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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河:从也门撤侨看中国海外安全预警
发表时间:2015-04-13 15:55 来源:国际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到海外投资与发展。海外交流风险在所难免。所以,中国要根据现阶段对外交往实际情况,加强海外情报收集、分析、评估等安全预警工作。第一,加强打造海外侨民保护的顶层设计和理论建设。第二,增强外交部领保中心力量,扩大领事官员人数。第三,中国的跨国企业要加强社会安全评估能力建设。第四,中国要推动民间智库等社会研究机构发展,允许及鼓励大学研究所、咨询公司收集、分析国外情报,保证信息传达通道的畅通。第五,新闻媒体要将更多的眼光投向国外。第六,出国商贸人员要要积极抱团紧密组织起来,融入当地社会,加强与我国使领馆和驻外企业的联系。

3月29日-4月6日,我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舰艇成功将600余名中国公民及10个国家在也门的225名侨民成功撤离。中国此举不仅在国内受到广大民众的点赞,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反响。全世界众多主流媒体广泛认可和赞扬中国的撤侨行动,中国网友也表示支持和自豪。

毫无疑问,此次撤侨行动保护了我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了我国国家利益,彰显我国强大实力,体现政府外交为民的理念,值得积极肯定。

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越来越多,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深深延伸到世界其他国家,广大在外公民的安危也牵动着国内人民的心。中国公民不仅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解决所在国及本国就业,同时也为本国赚取大量外汇。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毋庸讳言,中国公民也同样面临日益严重的安全威胁,尤其是中国在众多政治动荡、经济落后国家开展业务,撤侨行动日益增多,以下是新华社统计的近期撤侨行动:

【2006年】

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发生骚乱,中国政府派包机将310名侨胞撤回广东。

4月底,东帝汶发生骚乱,5月29日,中国政府派包机顺利接回243名侨胞。

7月12日,黎巴嫩、以色列发生武装冲突并持续升级,中国政府分批安全撤离在黎中国公民共计167人。

11月16日,汤加发生大规模骚乱,11月23日,中国政府派包机协助193名回国。

【2008年】

1月,乍得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发生激战。中国政府接送411名中国公民全部安全从乍得撤离。

11月25日晚,泰国反政府示威活持续升级并导致国内动荡。自11月29日起,历经113小时紧急大营救,中国政府安全接回3346名中国公民。

【2010年】

1月12日,海地发生里氏7.3级地震。27日中国政府安全接回48名中国公民。

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地区发生骚乱,中国政府接送1299名在吉中国公民回国。

【2011年】

1月25日,埃及开罗等城市爆发游行示威,1月31日至2月3日,中国政府共接回包括约360名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1800余人。

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从2月22日至3月2日,中国政府积极协调,措施得力,创纪录地撤回35860名中国公民。

在为中国政府及时高效撤侨行动叫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的反思,为何近期经常出现撤侨行动?

第一,我国走出国门的企业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输出大量劳动力,遍布多个国家,增大撤侨的几率。受我国经济结构和工业水平局限,我国企业对外承包的业务多为铁路、基建、水利、能源、农业等。出于联系顺畅、保证安全等因素考虑,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坦赞铁路建设起,中国就习惯用人海战术完成工程,从工程管理人员、施工技术人员、行政辅助人员到普通工人等多为中国人。而且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变通不足,多沿袭国内施工习惯,企业办社会,造成中国劳务人员众多。以利比亚为例,动荡之前有中石油、中土木、中水电、中铁、中冶一局、北京建工、北京宏福建设等诸多中国企业在从事石油、住房、铁路业务,员工连同家属超过万人,虽然人多有利于抱团抵御危险,但一有突发重大事件则面临巨大的疏散风险,距离越遥远、爆发越突然、可用手段越少则越危险。此次也门撤侨,疏散人员行业为石油勘探、路桥建筑、通讯、水产等产业,虽然也门早有冲突,但为保工程进度,无法及早全部撤离。

