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我奉命赴达累斯萨拉姆出任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十任特命全权大使。这是我首次到非洲国家工作。

初到坦桑尼亚，我的印象是：风光秀丽，政局稳定，人民友善，经济落后。优越的自然环境，使他们自古至今形成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知足感。或许，这种“自足感”也就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到任后的几个月里，我忙于拜会高层领导，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外出讲演，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深深感受到坦桑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他们常常提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英名，不时表露他们对中国无私援助的感激之情。每当出访，老百姓就会朝着你喊：“China,Rafica! (中国，朋友!)"。是的，由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亲自培育起来的中坦友谊虽然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冲击，但至今仍代代相传，坚如磐石。

铁路尚在, 丰碑永存

-----坦赞铁路的历史与现状

说到友谊，人们自然会想到由中、坦、赞(赞比亚)三国领导人的智慧和三国人民用血和汗筑成的坦赞铁路。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组成联合共和国。同年十月二十四日，赞比亚宣告独立。其时，两国国内经济十分落后，百业待兴，西方殖民主义者则虎视眈眈，企图扼杀这两个独立不久的新政权，此时，南部非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坦、赞两国领导人曾试图请苏联或西方国家帮他们两国修建一条铁路，都被拒绝。因此，两国领导人只好试探性地向中国领导人求助，出乎他们的意料，中国政府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们的要求，决定为坦、赞两国修建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用实际行动帮助坦、赞两国的经济建设，支援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九六七年，中、坦、赞三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议》。次年五月，中方派出680名专家赴坦、赞两国勘探、设计。一九七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分别在铁路起点坦桑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终点赞比亚中央省新卡比里姆博希举行奠基仪式。随后，中国政府派出数以万计的工程技术人员乘船来到这块陌生的原野上战天斗地般修建这条“友谊之路”。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条长达1860.5公里的钢铁巨龙出现在坦、赞两国的茫茫原野和丛林之中。它跨越318座桥梁，飞越2269条沟渠，穿越22条隧道，沿途尽是野兽出没的丛林、沼泽地，还有湖泊和悬崖深谷。为了修建这条铁路，65位中国工程技术员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

坦、赞铁路的建成曾经为坦、赞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支援南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发挥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但是，一条铁路两国共管的经营模式也给这条铁路长期正常运营埋下了许多难以逾越的矛盾和弊病。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坦、赞两国政府对投入必要的资金有困难。正如我常同坦桑领导人所说的：“坦、赞两国犹如兄弟俩，坦、赞铁路好比一只母鸡。你们兄弟向朋友要来一只母鸡，都要它下蛋，可就不给它粮食吃。久而久之，母鸡不仅不下蛋，还会饿死。”由于投入少、设备老化、管理不善、运量不足，加上“吃大锅饭”的弊病等等，铁路事故频发，财务年年亏损，债台高筑。一九九五年，坦、赞两国政府只好决定把这条铁路私有化，实行特许经营，允许私营部门、外国公司参与铁路运营。

一九九五年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坦桑尼亚时，曾专门考察这条铁路并对有关人员说：“我们决不能让这块丰碑烂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如何理解和落实朱副总理这一指示，有关部门都在积极研究，但谁也拿不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来。对于如何保证“这块丰碑”不烂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大家各有理解，一度引起不小的争论，有人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保证这条铁路的正常运营，才能保证“丰碑永不倒”。但反对私有化的人则认为：私有化之后，这块“丰碑”就被腐蚀，“中国制造”就可能不复存在。

带着这个问题我分别拜访坦桑主管部门负责人和我驻坦铁路专家组，并实地考察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路段。考察时，我对铁路的现状深感自豪和不安。自豪的是，这条铁路是在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修建的，虽经几十年风和雨的冲刷，特别是遭受一九九八年厄尔尼诺现象所造成的特大洪水，铁路依然岿然不动，工程质量堪称一流;不安的是，铁路的铁轨和部分枕木受损严重、部分桥梁的安全也令人担忧。于是，我向国内写了一份报告，指出在我不能继续为这条铁路提供大量无息贷款的情况下，必须尽快同意和支持坦、赞两国政府对铁路实行特许经营的决定。如果久拖不决，铁路最后撑不下去被迫停止运营，或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必将严重损害这块友谊的丰碑。不管采取什么经营方式，只要铁路能正常运营，就能保证这块丰碑不会烂在我这一代人手里。路在丰碑在，这是谁也无法抹煞掉的历史见证。根据坦、赞两国政府的要求，我在报告中建议先由国内派一专家组来考察，再决定是否由我方某一家铁路局或企业来投资参与铁路的运营。

