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保持相对冷静立场的同时，土耳其格外激烈的态度尤为引人瞩目。土耳其不仅背离北约的总体立场，公开表态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还向加沙地带运送了大量物资并给予资金援助，同时支持本国声援巴勒斯坦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土总统埃尔多安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挺巴反以”言论。2023年10月25日，埃尔多安在向其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党员讲话时称“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而是解放组织，‘圣战者’为保护其土地和人民而战”。12月27日，埃尔多安公然宣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和纳粹针对犹太人的行为相似”，“以色列总理内塔内亚胡与希特勒无异”，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内塔尼亚胡则反唇相讥，称埃尔多安对库尔德人“实施种族灭绝”，是“全世界最没资格向以色列宣扬道德的人”。土耳其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在巴以问题上比阿拉伯国家更活跃

事实上，这并非土耳其第一次在巴以问题上做出强烈反应。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至耶路撒冷前后，土耳其就是最早做出反应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土方借担任伊斯兰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之便，于同年5月18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特别会议，埃尔多安在会议上痛骂美以政府。

近年来，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表现得比阿拉伯国家更加活跃是一个总体性趋势。但土耳其的表现不应简单从其在巴以问题上的外交立场来理解，而应从土“人道主义和进取外交”的总体战略上进行把握，甚至须在其“全球战略”视野下观察。总体而言，土希望借巴以问题占据道义制高点，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领导地位。自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越来越倾向于在外交上使用伊斯兰话语，借此发挥其在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埃尔多安政府使用的伊斯兰话语既包括号召各地穆斯林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也包括营造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二元对立的图景。埃尔多安曾多次在联合国大会、北约峰会等多边外交平台上指责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还将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比作“十字军东征”。在埃尔多安近期关于巴以冲突的讲话中，穆斯林兄弟、伊斯兰团结、“圣战者”“十字军”等词汇高频出现，它们已成为该国伊斯兰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以从和平友好到剑拔弩张

在正发党上台前，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历史关系总体友好。土耳其在1949年就承认了以色列国并与之建交，是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但在此期间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友好政策主要是出于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亲西方国家的基本立场，并不反映本国民意。在本世纪初以前，土耳其在总体上并不将自己视为“中东国家”，其外交政策坚定“向西看”，以加入欧盟、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为目标。正发党上台后，土外交政策中的“中东属性”和“伊斯兰属性”愈发凸显。随着大国雄心不断膨胀，土外交政策也多少从“团结伊斯兰国家”转变至“领导伊斯兰国家”。在此背景下，2009年土以关系发生重要转折。在当年1月29日达沃斯论坛的“加沙：为了和平”辩论会环节，埃尔多安在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发言结束后，打破会议正常流程，发表了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指责以色列犯下“反人类罪”。在主持人多次试图打断他并恢复会议流程后，埃尔多安愤然离席。

埃尔多安的这番表现让他立刻成为国际舆论焦点，尤其在阿拉伯国家广受欢迎。在仅一年后，土以关系随着“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的发生降至历史最低点。2010年5月，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国际水域拦截了向加沙地带提供物资的土耳其民用船只“蓝色马尔马拉号”并造成十名土耳其人丧生。该船只是“自由加沙运动”和土耳其“人权、自由与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为打破加沙封锁而组织的“加沙自由船队”中的一艘，在以色列海军登船检查时船员进行了激烈抵抗，双方发生摩擦最终导致了流血事件。

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广泛谴责，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要求以色列道歉、赔偿损失并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为缓和局势，以色列放松了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并提出向土耳其赔偿2000万美元。尽管如此，土以缓和关系的谈判进程并不顺利，部分原因在于土认为介入巴以冲突会在短期内给本国带来巨大国际声望。在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急于推广“土耳其模式”，担当阿拉伯世界的“指路明灯”，不愿轻易放弃利用巴以冲突这一热点作为外交宣传手段，土以关系的发展被置于次要地位。在阿拉伯各国局势发生扭转，土外交陷入孤立后，土方对以立场才有所软化。2013年3月22日，内塔尼亚胡亲自致电埃尔多安致歉，埃尔多安接受道歉并同意进一步讨论缓和双方关系。但土以关系的转圜仍几经波折，直到2016年两国才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段时期正值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以态度相对强硬的阶段，由于在现实层面亟须与土联合反恐、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美虽曾尝试斡旋土以关系，但并未施压任何一方。

