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我们的很多事情是由组织决定的。我读中学是在上海，报考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被保送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外语。当时在国内学军工是热点，全校被选去学军工的学生有一大批，而学外语和外交的只有三个人。我很纳闷为什么当时会选中我，现在我中学时的校长还健在，一直以来都很想问问他选我去学外语的原因，遗憾的是始终没跟他联系上。其实我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但那个时候，组织分配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大家都是如此。

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有许多语种专业，然而每个人学什么自己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在开学的前两天，由学校的领导宣布每个学生要学的专业。起初我被分配到英语系学习，后来到了1958年，周总理做了一个指示：要从英语院校选拔一批学生去学亚非语言。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有一天外交部的干部司来了一位领导，宣布组织分配我去学波斯语，我就从英语专业转到了波斯语专业，从此跟伊朗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青年时代到上大学，再一直到今天，我始终都对音乐情有独钟，然而命运让我选择了外交事业。现在想起来，音乐对我后来从事的职业也是很有帮助的。音乐给了我一副灵敏的耳朵，学起语言来比较轻松。同时音乐也使我比较早地了解了外部世界。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阿富汗工作。在那里，我得以结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他们去阿富汗访问的时候，我为他们做翻译。后来回国之后我被下放到晋西北农村的干校。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通常而言，下放干校不是一段美好的记忆。但是在干校，我自认为还是获得了新的知识和阅历。因为我从小在大城市长大，下放到全国最落后最贫困的农村，与中国农村有了零距离接触，加深了我对国情的认识。今天回忆起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种磨炼和提高，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经历和财富。

1971年，我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国和伊朗建交的消息，这个消息传来后不久，我的人生再次发生了改变。1972年的一天，干校的军代表突然把我叫去，说有重要的任务，具体是什么任务也不说。他让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坐上干校的大卡车去太原，到了太原之后马上转乘火车，要我当天赶到北京。

就这样我一路奔波到了北京，然后被告知：伊朗的王后和首相来中国访问了，需要我去当翻译。我从干校走时很匆忙，到北京时身上穿的还是干校的劳动服，一身的泥土味。所以，当时见到我的人戏称我是出土文物。由于这次的接待和翻译任务安排得很紧，当晚就要去人民大会堂，我总不能穿着干校的劳动服去见外宾吧？没有办法，我只好匆忙到外交部临时借了一套衣服，完成了这次外事活动的接待任务。

在这次接待任务完成之后，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双边关系很好，双方来往很多，组织上跟我说不要再回干校了，就待在北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当时，我还和领导说：“我的行李还在干校，我爱人、孩子也在干校，总得让我回去一趟吧。”如果说在阿富汗工作是我第一阶段的外交工作，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第二个阶段的外交工作，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我们这一代做外交工作的人，无不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深刻影响。周总理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给了我受益终生的教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工作的细致入微。在接待外宾时，他虽然听不懂波斯语，但每次我翻译时他总是听得很认真。记得有一次，他讲了一个事情，提到了10个国家的名字，我在翻译的时候由于疏忽少翻译了一个国家，没想到周总理敏锐地问：“你是不是少翻译了一个？”那一刻我的敬意油然而生，这样的领导人，真是太厉害了。周总理不仅周到细致，而且很多事情他都亲自过问，非常认真，不辞辛苦。我们那代人对周总理的感情可以说是既钦佩，又心疼。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见周总理是在1975年5月，周总理去世前的七个月，那时已是他病重期间。当时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来访，要见周总理。我们告诉她，周总理因为病重已经住院，没法接待她。阿什拉芙公主听说周总理病了之后更要去见他，因为她跟周总理私交很深，所以坚持一定要到医院去探望他。

后来经过层层请示，周总理同意会见阿什拉芙公主。当我看到周总理时，发现他脸色蜡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周总理得的是什么病，但是看到总理这样，心里真是很难过。或许是为了安慰总理，阿什拉芙公主问总理：“您什么时候能去伊朗访问呢？伊朗人民都盼望周恩来总理能去看看。”周总理慢慢地、略带辛酸地说：“我是不行了，要去将来就是他去，在座的这些年轻外交官去，我是不行了，让他们去吧。”

当时我心里就感觉，周总理的病情可能已经很严重了，但又暗暗希望不是如此，希望这只是我的错觉。然而七个月之后，周总理就去世了。周总理的去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而且对于我们国家的外交事业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作者为中国前驻伊朗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文章转自听大使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