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说，《当代中国外交》中称，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外交上有三大决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到“一边倒”，说“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其实并非如此。“一边倒”不是毛主席的真实想法。毛主席在该文中同样谈到，中山先生是“积四十年经验”，我们是“积二十八年经验”，“必须换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结成统一战线。周恩来在1952年第一次使节会议的讲话中讲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时，提到的是“一面倒”。当时有些人认为，中国也可能被当作铁托。薄一波同志曾引用邓小平的话说，“毛主席是主动一边倒，不是被动一边倒。”熊向晖说，“一边倒”究竟是不是我们建国初期的对外方针，值得商榷。他准备写文章，翻这个大案。希望能在外交档案中找到一些有用的材料。

2004年3月，外交档案向社会开放不久，时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燕怡给我打电话说，熊向晖同志得知外交档案已向公众开放，非常高兴，他想到外交部档案馆看看，查阅有关开放档案，问何时合适。我一听，吃惊不小。外交档案率先向社会开放，国内外反应很好，社会影响不小。但我没有想到，这竟然引起象熊向晖同志这样资深外交官的关心和重视。我马上回答说：“随时欢迎熊向晖到外交部档案馆检查工作，查阅开放档案。”

毛泽东说，“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熊向晖同志是我十分敬仰的革命老前辈，卓越的情报专家，德高望重的优秀外交官。熊向晖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出生于山东叶县。1936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1937年，奉周恩来之命到胡宗南部从事情报工作，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1947年3月，当他得知胡宗南要攻打延安，他立刻把这个情报通过电台报告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得悉后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决定紧急撤离延安。胡宗南只得到了一座空城。熊向晖的情报生涯十分传奇，常常被人誉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代表。毛泽东在评价熊向晖时曾说过：“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1947年8月，熊向晖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密西根大学和俄亥俄州大学，获俄亥俄州大学硕士学位。1949年9月，南京解放，熊向晖从旧金山经由香港回到祖国，这位国民党出资培养的外交人才，开始了他在新中国外交舞台上的演出。熊向晖先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代办，曾随周恩来总理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1969年，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4位老帅受毛泽东主席委托对国际形势进行深入研讨，撰写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篇专题报告，周总理推荐熊向晖作老帅们的助手，为老帅们提供材料和整理记录。熊向晖是参加此项秘密任务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毛泽东正是根据老帅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分析，作出了利用美苏矛盾，改善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

我认识熊向晖是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前，熊向晖和我都是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的接待班子“研究组”成员，研究组组长是叶剑英元帅，熊向晖是研究组下设的资料组组长，我是简报组工作人员。基辛格访华前一个多月，我们都集中在钓鱼台四号楼学习、“备战”。当时我并不认识熊向晖，还在私下打听。有一天，我的一位同事指着一位手挎黑色公文包、皮肤黝黑、中等身材、腰板挺直，健步走进会议室的中年人说，他就是保卫延安的功臣、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大名鼎鼎的中共特工熊向晖。我眼睛一亮，肃然起敬。

继参加接待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熊向晖和我都参加接待了1971年10月基辛格的中期访问，1972年1月黑格将军率领的先谴组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正式访华；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黑格将军的会谈、会见；参加了中美关于“尼克松访华公告”和“上海公报”的起草、谈判工作。其中不少好的点子和意见来自熊向晖。我记得1972年1月，黑格将军率先遣组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黑格在同周恩来的会见中以其军人的口气直率地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黑格说，中国的“生存能力”正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将“维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美国希望通过尼克松访华能加强其“世界领袖形象”。美方企图通过打“苏联牌”，来迫使中国在最后谈判中让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按照由熊向晖草拟的《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答复美方。周恩来在批驳黑格的口信时强调指出：尼克松半年前曾将中国列入世界“五大力量”之中，现在美方突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这是令人惊讶的。任何国家都决不能依靠外力维护独立和生存，否则就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新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任何“孤立、包围、遏制、颠覆”的企图必定以失败告终。“世界领袖”不是自封的。听了令人解气，效果非常好。

熊向晖知识博学、思路敏捷、办事严谨、待人友善，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难忘的印象。

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不久，1972年4月，熊向晖便赴墨西哥，出任中国首任驻墨西哥大使。此后，我与熊向晖很少见面。

