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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看中国系列之我汉学生涯中的中国
德·尼·沃斯克列先斯基
发表时间:2014-02-25 14:12 来源:国际网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沃斯克列先斯基1926年9月9日出生于莫斯科州诺金斯克市。1973年以苏联外交部边境问题专家的身份出使北京。发表了200多篇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问题的文章。莫斯科大学功勋教师,高等职业教育荣誉工作者,俄罗斯作协和译协会员。获中国政府“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被授予“中俄关系60周年杰出贡献奖”,因“忠实服务于祖国文学”获莫斯科市作家组织颁发的荣誉证书,因“认真工作和对学院发展的巨大贡献”而获得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及俄罗斯作协和译协颁发的格里鲍耶陀夫纪念章。

有时候我会听到这样的问题:“你对中国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或者是“在这个国家的生活和文化中什么最吸引你?”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常常会让我有些发窘,一时间甚至难以回答。因为我一生中在中国的见闻实在太多,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选择。

我与中国结缘于1945年,当时我考上了军事外语学院的中文科,走上了研究汉学之路。关于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于那些在不同时期到过中国并在中国生活过的人的讲述。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伊利亚·米哈伊洛维奇·奥沙宁是四卷本《汉俄大辞典》的主编(当时是教研室主任),非常了解中俄两国文化的中国老师周松原(音),以及其他几个中文老师。我听过的讲述中国经历的人中还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他写了一本极有意思的关于旧中国的书,还有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科洛科洛夫,大家都叫他“大胡子秀才”,他来我们这儿主持汉学研究者的国家考试并做了几个小讲座。所有这些人不仅精通汉语,而且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和中国文化。这种痴迷当然也传给了年轻一代汉学研究者。从这些最初的、不甚清晰的学生印象中(还包括接触汉字,梦见汉字)逐渐形成了我对未来汉学家职业的清晰认识。这些关于中国及其文化的最初印象后来在莫斯科大学得到了加深,因为我考上了莫大语文系的研究生。在这里我除了上研究生的课之外还负责给莫大第一批汉学专业的学生教授汉语。

上世纪50年代是大家公认的苏中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我们不仅是邻居,而且在很多方面精神相近,尽管文化不同。在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可以听到京剧,看到著名的京剧演员(梅兰芳或周信芳),欣赏中国的杂技表演,品尝中国美食(40年代末在克里米亚桥边上开了第一家中餐厅,深受莫斯科的汉学家们喜爱)。同一时期在莫斯科出现了以前十分罕见的当代中国文学书籍,立即引发了一次翻译浪潮。所以在50—60年代出版了大量翻译的鲁迅、老舍、巴金以及一些著名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那时候真正地兴起了一股翻译的热潮,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或许,那个时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如此热衷于翻译中国古典文学,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同样也出现了翻译苏联文学的热潮。

苏联汉学家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有现当代文学。我记得,我当时充满热情地为我们的出版社翻译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新世界》、《旗》、《接班人》等杂志上陆续刊登了我们翻译的刘白羽、丁玲、秦兆阳、李准等作家的作品。这是青年汉学家们第一次接触现当代中国文学,尽管他们还不很了解它,但对它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它展现了中国生活和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后来我结识了随作家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的50—60年代著名作家李准。自然,我和他谈起了的他的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那是由我们翻译并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的。

50年代开始了两国大学之间的积极交流。莫大来了两位中国教授,负责讲课和指导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其中一位是语言学教授邢公畹,另一位是文学教授叶定一(音)。后者实际上成了我的导师。我常常与他在系里或是他住的莫大新楼里进行交流。我们不仅谈论中国文学,还谈中国历史(他写过一些关于明史的文章),这样的交流让我见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特别是我从叶定一那里学到了许多中国中世纪文学的知识,这正好是我研究的范畴。当时我的副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18世纪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这是一部具有隐喻性质的讽刺作品。叶教授详细而明白地给我解释了每一处细节,因为中国社会思潮史也属于他学术兴趣的范围。1957年初我去了中国,而叶定一不久之后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我常常想起这位睿智可亲的中国教授,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最早为我冗长的俄国名字起了一个简短而响亮的中文名:华克生。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以及我在北大的研究生学习揭开了我汉学研究生涯的全新篇章。在那时候,当然也包括现在,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科研和教学中心,其中有一大批顶尖的语文学教授(语言学家,文学家,西方和东方语言专家,俄语研究专家)。我有幸听过许多大师的课,比如在中文系我听了著名学者和诗人、中国古典诗歌专家林庚教授的课。林庚诗风独树一帜,在30—40年代就很出名。林庚早年曾在欧洲的大学求学,所以对西方文学也有较高的造诣,而且对欧洲文化的了解在他讲课的风格上也有体现。而像王力和魏建功这样的学者又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他们当时教授汉语史和版本学。两个人的学术著作(特别是王力的)让我明白了许多汉语版本学和诗歌创作的知识。有必要说明一下,莫斯科的汉学家们都知道王力,我的启蒙老师奥沙宁就和王力长期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信都保留下来了。说实话,开始上这两位教授的课时我有些沮丧,因为两个人都操着浓重的方言,一开始基本听不懂。的确,甚至有几个来自北方的中国学生也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南方口音。