土耳其不愿放弃的一张“道义牌”

2016年后，土以关系仍处于动荡之中。埃尔多安在任何一次巴以冲突爆发后都不会放弃攻击以色列的机会，而以色列也不可能不作出反应。若以正常的外交标准来看，埃尔多安在诸多正式场合攻击以色列的言辞对一些国家而言足以成为两国断交的由头。不过，使用夸大其词的民粹话语是埃尔多安的惯用策略，并不必然反映土外交政策，很多情况下它面向的是土国内民众。虽然土耳其对以色列的真实态度不像埃尔多安口头上表现的那般强硬，但当前土外交政策总体“反以”确是事实。

从客观现实来看，土耳其自身国力不足，又非阿拉伯国家，立场也并不中立，很难成为巴以和谈的斡旋方。但能否调停巴以冲突并非埃尔多安政府真正的关切，土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不完全是外交问题，而是文化层面的“外宣”问题。土要将自己打造成为全世界穆斯林“仗义执言”的“老大哥”形象，因此会刻意忽视一些现实困难，仅从道义和促进伊斯兰世界团结的角度来讨论外交问题。事实上，除巴以问题外，土耳其在克什米尔问题、缅甸若开邦问题等话题上都是如此。

此外，土耳其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支持哈马斯，也有和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博弈、争夺话语权的心态。土耳其和卡塔尔通过支持哈马斯、穆兄会，不仅可定期在中东世界“刷存在感”，还可以之作为与沙特等国分庭抗礼的手段，显示自身在中东地区问题上的影响力。土耳其和卡塔尔在一定程度上已结成伊斯兰教逊尼派内部的一个小阵营，来对抗以沙特、阿联酋、埃及为主的另一阵营。而长期以来埃及与加沙地带交界处拉法口岸的经常关闭（导致加沙地带几乎被彻底隔绝），与本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埃及仍拒绝大规模接收加沙难民入境的作为，与土身为非阿拉伯国家却展现出大力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从长远来看，土在巴以问题上积极表现，也有争取阿拉伯各国民心的考虑，目前这一政策收到了较为良好的效果。从埃尔多安、土外交部与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在社交媒体上的读者留言来看，有大批阿拉伯世界网民向土表达“感激之情”，评论里还有大量阿拉伯语宗教宣传口号及呼吁穆斯林团结的言论，这些评论颇为契合土政府所希望营造的“伊斯兰世界大团结”图景。此外，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也频繁报道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强势外交，甚至有意无意地将2023年11月以色列短暂与哈马斯达成停火的决定与土耳其的外交施压联系起来。

总体而言，每当巴以之间发生冲突，埃尔多安政府都会试图夺取话语权，巴以问题是土耳其无法放弃的一张“道义牌”。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也有内政需要。出于穆斯林团结的朴素情感，多数土民众倾向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土政府在公开场合支持巴勒斯坦是争取民众支持稳赚不赔的“买卖”，而其不断重复“挺巴反以”的话语宣传，也会不断强化土社会的“仇以”情绪，进一步裹挟土政府在每一轮巴以冲突中坚定站在巴勒斯坦一边。

不过，土耳其担当伊斯兰世界道义领袖甚至政治领袖的大国抱负，始终被现实外交局势所限。在“阿拉伯之春”后，土在外交层面“过度扩张”，在局势尚不明朗时急于公开支持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反对派，干涉周边国家内政，反而造成了自身外交孤立的局面。因此，埃尔多安不得不暂时与以色列等国缓和关系，避免在外交中过于被动。在这个意义上，土耳其在处理土以关系时会始终试图在大国抱负和现实限制之间保持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