标。中国学者强调，中国改革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是建立了“双重经济调节模式”：市场调节作为一般基础，国家调节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机制，其中国家是引导经济发展的核心。

可是如果仅局限于此类评价则可能会忘记中国混合型经济模式的主要方面：国家和共产党确立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长远发展战略——这种目标定位功能许多混合型经济的国家都不具备，其中包括俄罗斯。北京确立了自己的社会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外还有大国发展目标——在可预见的未来摆脱落后并在预定的期限内跨入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将中国变为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强国。

要给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下个准确的定义还比较困难。如果抛开那些怀疑者的恶毒言论（比如盖达尔的“共产主义的集权政治”），那么关于中国社会体制的评论基本可以分为三类观点：

中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持这类观点的主要是政治理论家和学者，他们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体制显然不同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跨国公司垄断统治时期的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后工业时期国家的混合经济模式。但是在中国私人资本的作用很大，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数量在增加，社会贫富分化在拉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在扩张，开始对独资和合资企业的活动进行调控。这些趋势日渐成为形成体制的因素。

2.中国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些中国学者抓住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不确定性，将其定义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原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另一些学者试图避开复杂的定义，强调其独特性。他们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中国范式”的社会主义。而每一届国家领导人都刻意回避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定性。邓小平建议“不要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名称来束
缚自我”，胡耀邦指出，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直到上个世纪末才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而这一提法也渐渐被日益流行的官方术语“小康社会”所替代，这一来自中国古代的术语意味着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富足。

俄罗斯汉学家们基本对北京的官方提法表示审慎的同意。

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是一个特殊的混合体系，是这个国家固有的，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与国情相适应的一个体系。

上述每一种观点的支持者都会在中国的现实、中共的方针以及中国学者和政治理论家的言论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佐证。但他们的评价方法并不总是清晰。为了弄清这些评价的根据，我认为可以借鉴苏联学者上世纪80年代讨论“现实社会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问题时所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区分了分析社会主义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思想政治层面。在这个层面社会主义是：a）公平社会的人道思想（“意识的超前”）；b）各种理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教权主义的，马列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c）为社会主义目标而开展的社会政治运动，其中各类党派（社会主义党、共产党、工党、人民党）矛盾共存。

如果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教权主义的社会主义，那么从思想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自有其根据：中国共产党承认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口号表达了国家对未来以及公平体制的向往，社会主义价值联合整个社会，巩固党的政策，它们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历史继承性及其对国家的领导。在这里还需要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纲领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有真正作为理论根基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理论，这样一个各种思想和理论的混合体被融会贯通为一个实用的、非常有特色的国家学说，能够激励中国人为了建设强国而奋斗。

第二个层面是现实社会主义，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总是与政治理想不同，不会把社会主义的科学逻辑形象与它的具体历史现实等同起来。理想观念的海浪往往会被现实的悬崖击碎。所以恩格斯才说，实现的革命与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社会学一般会分出以下几种“现实社会主义”的类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式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指向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最后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在对这几类社会主义进行对象分析后得出，总体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些主要特征上体现出质的不同，它与其他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现代分支，不是前几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的继承者，而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生发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体制。但与此同时，它仿佛又吸收了其他几种社会主义的特点，比如说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苏联社会主义），混合型经济，国家对市场和资本的调控（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复兴的大国目标和缺乏相应的物质技术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形式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等等，它把这些特点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造，补充中国特有的因素，使之中国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它综合了各种既矛盾又和谐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比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简单相加更为复杂的混合体，因为它包含了各种社会主义类型的一些属性，而且还结合了“外国的”和本国传统的一些社会体制成分。