在那段时间我结识了北大年轻教师吴小如,他给我们上中国参考文献课。人很活泼,好交际,年龄比我稍大一些,所以我们的交往可以视为同行之交。我80年代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和他见过一面,他请我到家里(他住的离北大不远)做客,我们聊了很多往事。在北大进修的时候我还听过其他一些知名教授的讲课和讲演,比如冯至(时任西语系主任),著名文艺学家游国恩,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王力等等。吕叔湘、朱德熙、王力那时候都与我国的汉学家们来往密切,包括和当时在编写《汉俄大辞典》的奥沙宁教授。

对我来说,当时北大最主要的人物是我的导师吴组缃教授。每当我想起他时,在我面前就浮现出一个身材结实的大汉形象,长着学者特有的宽额头。几乎每周我都去他位于未名湖边上的小屋,他让我在堆满书的书桌旁坐下,自己则在一边踱着步,一边解释着我向他请教的某个问题。正好有一次《友谊》杂志的一个摄影记者在北大,他把我们会面的场景给拍了下来。很快吴组缃与来自苏联的研究生交谈的照片登上了《友谊》杂志的封面,后来这张照片居然被我们的《列宁格勒真理报》给转载了。吴组缃和我第一位先生叶定一一样,是中国中世纪文学的大家,尤其是我当时研究的明清时期文学(17—19世纪)。正是在明清时期诞生了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以及其他一些白话文言小说。那些年吴组缃写了几篇关于这类小说艺术特点的文章,主要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吴组缃不仅是文学史家,还是知名作家,写过一些关于当代中国的中短篇小说。60年代我有幸翻译了其中几篇并为他的文集写了序。我和吴组缃教授在80年代还见过面,那时他已病重,邀请我去他北大附近的新寓所做客。那时他已经是中国中世纪古典小说研究大家之一,《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得益于自己的先生,我那时了解了很多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当代作家和翻译家的情况。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著名的俄语翻译家戈宝权和高莽。后来戈宝权在莫斯科中国使馆工作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和高莽则在中国和苏联都见过。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与西语翻译家杨宪益及其英国夫人戴乃迭的结识。

当时他们正在翻译《儒林外史》和冯梦龙、凌濛初的一些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我感兴趣的。与杨宪益夫妇见面是在北京著名的“全聚德”饭店,这个地方最有名的特制北京烤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宪益给我的印象是活跃而善交际的一个人,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后来,已经是2000年的时候,我和我熟悉的作家刘心武谈起过他们夫妇。当时我和刘心武是在德胜门附近的一个饭店见的面,参加见面的还有和我一起在中国旅游的老友外交官崔念强(音)。谈话的过程中提到了杨宪益夫妇,我得知了他们在文革时期的不幸遭遇,戴乃迭在文革中去世,杨宪益也身患重病。失去妻子这个翻译中的最佳搭档,对杨宪益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俩长期合作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两个人都被奉为文学翻译界的大家。我问能否和杨宪益见一见,但得到的答复是,最好不要见面。2009年11月的一天,我得知这位著名翻译家在自己什刹海附近的寓所逝世,享年95岁。

我待了差不多两年的北京大学(1959年我获得了由北大校长、著名社会学家马寅初签发的研究生毕业证)成了我第二个母校,是我理解中国智慧和与众多人物交往的地方。在这里我与学校的老师、各系的研究生、本科生交往,与在北大学习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这种交往一周总有好几次。现在已经很难回忆起那些我在北京、上海、广东以及其他地方见过的人的名字了。有时候我看着那些褪色的老照片,仿佛看见那些人熟悉的面庞,站在我住过的21号楼边上,在未名湖上玩耍或者滑冰。很多人我都知道,但他们的名字却不记得了。