现在，熊向晖要亲自来档案馆，我有点喜出望外。我立即向档案馆有关处进行布置，让他们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到访档案馆

2004年3月31日上午，我与杨燕怡和档案馆有关馆处领导早早来到外交部大院，迎接熊向晖。杨燕怡是熊向晖的亲属，是一位杰出的女外交官，现任中国驻欧盟大使。十时整，熊向晖的汽车来到院内，熊向晖在两位助手的搀扶下缓慢地走下车来，坐到轮椅上。我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熊老，多年不见，身体可好。欢迎您来档案馆检查工作。”熊向晖开朗地笑着说：“正保同志，你还年轻，我已老了，现在腿脚有些不便，出行有些困难。”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看着他那张黝黑、熟悉的面孔，虽已85岁高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但仍透着一股英气，威严不减当年。

我陪熊向晖一起到档案馆会议室。落座后，我本想先讲几句欢迎之类的话，并想问熊向晖想查阅哪些档案，我可让工作人员预作准备。未等我开口，熊向晖便说：“我这次来，不是来查阅档案的。我来，一是看看档案馆的同志们，外交档案能向公众开放，非常了不起，外交部档案馆办了一件顺潮流、得民心的大好事。二是，我主要同你们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提出一些问题和要求，有关档案下次来看。”并要我转达对李肇星部长的问候。真是快人快语。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熊向晖谈到的一些情况，至今深刻难忘。

一、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

熊向晖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毛主席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功过评价“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其根源就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反对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在斯大林看来，中共也无法通过武装手段赢得胜利。在解放战争中，斯大林最初不准中国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以后又说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我们在国内外受到很大压力，特别是来自斯大林的压力。毛主席多次跟外宾讲，“人家说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到抗美援朝时这个帽子才摘掉。我要写文章，一万年以后再发表。”

熊向晖说，这里还涉及到什么叫“铁托式的胜利”。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做法是错误的。南斯拉夫不是修正主义。东欧国家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南斯拉夫则不同，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获得胜利。后来，南斯拉夫同美国走得近一点，被斯大林开除出了情报局。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放心的，有人说，朝鲜战争实际上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一次考验，试探毛泽东的中国对苏联和美国的态度，敢不敢碰美国。毛泽东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朝鲜战争深刻地影响了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确定了冷战初期大国之间的基本战略格局。斯大林十分满意。

二、“一边倒”不是毛主席的真实想法

熊向晖说，《当代中国外交》中称，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外交上有三大决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到“一边倒”，说“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其实并非如此。“一边倒”不是毛主席的真实想法。毛主席在该文中同样谈到，中山先生是“积四十年经验”，我们是“积二十八年经验”，“必须换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结成统一战线。周恩来在1952年第一次使节会议的讲话中讲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时，提到的是“一面倒”。这次使节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强调保密，与会者不准记录，但特别准许我作记录，因为当时李克农在朝鲜，不能回来，要我记下送给他看。我的记录稿打印后存放在中央调查部，80年代又转到了外交部。当时有些人认为，中国也可能被当作铁托。薄一波同志曾引用邓小平的话说，“毛主席是主动一边倒，不是被动一边倒。”熊向晖说，“一边倒”究竟是不是我们建国初期的对外方针，值得商榷。他准备写文章，翻这个大案。希望能在外交档案中找到一些有用的材料。

熊向晖提到的“一边倒”问题，当时在外交界和理论界的确有争论，众说纷纭，观点不尽相同，我原想能看到熊向晖的大作，但遗憾的是，一年多以后，熊向晖离我们而去，最终未能如愿。

三、建国初期，叶剑英内定为驻美大使

熊向晖说，关于建国初期的中美关系，外交部开放档案中公开了一些材料。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苏联驻华大使跟着走了，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没有走，留在南京，他在看。49年、50年，中苏关系、中美关系非常复杂。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如果美、英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我们准备同他们建交，而且已经确定了驻美、驻英大使人选。总理曾同他说，中央当时内定叶剑英任驻美大使，潘汉年任驻英大使。此事罗青长同志也知道。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有变化，所以司徒雷登走了。毛主席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打消了这个念头。熊向晖说，他曾同外交部周某某谈过此事，周未经他同意，在报上私自披露了此事，他非常生气。问有关这方面的档案是否还有未公开的，他想看一下。