二OOO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九日上海铁路局派出几十名专家到坦、赞进行为期四十五天的考察调研，结果认为对坦、赞铁路采取类似中坦友谊纺织厂的合资模式实行三国经营或者由中方单独经营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上海铁路局不是盈利企业，难于承担这项任务。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向该铁路提供帮助，并努力同坦、赞两国一道探索多种合作方式，使这条象征中非友谊的坦、赞铁路能健康地运行下去。遗憾的是，几年的时光已过去，但至今仍未找到一个好办法让这条铁路再度恢复早年的活力。但不管如何，这块友谊的丰碑仍将永存于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中。

历史的记忆，友谊的见证

——坦桑尼亚中国烈士墓

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以东24公里外的一处绿荫草地上，长眠着为修建坦赞铁路而牺牲的65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它就是人们常说的达累斯萨拉姆中国烈士陵园。

陵园四周有一道砖墙，走进正门，人们便能看到一块两米多高的纪念碑，碑上红色的中英文写着：中国援坦专家光荣牺牲同志之墓。纪念碑背后就是排列有序的烈士墓碑，每三位排成一组，白色墓碑上用红漆写上每位烈士的姓名、籍贯和出生年月日。在这些墓碑中，有一位是我的母校中山大学公共外语的老师。修建坦赞铁路期间，应征当英语翻译，他是在一次出差途中因交通事故牺牲的。这些烈士中有一位是死在从中国到坦桑尼亚的船上。那时，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铁路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乘船在大洋上同大风大浪搏斗几十天才到达目的地，途中极为辛苦。这些烈士中有47位在坦桑尼亚牺牲，17位在赞比亚境内牺牲。由于铁路所经之地大都是丛林、沼泽、湖泊、高山峡谷，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野兽和蚊虫斗，还要与当地的疾病斗，每天都有牺牲的可能。这些烈士中，有一位是在丛林中开路不慎捅破马蜂窝被马蜂活活蛰死的。那时，中央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派出专家到坦桑尼亚协助医生进行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据说，当出现首位中国员工牺牲时，工程指挥部和中国驻坦桑大使馆曾请示国内是否将烈士的遗体运回中国。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后作出指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让中国烈士永远同坦桑人民在一起吧!于是，所有牺牲的中国员工就地埋葬。坦赞铁路建成以后，中、坦、赞三国政府通过协商同意，决定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选地修建一处陵园，将分别在坦、赞两国境内牺牲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遗骨集中埋在陵园里，并由坦桑尼亚政府为陵园配备一位守护人。

为表达对这些烈士的哀思，中国访坦的重要代表团都会到陵园凭吊烈士们。每年清明节，大使馆和中国援坦的所有专家组成员、当地华侨、中国企业代表和坦桑政府代表一起到陵园扫墓、献花圈、悼念这些为中坦和中赞人民友谊而牺牲的中国员工。

每当我代表大使馆为烈士们献上花圈后念悼词时，我总是泪流满面，一种悲伤而感恩的心情油然而生。此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英雄们战天斗地的情景，我似乎听到他们在高喊着震撼人心的口号，我似乎又听到他们有人因受疟疾折磨的呻吟声。是啊，他们是一群血气方刚的有志青年，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中国人民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人民的友谊，他们离开故土，跨洋越海，来到这块陌生的大地，最后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他们是这段非常历史的记忆，也是中非友谊的见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留在中、坦、赞三国人民心中。我希望有朝一日，这段历史和他们的事迹会搬上银幕，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以此来怀念这些烈士们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主义精神。

固疾不除，新局难开

——友谊纺织厂的生与死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我国政府对坦桑尼亚的援助项目(援建和无息贷款)有一百多个，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帮助坦桑尼亚发展经济的生产性项目。遗憾的是，这些生产性项目都因坦方的体制问题和管理不善而相继关张大吉。至90年代，只剩下坦赞铁路和友谊纺织厂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下勉强运营。

1966年中国政府以无息贷款方式援助坦桑尼亚修建一个大型的纺织厂，以便帮其发展民族工业并增加就业机会。1968年，该厂建成投产，年生产能力4万纱锭，印花布3000万米，经济效益甚佳，一度成为坦桑尼亚五大重点国营企业之一。8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年年亏损，至1995年底累计亏损1000多万美元，濒临停产状态。

