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哈瓦那履新时，古巴正处于经济极其困难的时期。蔬菜成为当时古巴非常短缺的物资供应，也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我们中国人比较讲求自力更生的精神，于是我开始想办法，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使馆的空地上。中国驻古巴使馆占地面积为15亩，院子里除了几座房子、草地，边上还有一些空地，我开始在这些空地上打主意，准备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解决菜篮子的问题。使馆工作人员把空地整理出来种了一点蔬菜，其中包括冬瓜、茄子、西红柿还有韭菜，这里就变成了一个菜园子。整个菜园子种上蔬菜后红红绿绿的，倒也挺好看。黄瓜是大众菜，很容易栽培和生长，而古巴的气候一年四季都比较热，很适宜黄瓜生长。作为兼职“菜农”的我没有想到，北京市场上这普普通通的黄瓜在古巴使馆的菜园子里一种，引出一段中古关系史的佳话。

蔬菜供应极度短缺中国馆员自当“菜农”

1993年，我赴古巴担任大使。此时正值冷战结束后的混乱时期。著名学者福山将这一段二战结束后的最动荡时期命名为“历史的终结”。

我到达哈瓦那履新时，古巴正处于经济极其困难的时期。美国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对古巴采取的长期封锁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中止，古巴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也因苏联解体而难以为继。古巴人民的生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影响到像我们这样的古巴驻外人员的生活。

蔬菜成为当时古巴非常短缺的物资供应，也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我们中国人比较讲求自力更生的精神，于是我开始想办法，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使馆的空地上。中国驻古巴使馆占地面积为15亩，院子里除了几座房子、草地，边上还有一些空地，我开始在这些空地上打主意，准备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解决菜篮子的问题。

使馆工作人员把空地整理出来种了一点蔬菜，其中包括冬瓜、茄子、西红柿还有韭菜，这里就变成了一个菜园子。整个菜园子种上蔬菜后红红绿绿的，倒也挺好看。为了丰富菜篮子的品种，1994年我和夫人回国休假的时候，在北京市场上买了几种蔬菜种子，其中包括那种最普通的黄瓜种子，带回了古巴。黄瓜是大众菜，很容易栽培和生长，而古巴的气候一年四季都比较热，很适宜黄瓜生长。

作为兼职“菜农”的我没有想到，北京市场上这普普通通的黄瓜在古巴使馆的菜园子里一种，引出一段中古关系史的佳话。

劳尔大赞中国黄瓜华裔将军遭到“批评”

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当时古巴的二号人物，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古巴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带领一批古巴军队的领导人应邀到使馆做客。就餐前，我陪古巴贵宾在使馆的院子里散步，一行人信步走到了菜园子一角。

在菜地旁，劳尔·卡斯特罗突然站住，指着架子上细长的黄瓜问我：“那是什么植物？”我回答说：“那是来自中国的一种黄瓜，我们馆员们种着调剂生活用的。”

在古巴也有黄瓜，但古巴的黄瓜品种都比较短粗。而细长的中国黄瓜引起了劳尔·卡斯特罗的兴趣，他问：“我可不可以看一看或尝一尝？”我说：“当然可以，您要是能够品尝我们使馆工作人员自己种的蔬菜，大家都会感到十分荣幸的。”

于是劳尔·卡斯特罗自己钻到菜园子里，亲手摘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黄瓜，在衣服上蹭了蹭就开始吃，咬了一口说：“哎，这个黄瓜怎么那么好吃？”一边说一边把目光瞄向了陪同他到中国使馆做客的华裔将军邵黄。

邵黄将军的父母都是广东省增城县人，邵黄是生在古巴的华裔，20世纪50年代起，邵黄就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兄弟参加了古巴游击战争，并在游击队根据地马埃斯特拉山区担任司令部军需官，与卡斯特罗兄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深得他们的信任。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邵黄当过一段时间劳尔·卡斯特罗的办公室主任，后来古巴成立了物资储备局，邵黄被任命为局长，同时他还是古中友协会长和军队里面的将军。

再回来看劳尔·卡斯特罗，那天他边吃黄瓜边佯装生气地对邵黄说：“你在古巴生活了50多年，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中国有这么好吃的黄瓜呢？”在场的众人见状都哈哈大笑。邵黄将军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也没有说什么。

吃罢中国黄瓜的劳尔·卡斯特罗意犹未尽，指了一下身边的随从人员，问我：“能不能让他们几个也尝一尝？”我说：“当然可以，随便吃。”然后，我与劳尔·卡斯特罗等人一起动手，把能吃的大大小小的黄瓜全都摘了下来，给陪同劳尔来访的古巴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及海军、空军司令等人每人掰了一点分着吃，吃完之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个黄瓜很好吃。当时我们心里都美滋滋的，很自豪，不过我的“黄瓜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徐贻聪黄瓜”传遍古巴欣然接受“黄瓜”证书