熊向晖说，美国已公布了中美打开关系和中美建交前后两国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谈话记录，包括毛主席同尼克松的谈话，国内还不让译成中文，据说台湾在翻译。中方的记录总比美方准确，我们为什么不公布一些这方面的谈话记录？

熊向晖说，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是1971年10月2日至26日，习惯上称为“中期访问”。主要是谈“尼克松访华公报”，他也参加了，谈得非常艰苦，基辛格曾一度失去了信心，他领教了中方谈判人员的坚韧、意志和毅力。

毛主席会见尼克松，基辛格让洛德参加作记录，发表的消息中又没有洛德。据说因为人员限制基辛格没有安排罗杰斯国务卿参加会见，而安排他的助手洛德作记录。事后，为了寻求平衡，不让罗杰斯感到太难堪，缓和他与国务院的紧张关系，基辛格要求中方在发表消息中参加会见人员不提洛德，照片中也将洛德抹掉。有些内部情况应逐步让人们有所了解。

四、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究竟有没有同杜勒斯握手

熊向晖说，关于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究竟有没有与杜勒斯握手的问题，外界谬传很多，说周总理伸出手来，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其实没有这回事。他当时在场，英国首相艾登作会议主席，本想把周总理介绍给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可以握一下手。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规定，不准美国代表团成员与中国代表握手。周总理表示不必勉强。因此没有出现周总理与杜勒斯在一起的场面，更别提握手。但谬误传多了，变成真理。以至于尼克松在其回忆中也谈到，1972年他访华，走下飞机，首先把手伸向周总理，以弥补杜勒斯不与周总理握手的缺撼。尼克松回忆录发表后，此说更为不少人认同。外交部开放档案可以做出澄清，正本清源。

我查阅了日内瓦会议档案。中国方面的档案中，未曾有过周恩来遇见杜勒斯的记载。事实上，会议召开不久，杜勒斯就返回美国，接手的是他的副手美副国务卿史密斯。史密斯目睹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赢得的普遍尊敬，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某些政策是不现实的。他还设法同中国方面进行了直接接触。根据档案，1954年7月18日下午，周恩来同史密斯在会议休息期间碰到了两次。史密斯找中国代表团翻译浦寿昌谈话，周恩来见状走上前和他打招呼，并伸出手来，而史密斯未作表示。随后周恩来与孟戴斯一费朗斯谈话时，史密斯上前插话说：“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了手。”周恩来回答道：“我刚才已经伸出手来了。”史密斯称：“刚才我一手拿烟，一手拿杯子。下回我会伸得比你还快。”7月21日下午，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一进休息室，史密斯就迎了上去同他交谈并急忙伸出右手握住周的左臂，并说：“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地结束很好。”史的这一举动显然是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是会议期间双方接触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籍此表达了对中国在会议中所起作用的赞许，既伸出了手，又避免了握手。而且事实上，到日内瓦会议闭幕之日，中美双方已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了多次直接会谈。中国代表与美国代表多次握手。杜勒斯坚持限制同中国代表团接触的僵硬政策完全不现实。

无独有偶，令人惊讶和匪夷所思的是，杜勒斯不准美国代表与中国代表握手的谎谬规定并非其独创，也不是最后一次。1989年北京春夏政治局风波后，美国国会竟然规定，不准访华的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握手，以至布什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来华会见邓小平并与邓小平握手、碰杯后自我解嘲地说，他已作好回国后接受国会听政和遭媒体围攻的心理准备。中方当时为照顾美方人员需要，在中国领导人会见、宴请他们的新闻节目中删掉了所有握手和碰杯的镜头。当时我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工作。美国国会这种不切实际、有悖常理的做法，一时成了外交笑料。

熊向晖说，他从报上看到这次公开的档案中有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的一份内部讲话，说自己在会议期间“心也在跳”，“有时自己急躁发了脾气”，“曾责备过不该责备的事”。把这样的材料公布出来很好。他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周总理内部讲话时，他在场。“不该责备的事”涉及的人是章文晋。章当时是代表团翻译组组长，有一次文件中中文与英、法文不一致，少了一段话，差一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总理很生气，发了脾气。但那不是章文晋的错，经办人不懂外文。

熊向晖还谈到，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准备访问东德和蒙古，要代表团先搞好总结。总结由乔冠华、陈家康起草，总理作修改，主要讲会议取得的胜利。原准备到莫斯科在机场发表。但一到莫斯科，听到毛主席批评说，多年来外交上不提解放台湾，觉得气氛不对，没有在机场发表。