在北大和我交往最多的可能要数俄语研究生李济生了,他是我的好友之一,非常优秀的俄语专家,不止一次来过莫斯科。我们80年代在中国还见过面。李济生介绍我认识了李明滨,未来的俄罗斯文学教授和优秀俄语专家。李明滨是北京作协的会员,所以我们三人的话题一般都围绕文学问题和中国作家圈内的一些情况。两个李姓朋友都会向我通报文学界的新人及新作。

这是我交往最活跃也最有意思的一个时期,很多人和事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在北大学习和进修,他们大多来自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我和他们在各种场合都有交往,课堂上,运动场上,宿舍里以及社会工作中(比如修建官厅水库)。大家还常常一起结伴旅游。我认识的很多外国留学生都成了著名的汉学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欧拉第日赫·克拉尔和季莫迪乌斯·波科拉,匈牙利的马力安·加里克和彼得·博洛尼,还有法国人雅克·帕帕诺。雅克回到法国后成了著名的收藏家,据说还开了一家中国研究博物馆。这些人中有些我认识的比较晚,但大家再见面的时候,都非常开心地回忆起在中国大学学习生活的那段时光。

当我翻看老照片时,我常常看到一些让我非常温暖的相片。那是在北大校园内、北京市及郊区、其他一些城市拍摄的。照片反映的是我那时遇见的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例如北京西郊五塔寺的一个吴姓僧人,我刚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他,后来又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尔一起去拜访过他。我还记得一个叫刘志斋的垂钓老人,他总是在北大附近的一个老池塘里钓鱼。后来我得知,我和他见面和谈话的情形上了北京的报纸。还记得北大东门边上有个小饭馆,老板姓邱,非常好客,很快就吸引了苏联的留学生。永远难忘北京人的街道生活:海淀各个巷子里小贩的叫卖声,附近饭馆饭菜的香味,煤球的刺鼻气味。这些印象都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甚至在我的教学过程中常常会用到它们。

在山东崂山我遇到了一个道士,他一个人独自住在峭壁间的小石屋里,让我想起了蒲松龄的《崂山道士》。这是一个朴实而真诚的老者,并不介意与外国人聊天。在他的外表和行为中没有特别的、装出来的仙风道骨,但他的举手投足之间却能看到某种精神上的高洁。这样一些弃绝尘俗的人我在城市也遇到过,比如在北京的白云观我曾经和一个修士聊过天,他送我一片银杏叶,并用毛笔在上面写下:能行和尚赠华克生先生留念,阿弥陀佛!原来,这个和尚属于佛门子弟,难怪要说阿弥陀佛。我一直保留着他的礼物,并将其作为艺术摆设。

我在武汉大学还有一次难忘的相识,那是在我即将结束进修离开中国之前。我在武汉拜见了很多语言文学专家,每次拜访完回到自己住的公寓时,总有一个可爱工友接待我。他是公寓楼的普通服务人员,名字叫黄金龙。尽管名字充满了神话色彩,但人却非常朴实,30多岁的年纪,穿一件蓝色工作服,那时候几乎人人都穿蓝色衣服,不论职务和社会地位。不知道为什么金龙对我特别关照,总是想方设法帮助我:给我送饭,给我送煤炭炉,那时候武汉已经比较冷了。他向我讲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我们成了好朋友。在我离开武汉的时候他送我一张贺卡,祝我春节快乐。贺卡上是蓝天白云背景下的一头白象。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一神秘形象的寓意。

此后的几年里我又结识了许多科研和教学领域里的名人,例如王云喜(音)教授,王季希(音)教授,陈汝恒(音)教授,赵景深教授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与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的交往。他请我到家里做客,当时他住在喧闹的淮海路一栋欧式建筑里,当时上海有很多这样的建筑。这个街区以前是法国租界,街道以法国元帅霞飞命名,叫霞飞路。这个街区有一个不大的东正教教堂,我不止一次在教堂附近碰见一群穿着古怪的俄罗斯侨民。赵教授告诉我,他们大多数都是30年代移居到上海的俄侨,现在(50年代末)最后一部分人正从中国迁往阿根廷或巴西。他们之中有许多旧教派教徒,以古怪的着装吸引路人。男的穿腰部带小褶的外衣,露出外衣的衬衫扎着环带,脚蹬皮靴。女的穿长裙或无袖长衫。我遇到过这样打扮的人,他们仿佛刚从某张民间木版画上下来。通常,这类人都孤僻不合群。