俗话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劳尔·卡斯特罗就中国黄瓜开的玩笑，让我若有所思。古巴客人走了以后，我的夫人向我建议：“你要不要把这个黄瓜种子送一点给邵黄？”

我与邵黄的关系一直不错，他与我同龄，都是1938年生人，在一块儿很谈得来。我的很多外事活动，包括平常到首都哈瓦那之外的古巴其他地方去、和古巴领导人联系、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和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的双边活动等等，都是邵黄安排的，多数时候我宴请卡斯特罗主席及劳尔·卡斯特罗，邵黄一般会陪同在座。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邵黄打电话：“昨天的黄瓜觉得怎么样？”邵黄说：“你别说了，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现在脑袋还疼。劳尔·卡斯特罗那句话是在批评我呢。”我说：“你想不想要黄瓜种子？你要的话我给你送点去。”邵黄一听大喜，说：“你一下子把我的脑袋疼给治好了！”

古巴那时候比较困难，各个单位都在想办法搞点生产，邵黄是负责物资储备的，他的这种生产意识就更强一点，他办了好几块试验田，专门种各种各样的蔬菜，其中一块试验田就在他的办公楼外。古巴有一个制度或者说一个惯例，就是一般的机关单位、工厂和学校，中午要给工作人员或者学生做一顿饭吃。当然吃得好坏要看各单位自己的条件，差不了太多，但还是有差别。我送给邵黄的黄瓜种子，立刻被送到邵黄的试验田，他专门派人在地里种。因为古巴的气候比较热，黄瓜随时都可以栽种。邵黄非常关注他在试验田里栽种的黄瓜，黄瓜长出芽了，长出来苗了，苗长多高了都打电话告诉我，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如此重视，但还是出了点“差错”。等黄瓜结出来之后，邵黄请我去看，我一看，这黄瓜都长得比较老了，因为黄瓜老了就不好吃了。于是我问：“干吗不早点摘呢？”邵黄说：“我们现在还不到吃嫩黄瓜的时候，首先是要追求数量，让黄瓜长大结子。另外即使吃，也不是很嫩的时候再吃，整得大一点，这样实在。”我一下就明白了，他考虑的不是当时好吃，而是想的更长远一些。

栽种黄瓜的试验成功后，邵黄扩大了栽种范围，把种子传播到了哈瓦那附近的一个省，后来又逐渐扩大到其他地区。古巴从此开始比较广泛地种植细长的中国黄瓜。一直关注此事的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从北京市场带回来的黄瓜种子，会迅速地在古巴全国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这也应了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无心插柳柳成荫。还有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因为这个黄瓜受到了古巴政府的表彰。

1995年上半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邵黄的电话，他说：“你没事上我这儿来一趟吧！”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匆匆赶到了邵黄那儿，发现一大堆人围着，其中有古巴政治局委员兼农业部长、周边好几个省的省长和副省长。我一看好像这里没有我什么事情，和他们一一打了招呼之后就准备离开。没想到农业部长说：“你不能走。”我正在诧异呢，什么事情还不让我走？这时农业部长对旁边的人说：“宣布开始吧。”

我这下就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心想：宣布什么开始？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心里虽然犯着嘀咕，也只好站在那里。接着，农业部长把我、邵黄和哈瓦那的一个市领导请到主席台上，开始讲话。讲话当中就提到了这黄瓜的由来，黄瓜怎么在古巴推广，对古巴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最后宣布：古巴国务委员会决定给我颁发一个“徐贻聪黄瓜”的证书。证书是用古巴的官方语言西班牙文写的，采取的是比较正规的证书格式，我的名字是用拼音书写的。

看着我恍然大悟的神情，邵黄得意地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惊喜。”

在农业部长的宣布过程中，我就猜想可能会要让我讲话，于是我一边听一边在想待会儿我应该说些什么。在拿到证书的致答谢词中，我简单地说了这个黄瓜的来历，黄瓜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只是从国内带回来一些种子，而且说起种子来也不是我买的，是我夫人买的，我获得证书应该是“无功受禄”。我强调这件事体现了古巴对中国的感情，体现了两国的友谊，最后我做了个总结：“这件不大不小的外交上的事情，表达了古巴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我个人只是在这里承担了一个载体而已，黄瓜是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两国人民之间深情厚谊的体现。”在离开古巴之后，我一直把这个象征着中古两国人民友谊的“徐贻聪黄瓜”证书珍藏着，这是我外交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确实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后来，我离开古巴赴任阿根廷，有一年巧遇到古巴农业部长。他告诉我，“徐贻聪黄瓜”已经普及到古巴各个省，不仅对古巴农业，而且对古巴的旅游业也起到了很特殊的作用。我听了以后感到很高兴，不仅仅因为这上面有我的名字，更多的是因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在逐步深入。

（作者曾任外交部美大司科员、拉美司副司长及中国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文章转自听大使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