五、“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发生了一件由台湾特务机关一手策划震惊中外的大案——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当时周恩来去参加在印尼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原定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经由香港前往印尼。1955年4月11日中午1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往雅加达，在飞经印尼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时，机身突然爆炸，坠入海中。当时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在内的11位中外乘客以及8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熊向晖说，他最初也是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他差点坐这架飞机去万隆，我们事先得到情报，台湾国民党特务要搞破坏活动，谋害周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周总理说：“熊向晖，你太招人，不要坐这架飞机了。”他临时撤了下来。也因此逃过一劫。当时只安排一些记者和工作人员乘坐这架飞机。所幸的是，周总理临时应吴努总理邀请访问缅甸，他同吴努和途经仰光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越南范文同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举行了非正式的六国会谈，不在其中，从而避免了更为巨大的损失。周总理乘坐的飞机从仰光起飞后不久，遇到非常恶劣天气，飞机迫降新加坡机场，推迟了抵达印尼的时间，在雅加达机场中方接机人员，已经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和机上人员遇难的消息，无不为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担心。

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在声明中，中国政府严正指出，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严重责任。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周总理非常悲痛，彻夜未眠。周总理委派熊向晖作为中国政府特别代表去香港进行调查。周恩来对他说：“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不但涉及蒋介石集团，而且涉及英国和美国，所以我们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印度和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和态度也不会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的原则来处理，外交无小事，你要多动脑筋，认真细致，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熊向晖感到压力很大，任务很突然，但熊向晖以他精明干练的办事能力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国家交给他的艰巨任务。他给国务院写了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

调查显示，“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是由台湾特工机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一手策划制造。主持暗杀事件的人叫赵斌成，直接指挥的人叫金建夫。他们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周驹，周驹是个好吃懒做之徒，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机翼下放置了从台湾运去的美国制造的小型定时燃烧炸弹。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尼五小时后爆炸。空难发生后，为逃避罪责和打击，掩盖事实真相，他们又秘密将周驹偷渡到台湾。爆炸案主犯之一赵斌成逃脱法律制裁回到台湾。

中国政府向“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中包括3位国际友人在内的一共11位遇难者授予了“参加万隆会议死难烈士”的称号，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公葬仪式。

周恩来为墓碑亲笔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熊向晖说，台湾特务机关对中国代表团处心积虚的阴谋破坏，并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体现的“万隆精神”永载史册，永放光彩。

熊向晖最后表示，希望到档案馆查阅一些档案，其中包括清朝政府与英国建交的有关档案，1949年渡江前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交往未公开的档案，50年代英国驻华代办处确切名称，周总理1952年在第一次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熊向晖作的记录稿，1964年中法建交的有关档案材料等。

我对熊向晖说，清朝政府与英国建交的有关档案现保存在故宫博物馆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它有关档案可随时到外交部档案馆查阅。

谈话结束后，我安排熊向晖参观了开放档案借阅处，向他介绍了开放档案借阅情况。外交档案向社会开放以来，借阅的人不少，其中有不少外国人，主要是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熊向晖十分赞赏。

熊向晖这次到访外交部档案馆，谈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提供了不少重要情况。有些问题并非我们能解决，我们已转告有关单位研究。

不久，我到熊向晖府上拜访了他。熊向晖的居室座落在复兴门外一座普通高楼内。熊向晖在他的书房接见了我。室内家具十分简朴，房内和他办公桌上堆满了书籍和材料。同去的有香港凤凰卫视摄制组人员，他们采访熊向晖，拍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始末。我计划安排档案馆口述历史小组专门采访熊向晖，把他谈的一些情况摄影记录下来，作为口述史档案，永久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馆，但由于他走的太快，未能如愿。

2005年9月9日，熊向晖病逝于北京，最终走完了他这86年不同寻常的人生，国内外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社会各界也用不同方式来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斗士。其中有两句挽联写得最好：一招闲棋，十年冷子，背影后有精彩人生；三杰故事，两代风流，无声处是英雄世界。

如果熊向晖知道，现在不仅外交档案，其它部委档案和各地方档案，包括军事档案，也已陆续向公众开放，可含笑九泉。

(作者为资深外交官，曾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文章转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