赵景深在自己两层楼的住宅里接待了我,待我坐下后他就开始讲起上海的生活。赵尽管年事已高,但喜欢运动,也比较健谈。他认识许多20—30年代的作家,认识俄国文学家们都熟悉的郑振铎,认识巴金,还有当时还比较年轻的张爱玲。不过张爱玲在50年代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

赵教授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讲述者,而我则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讲的东西在书上读不到。我和他见过几次,他送了我不少自己的书,这些书后来都成了珍本,因为是30年代出版的,发行量很少,书的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中国文化。

谈论60—70年代比较困难,众所周知,那时两国的关系比较复杂。60年代我曾随高等教育部代表团访问过中国。那是1963年,可以说是文革前夜。这次出访前不久,中国高校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所以之后不久我们也派出了自己的高校代表回访中国,团长是航空学院教授克鲁托夫。两个代表团在访问的时候,一开始对对方都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冰释前嫌,像老相识一样交流起来。这一次我发现中国有一点变化。我们觉得,国家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在期待某种困惑而让人惶恐的东西。我看到大街上人们忧心忡忡地四处奔忙,我本打算见一下我熟识的文学家和教授们,但未能如愿。

我们的路线是从南京到广州。我们先坐飞机到南京,抵达时已经是傍晚。从飞机舷窗看到的场景让我非常震惊:飞机周围,一直到地平线闪烁着点点亮光,仿佛下面有人点燃了上千盏灯火。这个场景确实神奇。这些亮光我在北京进修的时候就熟悉了,那时候中国开始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我在北大也参加过一两次。我甚至还保留了当时的照片,我站在炼钢炉旁边,手拿钢钎或铁锹,像一个真正的炼钢工人。这一次我从飞机的舷窗看到了真正的“炼钢奇迹”。说实话,我对这一运动表示惊讶,后来慢慢忘记了这回事。但逝去的场景有时还会上演,90年代我到过中国云南,在去丽江的路上我突然又看见了这一奇景——巨大的由黏土垒起来的或者是红砖建起来的炉子,好像白蚁巢。它们看起来庄严堂皇,仿佛特意向路过的游人展示自己的宏伟。当时我想起了在南京机场看到的场景,觉得这些炉子真是“非常好的博物馆展品”。

