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间不强求相同

我在新加坡任职期间，曾多次拜会李光耀资政。有时谈论的话题很轻松，很随意，有时则话题很正式，很严肃。不管看法是否一致，双方都能坦诚相见，畅所欲言，而且气氛始终都很友好。我觉得，朋友之间，贵在相知，而不强求相同。这样更自然，更长远。

我同李资政会见时，前几次双方以英语交流为主，有时他会用汉语发问。后来他建议双语并用，再后来索性要我讲汉语，需要时用英语加以解释。有一次他用录音机把我的谈话录下来，说是为了学习汉语，每周学半天汉语，还聘请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辅导听力、记一些常用词汇。有一次谈及他对海峡两岸局势的忧虑时，我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说明事件起因不在大陆方面。李资政一面要我用英语解释，一面还要我把这句中文写下来。在一次次的接触中，我切实感受到，他学习汉语的态度非常认真，听、说能力提高很快。

还记得1995年8月7日，我第一次去拜会李光耀时，他的办公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办公室在伊斯塔纳总统府二楼，面积不大。办公室外廊上悬挂着几幅东西方风格不同的字画，其中之一是“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先生早年为他写的大楹联：“变绿洲以代沙漠，障百川而挽狂澜”。在他办公室的茶几上，摆着孔子的硬木雕像，墙壁上挂了一个精致的小斗方，上面写着“寄心清尚”四个秀美的汉字。李资政办公室简约适用，让我想起他担任总理时，曾做出出访时只安排包仓而不乘坐专机的决定。不能不说，新加坡在现代化的大环境下，一直把握着社会生活和民俗民风的健康取向，那就是：富裕不忘勤俭，发达莫须张扬。

李光耀是新加坡共和国的“建国之父”，受到新加坡人的尊敬和爱戴。1998年底，我任中国驻泰国大使时，一位新加坡朋友到曼谷来见我，还送了一本李光耀回忆录。他说这本书写得很好，让人们了解很多历史事件，也让人们更加了解新加坡。他认为，“没有李光耀，就没有新加坡”。这个说法，似乎道出人们比较普遍的认识。由于李光耀本人在言谈上一向不事虚浮，所以，我在新加坡工作时，新加坡媒体和街头很少见到有关他的政治标语或政治口号。在新加坡，我接触过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的各阶层人士，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很特别，有与母族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大有在东西文化上博采众长，在古老传统中推陈出新之势。连他们的语言和习惯也是如此。我的感觉是，这正是李光耀为新加坡共和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新加坡人。

要求从政人员廉洁高效

同李光耀资政接触过的人，一般都觉得他很坦率，很真诚。我的这种感觉更明显。有一次我陪他乘车去河北访问，路上，李光耀突然指着摊晒在马路上的玉米，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当我向他说明“农民没有晒场又觉得路面平整”的原因后，他很惊奇地说：“农民竟然把马路占去一半当晒场，汽车还得躲着走，也没有人管，真是不可思议！”片刻之后，李光耀又微笑着对我说：“要是在新加坡，这里的地方官就没有‘铁饭碗’啦。”

李光耀曾自称“老派社会主义者(old-fashioned socialist)”。他立志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更公平，更平等，让全民生活得很有意义的社会”。但新加坡建国之初所处的环境很复杂，面临的挑战很严峻。在这种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李光耀及其领导的精英团队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必须把肤色和文化有别的多个族群融合成一个民族”，“把一个无根的移民社会塑造成一个国家”。第二件，就是确定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定位及对外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不站队，不加盟，谁都不追，谁都不靠，保持独立，保持自主；与邻国友好相处；对大国保持中立。关于邻国关系，李光耀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先得把话说清楚：我们家里要买什么家具和要怎么摆设，一概由我们自己做主”。至于如何对待大国，李光耀的主张是，“在各大强国的冲突中，我采取的是不结盟的政策。不过，假如我自己以及人民的生存受到威胁，我不会保持中立。我下定决心捍卫新加坡的生存”。李光耀还曾经把大国比喻为大象，并说“大象打架，脚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爱，草地会伤得更重”。第三件，则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这是李光耀强国之路的根本。第四件，培养一支治理国家的精英团队。他说过，“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就是用现身说法的方式要求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值得强调的是，我听他说过，合理的工资制度，是政府高效廉明的保障。1996年新加坡政府官员的工资调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是保证行政高效和社会清廉的重要因素。刚柔并济，这就是李光耀要求从政人员必备的执政风格。

李光耀谈到新加坡的成就时，总是念念不忘他的老同僚。他说，倘若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等“魔术师”走后，他们所创造的奇迹仍完好无损，“那我们的国家就真的是大为进步了”。李光耀还认为，分享荣誉的人不只限于他的高层领导团队，也应该包括基层。他曾经说过“每一位有功者，将获得一枚重达一盎司的金牌”。

苏州工业园“必须成功”

新加坡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比较晚。这正是过去人们不理解的问题之一。三四十年前，新加坡所处的位置和环境很复杂、很敏感。李光耀权衡各种因素之后决定，先互通贸易和经济往来，开展民间的实质性联系，然后在所有东盟国家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才把新中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当初，日本和美国同中国建交时，一些国家也在那时同中国建交。但李光耀的举动就是与众不同，他不介意那些，转而顾及他的近邻东盟成员国。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给世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对李光耀的触动也很大。后来的参观访问，会谈会见等活动，都说明他已走进中国，走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以及省市地方负责人的每次谈话，都非常有意义。他们的话题很广泛，例如：财政金融的管理，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运作，文化教育和出国留学，公积金制度和社会福利等等。可以说，这种交流和沟通，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苏州工业园，是中新两国大规模联合开发的一大标志。据我所知，李光耀资政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仅就选址而言，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到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辽宁等地考察，最终双方决定把这个项目放在苏州。1995年7月我去新加坡任职，正值项目刚启动。新加坡苏州工业园项目总部两次给我介绍情况并一一结识新方团队领导班子成员。根据新方的信息得知，新方从园区概念的构思，到运营战略的确定，再到运营管理团队和财政支持团队的组成，都是在李光耀关照下定案的。李光耀同我国领导人达成的“我们必须成功”的初衷和原则意见，推动这个千头万绪的庞大项目向前发展。

2001年6月，李光耀到苏州参加工业园7周年的庆祝活动，我曾陪同他访问苏州、上海和北京。途中我们的话题很多，但主要还是工业园的问题。当我在对话中提到“成功”(success)一词时，他马上说“partial success(部分成功)”。李资政就是这样，一言一行都很严谨，很认真。2004年6月，李光耀又来苏州参加工业园十周年大庆，这次我发现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在新朋旧友之间，一直笑容满面，侃侃而谈。这是因为双方经过艰苦努力，特别是在合理调整持股比例和进一步明确分工负责后，工业园逐步成长壮大，开拓者和建设者的理想也逐步得以实现。

(作者为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文章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