另外境外企业忽视与当地各方利益的平衡,时常发生利益冲突。特别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与当地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与所在国民众间的利益摩擦增多,冲突时有发生。如有的境外企业在参与有利益争议的地区的项目时,不遵循现代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不注重处理与当地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暗中操作,加之某些国家反华势力暗中利用,导致当地百姓与我境外企业和人员关系疏远,引发各种安全事件,无形之中促成当地社会动荡。

第二,我国走出国门商贸人员散、小、乱,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主动或被迫撤离。大型企业人员相对而言抗风险能力较高,但是自发涌出过门的商贸人员则脆弱得多,受所在国社会波动,几乎每天都有自发的、小规模的“撤侨”,如遇到大规模突发事件,则不得不上升到国家层面予以救助。中国人多相信“富贵险中求”,吃苦耐劳,只要有商机就敢去闯市场,分布国家不仅有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有乌干达、加纳、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小国,虽然大部分国家政治稳定,但也有部分国家具有潜在危险和不稳定性,安全风险极高。再加上部分境外中国公民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当地语言不通,社会融合不够,涉外工作能力不强,跨国经营管理能力不高,游走于当地灰色甚至黑色业务边缘,卷入当地冲突之中,一旦发生突发事故,这些人员则首当其冲。如2009年7月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市场被关闭,许多中国商人被监禁乃至驱逐,多年的财产积累荡然无存;2013年5月加纳驱逐数百名游走在法律模糊地带的广西上林中国淘金客,等等。

第三,我国海外侨民的安全风险预警工作仍有待改进。中国对外劳务输出、与国外商贸往来是全球化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在国外有企业有侨民只是撤侨的存在的基础,并不是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突发事变,不会有大规模撤侨行动。即便有社会动荡或自然灾害,只要未雨绸缪及早应对,也不会出现仓促集中撤侨。所以对所在国的风险评估、判断、预警工作非常重要。

历经几个世纪的对外联系,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在侨民生存安全预警与救护机制建设上发展得比较完备有效。以美国为例,1992年,美国国务院建立了多层次的领事信息计划(Consular Information Program),取代原有的旅游劝告(Travel Advisory)计划。目的是向海外美国公民通报有关威胁其安全和健康的信息。领事信息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领事信息单(Consular Information Sheets)、公众告示(Public Announcements)和旅行警告(Travel Warnings)三个部分。领事信息单的内容包括某一特定国家出入境管理的规定和要求、海关规定、交通等基本情况。公众告示用来向海外美国公民通报国外的短期紧迫性危险,有时可能会发布全球范围的公众告示。当某个国家的局势变得不稳定或有危险时,国务院就会发布旅行警告,劝公民推迟到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旅行。美国国务院通过多个途径散发领事信息,美国公民在国外也有畅通的渠道接收所在国安全形势报告。此外,美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上也有严格全面的安全形势评估,不仅要遵守美国政府的法律及政策,还要听取专门研究机构的建议。美国对外情报信息咨询机构发达,不仅有国务院、商务部、中央情报局这样的政府机构,还有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基金会等社会智库,紧密关注全世界各个国家形势。在此条件下,美国往往能够预判所在国局势发展并提供安全预警,并在侨民救护上捷足先登。美国曾在去年针对也门局势发出严格的旅游警告,并关闭大使馆,此次也门冲突中,美国公民撤出较少,这与相关方面努力有很大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过才三十多年,大规模走出国门也才是近期的事,所以即便在领事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与现实需要相比仍显不足。目前中国负责中国侨民安全事务的主要是外交部领事司(领保中心),2014年外交部领事司仅有120名工作人员,驻外使领馆的领事官员也不超过500名,而2013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达9818万人次,1名领事官员平均要服务近20万人次海外中国公民,而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分别是0.6万、1.2万、1.3万和2.9万人次。外交部以有限的人力财力在境外提供“城管、社区、派出所等民生类”无限服务,平常日常事务就已经捉襟见肘,更不要提国外社会局势情报搜集与分析。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就曾指出目前中国海外安全网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第一,中国海外利益发展之快超出预期,而与之相配套的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政策规范、人员配备、应急处置、教育培训等综合性保障措施远未跟上。第二,法律法规不健全,国内各部门职、权、责划分不清,政府与公民权利义务没有规范,造成不少案件处理起来面临依据不足、师出无名的窘境。第三,现存工作机制不完善,在统筹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方面明显不足,在预防性工作和战略规划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第四,工作投入不足,主管机构级别低,人员严重缺乏,经费不足,一直处于“小马拉大车”状态。第五,维权手段单一,主要依靠外交交涉,其他“硬实力”建设明显滞后。