我对70年代中国文革时期的印象比较复杂。1973年我在北京住了整整一年,当时是作为政府代表团的中国专家来与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伊利伊切夫。当然,由于我工作的性质我没打算和中国的学者或作家们有特别的接触,而且当时也不允许有这样的会面。再说我的那些老友们大部分都在乡下,去公社或“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了。人们对文学和科研的兴趣好像淡化了许多,但我仍想在这种新生活里找到某种自己需要和感兴趣的东西。我明白,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平静如水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充满了意外和不可逆料的变故,但它仍然具有自己的意义。我很快就发现,中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除了江青监制的样板戏外,出现了反映当前国内形势和人们内心变化的小说(浩然等一些作家,不过他们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出现了大量的词典和各种指导手册,例如专供赤脚医生使用的医疗手册。这些东西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新语汇”,让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草药或者中国民间医学,因为要经常和它们打交道。最后还有新闻媒体,它们在大肆批判孔子和林彪(这个运动被称为“批林批孔”),但也促使人们去读孔子的经典作品。当然街道上能发现不少以广告、店铺和药房通知等形式的铭文(关于此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在专著《在旧中国》中有非常精彩的论述)。这是一种类似于字谜的特殊语言,很有趣,对实践教学非常有用。我回到莫斯科后不止一次让学生翻译各种报刊通告、店铺铭牌甚至菜单。特别有意思的是日常生活的铭文,从中你能感觉到遥远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那个年代著名汉学家斯佩什涅夫成了我的知音和同事,他有个中国名字,叫司格林。他出生在北京,在中国生活了16年。当我们一起在这个古都的街道上散步的时候,他向我讲起了自己30—40年代在中国的生活,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我们当时还知之甚少。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他的书《北京,我童年的故乡》了解这段历史。斯佩什涅夫汉学研究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中国民间创作的美学价值,所谓的说唱文学。他差不多是第一个研究民族心理学的俄罗斯汉学家,而这是一个涵盖了中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遗憾的是,这项有趣的研究直到他死后才成书出版,在他80岁诞辰纪念日前夕。我与斯佩什涅夫在80—90年代联系密切,因为我们的研究兴趣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比如,80年代的时候我们同在北京居住,只不过在不同的大学工作,有一次在纪念老舍的学术会上不期而遇,斯佩什涅夫当时在翻译老舍的喜剧小品文,而我在翻译老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正红旗下》。不久之后我们俩都成了老舍国际学会的荣誉会员。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80年代,文革后中国第一个社会人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成员大都是文化和文学活动家。我作为苏中友好协会以及苏联作协的代表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接待并陪同代表团到各地访问。我每天都与俄语教授赵勋(音)、著名文学研究者叶水夫以及其他团员进行交流,大家每次都相谈甚欢。这样平静友好的交往十来年间第一次出现。关于赵勋我不止一次从自己的老友、文学院教授戈尔什科夫那里听说过,他50年代作为苏联专家曾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里当过中文教研室主任。1957年我和他在北京偶遇,他向我谈起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以及和他一起共事的中国俄语研究者,其中就有赵勋。80年代我与这位睿智可爱的女性在北京又见过几次,她谈到自己近年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还说自己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我很吃惊,她在翻译当时在我国并不待见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过在中国,这个作家的作品也仅限于内部出版物。更让我吃惊的是,中国居然在翻译俄罗斯侨民作家的作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鲍里斯·扎伊采夫及其他作家。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中国在文化领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当我2000年与王蒙结识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中国近年来西方译著的目录单。我发现其中有许多俄罗斯白银时代哲学家的名字(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其中还包括宗教哲学家,比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他们与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诸如尼采、叔本华、萨特等人出现在同一个译著目录单中。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在80年代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文学典籍,对中国的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我而言,80年代是非常富有成果、印象极为丰富、交往特别有趣的一个时期。这一次我没有去北大,而是去了慕名已久的北师大。北师大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几乎在市中心,恰是我以前很熟悉的新街口。那时候我从北大坐32路(现在叫332路)进城,经常留连在新街口的大街小巷。在西直门附近我坐有轨电车,一路颠簸到真正的市中心——西四和西单,那里有很多小店铺、小饭馆和书摊。

要说起新街口,那真是北京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那儿有许多地方与中国文化名人有关。新街口的小羊圈胡同曾经住过老舍,他是为数不多的写老北京生活的作家。他的著名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在正红旗下》(关于19世纪末满清中国的小说,未完成)都是发生在老北京的事。离新街口不远有一个太平湖,老舍就是在这里投湖自尽的。他儿子舒乙在回忆文章中讲述了父亲的这一时期。2005年舒乙的妹妹和妻子带我去看了老舍在八宝山的墓。在新街口至今还可以找到中西合璧的著名画家徐悲鸿的纪念馆。不远处有伟大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纪念馆,梅兰芳早在30年代就在俄罗斯闻名了。我不止一次来过这个故居博物馆,里面收藏了许多当代俄罗斯戏剧的陈列品(梅耶荷德和瓦赫坦戈夫的剧作)。一句话,在北京的西直门地区仿佛聚集了中国文化的所有形式,另外还可以加上位于什刹海周边的一大片满清贵族的庄园和府邸。现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到处可以看见拉着游客的三轮车。总之,对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自然也对汉学家们来说,北京的这个老城区是他们可以接触中国文化历史的好去处。

北师大位于新街口外大街,从那里向北延伸,往中关村方向,最近几十年建了许多高校和科研中心。我记得50年代的时候这里还是农田,有些地方还能看见带菜园的小村落。难怪“中关村”的名称里有个“村”字。当时这里有许多带“村”和“庄”的地名。这也不奇怪,因为那时候这块地方就是城郊。所以老舍的自传体小说《在正红旗下》有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村生活的场景。

北师大丝毫不逊色于北大,我进北师大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又交了很多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首先或许应该是俄语学者——文学专家刘宁和他的同事、著名翻译家钱诚(钱育才)。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流,因为有许多大家都感兴趣的共同话题,尤其是汉译俄和俄译汉的问题。我和钱诚交流的特别多,因为这一时期他正在翻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自然,他在翻译中遇到大量的涉及宗教概念和苏联20年代社会现实方面的问题。我对这类翻译难题也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在翻译实践中也常常遇到类似的困惑。从他们两个那里我知道,师大还有一些年轻的文学翻译家:托尔斯泰的译者李兆林,肖洛霍夫的译者胡斌(音)。

