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道分水岭。以国家主导投资、房地产、出口和高科技为基础的旧发展模式，现在变得严重不平衡。

对这种旧模式种种问题的认识，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10多年来，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一直主张，中国经济应转向更加依赖消费和内需的增长模式。但不同于过去几年的是，这种转型也许必须从现在开始，否则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

2022年11月下旬取消疫情防控措施后，中国经济的上行趋势迅速放缓。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较第一季度仅增长0.8%，这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动力过快消失的担忧。

消费低迷和出口放缓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最令人担忧的，是私营部门的发展动力迅速丧失。2023年前5个月，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1.8%。更糟糕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6月民间投资较去年同期下降0.2%，虽然整体投资增长3.8%。

私人投资的部分问题，源于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但是，最近增长动力的丧失不能仅仅归因于疫情影响。结构性挑战正困扰着中国经济。

过去40年，中国经济一直依靠“四驾马车”实现惊人增长。相比之下，现在仅有一驾马车还在运转。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制造企业利用新政策，将业务迁至华南地区。很快，台湾厂商紧随其后。中国地方政府的创业精神日益增强，赋予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集体企业更多自主权。中国蓬勃发展的出口经济由此诞生。

90年代末，许多名义上的集体企业已经实现私有化，而国内市场开始快速增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迎来了新一波外国直接投资浪潮，背后的推动力来自欧洲、北美和东亚的大型跨国企业。

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像韩国、日本一样，经历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出口不仅拉动经济增长，也带动制造业能力快速升级。

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住房私有化是另一主要因素。房地产开发在21世纪前10年蓬勃发展。中国城市，尤其是最大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香港模式，通过拍卖出售土地补充政府财政。这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房地产价格升高，不仅使房地产开发商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富裕起来，也使城市富裕起来。

和香港一样，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使得年轻一代失去了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或者，迫使他们筹集多代人的资金买房。目前，高房价也可以看作是低出生率的原因之一，因为家庭住房现在非常昂贵。

最近20年的房地产繁荣之下，地方政府资金充足，中央政府也资金充足。这为中国增长第三大动力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大规模的国家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工业方面。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也开展了大量投资项目，但当时的财政资源有限。经过几次改革，包括税收和增加国家收入等改革，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前10年逐渐改变。

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热潮。重点是国家主导，因为许多项目都有民间资本参与，而国家投资由各种政府机构分配，包括地方、省、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从高铁到地球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既推动了经济增长，也使出口和房地产等其他行业蓬勃发展。2010年左右，中国经济终于迎来了第四大增长动力。当时，中国互联网行业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其他高科技行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科技成为第四大增长支柱，使中国成为创新驱动的经济体。

目前，三驾马车已停止运转。只有国家投资支撑着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当然，高科技仍然发挥作用，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与大型国家投资项目相关，例如绿色能源发电。事实上，绿色能源技术是中国经济的亮点之一，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已经达到全球技术前沿。

然而，过去两年半对互联网行业的整顿，以及整体经济的低迷态势，阻碍了高科技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市场低迷，许多私人开发商濒临破产，而消费者缺乏消费信心，尤其是大额消费方面。

新冠疫情期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削弱了消费，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需求下降，出口随之下滑。最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仍然疲软。

旧的经济模式因此变得高度不平衡，过于依赖国家投资。即使国家投资也无法稳定它。

首先，由于高额债务、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以及土地拍卖收入的减少，许多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压力。

其次，即使中国政府能够像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那样，再次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其效果也可能减弱。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债务高过创造的经济增长。

在此背景下，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艰难选择。最近的举措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例如，北京公布了一项“31点行动计划”，发出了支持中国私营部门的强烈信号。该计划承诺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这一承诺与多年前对国有企业做出的承诺不谋而合。尽管这些声明来自高层，但仍存在疑问：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私营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缺乏融资渠道，需要获得更好的保护。

私营部门的信心迫切需要一针强心剂，但发展模式里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最终，需要加快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型，包括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以及目前可能考虑直接发放现金。

在此方向上实现所需的改变，可能会消耗原本用于技术和基础设施支出的资源。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还会增加国家债务。因此，采取如此大胆步骤的可能性较低。

中国经济面临着邓小平改革时代以来最大的挑战。克服这些挑战，将决定中国经济是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富裕，还是面临日本一样的停滞，消除房地产泡沫和过度投资的影响，虽然自身还不算富裕。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为美国檀香山查明纳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