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外界理解中国，知行合一很重要，周边国家比较能够接受美国，因为美国的行为比较透明。就中国而言，国内很多政策说完之后就执行不下去，这造成了国际很多人的困惑——你到底要做什么？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也要负责任。现在既然已经发展今天的程度，下一步就是要管控危机。中国和美国之间，有时候中国反应不要太过激。主权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有很多民族情绪在里面，但可以把主权问题搁置一边，共同开发，这种方法就很好。南海问题要互相管控一下，不要真的发生冲突。中国在今后十年、十五年里，最重要的还是国内发展、国内的制度建设。现在中国是处于外交上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已经崛起到不再老是我调整，你不调整的情况，但还没崛起强大到人家愿意为你作出调整。所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一样，是对持状态。

日前，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21世纪理事会(贝格鲁恩研究会)共同主办。

会议期间，凤凰评论《高见》栏目专访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一.为什么外国读不懂中国

凤凰评论《高见》：这次会议主题叫“读懂中国”，但我发觉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往往很苍白无力，你觉得中国可以怎样增强自己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

郑永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近代以来，西方一直占据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想累积自己的话语地位确实需要很长时间。中国从近代衰弱以后一直是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也只有三十多年，刚刚走出去。中国学习得很快，成长得很快。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外界理解我们，另一方面外界也确实有需求理解中国。

中国国内现在任何一件事情都会产生很大的外界影响力。80年代、90年代早期人民币无论是贬值10%或者增值10%都不会产生很大国际影响，但如果现在的话升值2%或者贬值2%都会产生巨大国际影响。中国也在全球化潮流获得很多好处，中国经济现在是世界经济的内在一部分，我们做什么都会有外界影响，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行为很难获得人家的理解。所以，“读懂中国”这个会议表达了我们强烈的让外界理解的愿望。

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让人家理解你。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西方话语体系跟中国话语体系之间没有互联互通，西方说西方的，中国说中国的。这几年这两个话语体系不仅没有靠近，还越走越远，双方都有互相“妖魔化”对方的倾向。中国要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这是我们的要务。

凤凰评论《高见》：不只有世界理解中国的问题，周边国家也涉及理解中国的问题，你身处新加坡，应该也有所感触，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非常欢迎，但也对它的崛起感到不安和困扰，中国怎么样既能展现大国风范，又可以消除周边国家的不安？

郑永年：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理解，怎么能够用人家的话语体系来理解我们自己呢？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借用人家的话语体系来看自己，这是很要命的。周边国家受到西方的影响也比较大，话语体系还是西方式的。当然，这里也有国家利益互相冲突的原因。

理解需要看行为。知行合一很重要，为什么周边国家比较能够接受美国？美国的行为比较透明一点，美国敢说敢做，无论是做正确的事情或做错误的事情。就中国而言，国内很多政策说完之后就执行不下去，这造成了国际很多人的困惑——你到底要做什么？

二.南海问题，反应不要太过激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中国和周边地区确实已经产生了一定摩擦，比如这次南海争端，越演越烈，你觉得会怎样收场？

郑永年：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也是要负责任的。其实越南、菲律宾早就在造岛了，但中国早期因为面子关系，往往是通过私下外交，打发算了；如果当时中国也公布于世界媒体，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既然已经发展今天的程度，下一步就是要管控危机。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觉得有时候中国反应不要太过激。中国当然不高兴，但国际事务上大家都是有斗争有妥协的，就像毛泽东所说的，该妥协的时候就妥协，该斗争的时候就斗争。有关主权问题，邓小平说得好，主权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各说各的，有很多民族情绪在里面，但可以把主权问题搁置一边，共同开发，这种态度、方法就很好。

凤凰评论《高见》：但现在国内民族情绪非常高涨。

郑永年：对，其实这也是有一定好处的。以前中国一直很被动，在南海问题上很被动，现在至少主动权增大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进行危机管控的。中国也要考虑到美国的立场，因为美国要顾虑自己在同盟国之间的威望。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信任度还是低。美国知道中国实际上没有想要把美国赶出亚洲，因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个既定事实，而且美国的某些行为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比如中国既不想当世界警察，也没想当亚洲警察，但是这世界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警察的。

南海问题要互相管控一下，不要真的发生冲突。中国在今后十年、十五年里，最重要的还是国内发展、国内的制度建设，等中国真正崛起了，情况自然会有改变，其它小国家会作出相应政策调整。

现在中国是处于外交上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已经崛起到不再老是我调整，你不调整的情况，但还没崛起强大到人家愿意为你作出调整。所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一样，是对持状态。

三.国企改革要回归企业本位

凤凰评论《高见》：也看到中国有用实际行动从经济上赋予利益，去争取周边国家的支持，比如成立“亚投行”、推出“一带一路”政策。你也说过“一带一路”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政府的声音多，企业的声音不足。在顶层设计完成后，我们怎样才能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郑永年：“一带一路”的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在讲顶层设计，没有多少人去干活。“一带一路”实际主体是企业，其实是把中国的资本、技术、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怎么让政府、企业合作走出去。

我们现在还处于政府自我动员的过程，而没有把企业、资本动员起来。我觉得下一步重点在执行。这个规划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但只是自己清楚了没有用，要去做，要成为行动纲领。新加坡对“一带一路”、“亚投行”非常热情，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到底具体想做什么。

中国要做“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事情。其实东盟本身、每个国家自己有互联互通的规划，我觉得中国要把自己互联互通的东西跟当地国家互相对接，这样就会使周边国家看到中国做这个东西是跟自己相关的。

凤凰评论《高见》：中国国企又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很多人说中国应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你认为这次中国企业改革能进入深水区吗？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郑永年：新加坡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就是要赚钱。中国实际上从朱镕基总理以来也一直往这个方向走，学习淡马锡模式也不是现在才提，朱镕基总理就提过了，但中国只是学了表象的东西，没有学到实质。实质是什么？企业就是企业，是要市场化的，要赚钱的。

我觉得中国企业太政治化了，企业就是做企业的，不赚钱就要倒闭，倒闭不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不要跟社会命运、国家命运、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好多人就是思想不够解放，一定要把国企、央企和执政党、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下怎么改革？所以我觉得企业还是要回归企业本位。近代以来我们还是缺乏理性启蒙，我们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启蒙，所以我们往往把自己的好多主观情感投放到一个地方，使本来能做的事情，反而不能做了。

其实国企改革是个技术活。我们把很多情感性、主观性的东西投放进去以后，反而不能科学地认识问题，再把它神圣化之后，就很难改革。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对的，但必须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必须要以思想解放为前提。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