对我而言更加重要的是与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的专家交流。和在北大一样,我在这里也遇到了不少专家。在中文系我认识了聂石樵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以及文学理论专家。从中国民间文学和文化大师钟敬文教授那里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遗憾的是和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缘悭一面。北师大与我的第二母校北大相隔不远,80年代我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所以,那时候我常去北大,与中文系的文艺学者以及俄语系的专家们见面交谈。我很喜欢打听著名文艺理论家严家炎教授
的新作(现在我在读他最近写的关于中国20—30年文学团体的书),还与文艺理论家侯忠义和王静守(音)结识。与王教授谈起一个新的文艺学课题——中国境外的华语文学。这个题目我早在70年代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学术访问的时候就注意到了。现在莫斯科大学将这个题目变成了一个系列讲座,讲述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侨居欧美的华人作家的作品。目前从事这个冷门题目研究的不仅有王静守,还有济南和上海的几位学者。

这一年我交友的范围确实很广。我发现,这种兴趣是双向的,不仅我有兴趣,而且我结识的对象们也兴趣十足。我觉得,两国人民之前的那种友好关系没有消失,只是在某一时期被压制了,而现在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有一天我的房间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他自称是诗人,名叫费叶,对俄罗斯诗歌很感兴趣。他带来自己一本玻璃版印刷的诗集,诗写得有些矫情,但同时又能感受到年轻人的真诚,没有70年代诗歌中充斥的做作的激情。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年轻诗人很了解俄罗斯诗歌,熟悉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等诗人。这些诗人在我国当时并不时髦,中国更是少有人知晓。他还给我谈了中国的新诗,说了几个新诗派代表诗人的名字(北岛,多多)。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把多多介绍给我认识。和他们的交谈促使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新诗派的文学探索,了解那时候时髦的朦胧诗派。现在莫大亚非学院就开设了关于中国先锋诗歌的课程,向研究生介绍中国文学新流派的诗人及其创作。

1985年底我有幸结识了作家兼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曹靖华教授。和曹教授的会面得到了李明滨教授的举荐和北大的支持。对曹教授我是久闻大名,当年我在外语学院学习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中国老师常常说起他。曹靖华是两国文化交流中载入史册的人物。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曹靖华身体不大好,行动不很方便(当时他已经快90岁了),靠他女儿曹苏玲服侍。曹苏玲后来到莫斯科参加她父亲的纪念会时我们还见过面。尽管年迈有病,曹老仍然饶有兴味地和我谈着话。他记性很好,清楚地记得20年代在莫斯科生活时与苏联作家交往的很多故事。当时他凭借翻译俄苏文学作品(契诃夫、绥拉菲莫维奇等)在中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岁月他都记录在自己的随笔作品《飞花集》和《抒情散文》中。曹老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俄罗斯文化史中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老友、导师、作家和记者瞿秋白很像。瞿秋白是最早到过苏联并发表苏联印象记的中国记者之一。这次见面后过了两三年,曹靖华就去世了,享年90岁。

在北京西面的阜成门外我又认识了一位见证俄中历史的老人,她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李莎教授,或者叫伊丽莎白·帕夫洛夫娜。她是30年代在莫斯科比较知名的政治活动家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是个很风趣的人,聪明而有幽默感,见多识广,经历丰富。她是那些将中国当做第二故乡的俄罗斯女性之一(同样命运的还有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俄语名字叫芬娜,只不过她们俩生活在海峡两岸)。李莎作为一个俄语大家,培养了很多不仅掌握俄语,而且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专业人才。几年前,李莎在我们的电视上回忆了往事,她的讲述以及对生活的个人感悟得到了俄罗斯观众的好评。李莎几个孩子都教育得不错,我认识她的一个女儿,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的李英男。我和她在北京和莫斯科都见过多次。最近一次见面是201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年学术会议以及国际图书展上。李英男在会上用中俄双语做了一个关于中俄文化交流的精彩报告,她两种语言都非常精通。