中国企业对外开展业务在安全评估及情报分析工作上的粗线条也深为人诟病,即便部长甚至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面也有项目反复甚至被终止案例,如泰国高铁及中缅铁路项目搁浅、南苏丹及伊拉克石油开发受当地战乱冲击等事件,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事前没有认真做好所在国政治安全情报分析,没有准确预见到所在国社会动荡。

此外我国研究国外政治经济情报的相关社会机构及智库太少,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及合作提供安全分析与动态预警需求。虽然国内一些高校有相关国家及地区的研究所,但是成果转化率太低,而且时效也不强,缺乏微观可操作性。我国派驻国外记者数量也不太多,而且由于联系渠道等原因,影响力仍有待提高。

最后,很多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没有仔细研究前往国家的政治、社会、安全风险,仅仅依靠在同乡、朋友等狭小的关系网内传播的信息而蜂拥而上,这一点在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市场尤为突出,导致最后深陷当地社会冲突之中,财产甚至人身安全受到严重伤害。

据统计,2014年11月,中国内地公民当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体数量高达5000多万人,几乎遍及世界上两百个国家和地区。另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5年的69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78亿美元。中国境内1.6万家投资者在境外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欧洲为85.7%,非洲为85%,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到海外投资与发展。海外交流风险在所难免,不能最后总寄希望于政府和军队大规模撤侨,这对中国海外侨民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中国要根据现阶段对外交往实际情况,加强海外情报收集、分析、评估等安全预警工作。

第一,加强打造海外侨民保护的顶层设计和理论建设,推动领保立法,加大人、财、物投入,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的作用,综合采用外交、经济、法律和军事、警务等手段,优化织牢“安全网”机制体制,必要时成立国家层面的国家领事局来统筹预警、应急处置、信息传播等相关具体工作。

第二,增强外交部领保中心力量,扩大领事官员人数,选取政治水平高、业务素质强的年轻人员充实到工作第一线,必要时成立外交部紧急情况处理部门和专门的大洲地区领事管理部门。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强国外情报特别是政治、社会安全情报收集,为海外侨民的领事保护提供可靠支撑。

第三,中国的跨国企业要加强社会安全评估能力建设,不仅要关注财物的安全,更要关注人员的安全。在开展项目之前,要对所在国的周边形势、政府情况、朝野对比、民意变化、潜在冲突进行详细考察并制定预案,派出公司与总部、当地使领馆要加强信息沟通,做到未雨绸缪。

第四,中国要推动民间智库等社会研究机构发展,允许及鼓励大学研究所、咨询公司收集、分析国外情报,保证信息传达通道的畅通。事实上,社会研究机构有很大的作用,不仅效率高成本低,而且还可以做许多政府和跨国企业不能或不便做的事情。

第五,新闻媒体要将更多的眼光投向国外。不仅要关注我国企业在外经济活动,更要收集并报道国外各方面情况,为我国政府、企业、公民对外活动提供及时准确的参考。

第六,出国商贸人员要避免不理政事或各自为战,要积极抱团紧密组织起来,融入当地社会,加强与我国使领馆和驻外企业的联系,及时反馈当地信息,在当好两国友谊桥梁的同时做好我国海外安全预警的神经末梢。

(作者为共识网专栏作家,文章转自共识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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