……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混合物种在自然界中也能遇到。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奇怪的动物——鸭嘴兽。它同时具有鸟类（长着喙，卵生）、爬虫类（体温随周围环境而改变）以及哺乳类动物（用乳汁哺育后代）的特征。欧洲学者冷嘲热讽地否定了这种动物的存在，后来又承认，无法将其归类，最后把它归入特殊的低等爬虫类动物。我无意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提并论，断言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所谓的“社会鸭嘴兽”，但是如果将当代中国归入社会主义行列，就有可能混淆重点，不是在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谈“社会主义的中国特殊类型”。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让人们以一种更为现实的态度来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避免张冠李戴，把标准的、经典的社会主义外衣生搬硬套到中国身上。现在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在形成独特的混合型经济体系，正在进行将各种不同经济成分融为一体的历史性实验，这是一种走向多元化经济的实验，而实验的期限要持续数百年。这让人有理由预测在中国可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式，而且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并非纯属假想臆测，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难怪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在谈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首先是针对中国而言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应该保证中国综合国力的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根本目标是北京长远战略的指导方针。复兴中国的强国地位几乎是建国前后所有著名民族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的首要任务。现在这一任务体现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中，但是这一思想却被西方众多国家解读为中国要做世界霸主的大国宣言，进而认定“中国威胁日益加剧”。北京改变了说法，强调他们所说的重点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在与其他国家互利互惠的合作基础上进行的，中国无意充当世界领袖，它看重的是和平的发展环境。这样一来，宣传的调子改变了，淡化了，但内容仍然没变。中国学者都在积极讨论中国什么时候综合国力能排名世界第一（2030年或2050年），政治理论家强调，“中国注定强大”。但主要的并不在于此类的表述，而在于，北京的现实战略、国内的改革、社会经济方针以及主要预测指标都指向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拿下世界第一的强国地位。

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问题时一般会与俄罗斯进行对比。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资源在全球指标中所占的比重（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2000年增长了两倍，而俄罗斯下降了五成。根据预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到2020年将超过俄罗斯10倍之多。中国国力的综合指数（在全球指数中所占的比例）在1998年是俄罗斯的2.8倍。中国的发展比俄罗斯更快更全方位，它的经济变得日益多元化。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非常鲜明地凸显了这一点。俄罗斯的落后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改变。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此可引发俄罗斯在中国政治中相对作用降低的危险，俄罗斯有可能滑落到“战略伙伴关系”的边缘。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仿佛是一栋建立在薄弱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关系的高层建筑，在经济交往中的双方尽管都是以互利的原则行事，但总体上还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重，着眼于巩固自己的民族利益。商业上的利益有时候会大于双方关系的战略层面，无论是友好的口号还是两国领导人的私交都无法消除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的利益考量。
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俄罗斯只能作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小伙伴。历史给俄罗斯提出的问题很明确：使国家的经济适应中国的发展，或者在考虑双方利益的前提下彻底改变自己的经济战略，其中包括工业和投资政策。

俄中两国具有很好的互利合作的条件。两国关系的主调是积极友好的，政治关系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合作原则写进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1年）以及各种双方发表的声明和协议中，建立起多层面的、积极运行的合作机制。俄罗斯和中国选择了富有前景的关系模式，即：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样的关系是以两国的长远利益相一致为基础的。但是“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表述应该明确。它现实地建立在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任何一方选择和行动的自由都
取决于这些利益。这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国家利益的组合，这种关系既不是联盟也不是对抗。

要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挑战并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俄罗斯和中国只能立足长远，通过两国战略层面的共同措施来完成，而且必须这么做。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罗斯的文明与文化中都能看到一些共同的全人类价值，但不应忽视的是，两国不同的传统根基，现实的特殊性，历史的冲突，现代化改革的不同性质，以及各异的自然历史条件有时会阻碍双方对对方利益的理解。俄罗斯和中国要达到毫无芥蒂的共同发展与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体而言，通过分析俄罗斯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挑战和分歧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俄罗斯除了中国暂时还找不到另一个平等的伙伴，既能遵循自己的利益，又能在当前及未来促进俄罗斯的发展，巩固它的国际地位。两国在发展与安全方面的根本利益有许多相似甚至吻合之处。最近几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要么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尤其是在务实领域，批判地评价当前对西方的优先政策，要么在美国的压力面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我们两国的学者应该不避讳现存的问题，客观而全面地研究（最好是共同研究）两国发展及相互关系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抛开曾经的政治阴影，从乐观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充分顾及每个国家的现实和历史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两个伟大友邻国家的共同繁荣。

（来自《俄罗斯友人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