谈到李立三的家庭,我涉及了不同民族通婚的话题。我在中国不止一次遇到身兼两种文化的人。在北师大期间我经常和一个夏姓家的人来往,他们家人都是教师和翻译家。很快我又认识了一个刘姓家庭,不久之后我就知道,著名《俄汉大辞典》的编者刘泽荣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这个大家族的传奇经历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小说。这个家族的一些人和格鲁吉亚有关,他们的先祖在19世纪时在格鲁吉亚的巴图姆地区种植茶叶,后代则选择了不同的生活。其中一些人到了中国,另一些人留在第比利斯。我20世纪70年代在第比利斯认识了汉语教师和翻译刘康达列利。她嫁给了格鲁吉亚著名画家康达列利。她嘱咐我到中国的时候别忘了见见她当俄语教授的兄弟。80年代我到北京的时候见到了这位长着格鲁吉亚外表的高大美男子。他自称刘加里,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妻子,优秀画家邵景坤。谈起这次见面让我想起了刘加里夫妇送给我的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个西藏姑娘的肖像。我们在饭桌上的谈话常常转向私人话题。交谈中我得知,刘加里夫妇的女儿正是著名诗人北岛的妻子,遗憾的是和北岛本人始终无缘见面。不久我就返回了莫斯科,而北岛当时正在欧洲参加文学活动。80年代的时候,北岛是文学界有名的人物,他发表在《今天》杂志上的评论文章和诗歌被翻译成英语,在西方很有名。

北大和北师大的俄语学者们不止一次给我讲起他们的老师、翻译家贺瑾(音),也叫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贺,她自称贺阿霞。我因为借书和她有过多次交往,甚至成了朋友。我很喜欢她的文静平和、知性以及很高的文学修养。这最后一个品质无疑与她在北京图书馆从事翻译工作有关。贺阿霞帮助我和北图建立了联系,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喜欢的杂志和书籍了。正是在这一时期我近距离接触了以前很少了解的中国20世纪现当代文学。几年后我除了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散文外,也开始涉足现当代文学。

那些年印象最深的是认识了在中国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我去过他位于和平里的家,住在那里的都是些中国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位汉学家,叫叶夫盖尼·普济茨基。我记得他当时在研究中国民俗文学。主人在书房里接待了我们,里面摆满了各种中文和西文书。我觉得,西文书似乎比中文书还要多。这一点在我们的谈话中也得到证明,他常常突然从母语转到某种外语。钱先生的渊博可以从他关于版本学、文学和翻译问题的文章中看出来。这个极富魅力的学者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渊博的知识。我早就想和他认识,因为之前在莫斯科就久闻其大名。我知道,钱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是由我国著名汉学家索罗金翻译的,这部作品写于1946年,反映的是中国战争动乱年代的生活。这部译作在俄罗斯后来又再版了一次。在交谈中钱先生提到了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形势的创作计划,提到了几个他知道的作家。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精神文化的其他领域。

除了钱钟书我还认识了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小说家刘心武,诗人兼散文家白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家、小说家张承志,我提到过的老舍的儿子舒乙,俄罗斯文学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兼画家高莽,作家刘绍棠,朱春雨,李国文等。他们每个人的创作都值得大书特书。比如我的老朋友刘心武。他写了许多关于北京的长篇小说,近年来他潜心研究中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发现了满清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隐秘面,揭示出推动众多人物行为的内在力量。他在中央电视台做的《红楼梦》讲座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我的老友白桦也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鲜明人物,他是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80年代在中国南方发表了自己一系列大部头的作品。那些年我一直在留意白桦的创作,饶有兴趣地读了他的杂文、散文和戏剧作品。2000年我在自己任教近10年的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搞过一个课堂讨论,让学生阅读并分析他的诗歌作品。当我去了中国南方以后,我对白桦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先去了云南,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西双版纳开始了我的南方之旅。90年代,我应云南一所大学的邀请去了昆明,在昆明、大理、丽江等地与老师、学生以及文化人士的交流让我对当代中国精神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在昆明和大理作了两场关于俄罗斯文化生活的报告,在访问大理师范学院的时候遇到学生们积极踊跃的提问。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吃惊地发现,各个年代的人都对俄罗斯及其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在昆明会见了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作家,印象深刻的是与几个青年诗人的结识,其中有诗人于坚、李森等。在他们送给我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他们希望找到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新途径,这种愿望突出地表现在于坚的创作探索中,而他也在2000年以后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界的重要人物。在与云南作家们的交往中我不仅了解了当地作家的创作情况,而且也得到一些关于中俄文化史的新信息。例如,他们告诉了我关于俄罗斯的奥德修斯彼得·古拉尔特的故事,此人于20世纪30—40年代深入云南地区搞合作化运动。更为有意思的是,他写了几本关于自己在大理和丽江生活的书,这些书用英文写成,后来在西方很有名,其中一些(比如《被遗忘的王国》)被翻成中文。古拉尔特对这一毗邻西藏的神奇地区的传统习俗和民族文化比较感兴趣,在书中写了几乎被遗忘的东巴文化。这些都是当地一个著名东巴文化专家汤世杰告诉我的。

80年代和90年代是我们两国文化交往成果丰硕的时期。这种交往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俄罗斯。到莫斯科的作家和文化活动家特别多,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不带官方色彩。我有机会参加了其中一些活动,不仅获得了许多新的有益的知识,而且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印象深刻的是与哈尔滨作家和翻译家的见面。他们到了莫斯科,与俄罗斯作家正式会晤后,先谈了一些国内文学界的轶事趣闻,结束的时候向我们赠送了五卷本中文版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诗歌和小说),收录的是不同时期生活在中国哈尔滨、上海等地的俄侨作家的作品。丛书的主编和译者李延龄先生以及其他参与者(谷雨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俄罗斯文学这一少人知晓的分支以中文的形式与世人见面。有些译者确实立了大功。比如诗人翻译家谷雨、乌兰汗、高莽,他们从事俄罗斯诗人涅斯梅洛夫、佩列列申等人整卷作品的翻译工作。这些俄罗斯侨民作家长期生活在中国,真正热爱这个国度。佩列列申说自己是迷途的探险者,他后来生活在阿根廷的时候写过一首
诗,其中一句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情感:“当我将死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回到中国。”

80年代末,《进步》出版社找我翻译前文化部长王蒙的一部引起轰动的新作。我当时不认识这位优秀而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风格各异,艺术探索多元(他对老庄哲学有着独特研究的新作就是一个明证)。我了解到,王蒙的新书在文学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有人批评小说醉心于西方写作风格(所谓的意识流),有人夸赞小说风格新颖,表明作家希望找到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文学界的众说纷纭恰恰证明了小说的独特性。《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我读完这部小说后就确信了它的新颖独特,然后着手翻译。直到今天,20年后,我仍然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新颖独特的篇章。小说的翻译加速了我和王蒙的结识,2004年王蒙访问俄罗斯,在远东所他作了一个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字的精彩讲座,然后到莫大,在亚非学院讲了中国的文学状况和自己的创作计划。就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认识了,随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概过了一年,我在王蒙的推荐下接受了文化部的邀请来到中国。中方请我制定一个访问行程以及与文化文学人士见面的安排表。现在我可以说,这次访问几乎是我印象最多、感受最深的一次访问。我不仅去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北京、上海),而且还到了以前没有去过的孔子和蒲松龄的故乡,即曲阜和淄博。不管到哪里,都有与当地作家和教授们精彩的会面和结识。在上海我与王安忆谈论过当代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译者们都见了面。在北京我和刘心武、余华以及舒乙都见过多次。这些见面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研究生们写了关于这些作家创作的研究文章(例如关于王安忆《启蒙时代》和余华《兄弟》的评论文章)。在访问山东期间,我们有幸在青岛海洋大学住了几天,在这里我经常和王蒙见面,他是这些会面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另外还见到了古典诗歌专家舒乙、加拿大华裔女教授叶嘉莹等人。这次中国之行似乎是对我以前中国印象的一个总结。不过,2006年我又来过一次中国,但这次不是访问,而是来领奖。我们一共六个俄罗斯汉学家获得了“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2009年我在莫斯科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中俄关系60周年杰出贡献奖”。

在这篇文章里写的只是一个俄罗斯汉学家生命中的某些片段,他的命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最紧密的方式与中国联系在一起。能否从这众多零散的场景中挑出一些印象深刻的特别事件,我认为相当困难,因为对我来说,它们早已融汇成一幅巨大而多彩的油画——这是一幅与中国息息相关的我职业生涯的画卷。

补记:在我写完这篇文章的当天(2011年12月20日),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中国银川的信件。这是我北大朋友刘勋华写来的信,他1958年毕业于北大新闻系,但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我在北大学习时他经常到我宿舍,帮我分析一些版本学方面的问题。刘偶然从《人民日报》的简讯里知道了我的消息,立即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刘勋华不仅是一个知名记者,而且更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所以,以前的美好交往不会中断,哪怕隔了半个世纪之久。

(来自《俄罗斯友人看中国》)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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