1995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坦桑尼亚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合资经营问题的会谈纪要》，同意将该厂重组为中坦合资友谊纺织有限公司。1996年3月，时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荣炳代表中国政府与坦桑尼亚政府签署了《关于友谊纺织厂合资经营的框架谅解备忘录》，将中国政府原以无息贷款方式援助的固定资产7,259万元人民币转为51%的股份由中方持有(坦桑尼亚财政部持股49%)。考虑到该项目设计到初期投产管理都由江苏省常州市纺织工业局参与，中央决定再由常州市派人参与改制后的管理和技术指导。

1997年4月1日，该厂重新开业。同年5月，为了支持公司的正常生产和经营，中国政府又向该厂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优惠贷款。2001年2月，中国政府又决定向该厂提供1.35亿元人民币用于二期技术改造。这些举措说明中国政府对该厂恢复生产的高度重视。坦桑尼亚政府对该厂的生产同样也十分重视。我到任后，曾多次陪同坦桑主管部长和苏马耶总理考察该厂，同劳资双方开座谈会，研究如何解决该厂生产和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并商讨制订扭亏为盈的计划。但是，由于当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坦币贬值、优惠政策未能落到实处、劳动效率低下、工人福利要求过高以及劳资关系不协调等因素，工厂生产状况仍无起色。

2000年3月下旬，坦桑总理苏马耶访华同朱镕基总理会谈时，朱镕基总理开门见山地说：中坦友好合作就连友谊纺织厂这样一个项目都搞不好，今后我们还能搞什么?希望坦桑尼亚政府能予高度重视，争取一切可行办法，扭转目前形势。朱总理的话使苏马耶十分震动。回国后，苏马耶总理几次会见我，商谈如何改变该厂的现状。我对苏马耶总理说：“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体制，工人们习惯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都拿一样的工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中方原打算通过合资经营，将中方改革开放以来那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带到坦桑，以期改变友谊纺织厂的现状。尽管贵国政府和领导层十分支持，但工会却煽动工人抵制中方的任何有利该厂增产增效的建议。这样下去，工厂总有一天会无法维持。”

2000年下半年，工厂接了一批订单，这本是件好事，工厂管理层(中方任总经理，坦方任副总经理)要求工人加班生产，按件计酬，但工会却坚持按时计酬。厂方知道，如果按时计酬，工人常常出工不出力，工厂就会无法按时供货。劳资双方为此争论不休。苏马耶总理得知此事后，特地邀我陪他到工厂做工作。苏马耶总理亲自主持劳资双方开会，但劳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于是，苏马耶做了发言，表态支持按件计酬的做法，但是，没等苏马耶讲完，厂工会负责人立即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如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做法。座谈会几乎开不下去。见此情景，我再也按捺不住情绪，便要求总理允许我讲几句话。我在发言中简单讲了我对该厂现状的基本看法和存在的基本问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中国人也习惯吃“大锅饭”，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都拿一样的工资，结果生产效率低下，国家经济发展不上去，人民生活贫穷潦倒。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破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劳多得，大家积极性高了，生产上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到处是一篇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如今，中国政府又斥资帮助友谊纺织厂恢复生产，并派管理和技术人员来厂工作，目的是为了传授好的经验和做法，使友谊纺织厂早日扭亏为盈，以此来帮助坦桑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们对体制的改革，初期不太适应，这是正常的，但假以时日，你们就会因此受益而喜欢它。工厂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困难时期，只要劳资双方同心协力，就能度过这一难关，就会看到光明的曙光。可以说，工厂现在犹如大风雨中漂流在大洋上的一叶小舟，如果大家不同舟共济，齐心协力，这叶小舟就有可能被大浪吞没;如果大家能够排除歧见，按厂方的建议去努力，这叶小舟就能够安全抵达彼岸。我想，哪一位工人不同意按件计酬，可以辞职回家，继续以木薯和芒果为生。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赡养那些总想不劳而获的人。再说，上帝也不允许这样做。我的结论是：不破“大锅饭”，工厂没前途，大家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中国有句话：勤劳才能致富。其实，我同各位一样，都希望工厂能尽快扭转目前的状况，希望所有的工人都过上好日子。我的讲话得到在场所有与会者的热烈鼓掌。坦方管理层领导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再三表示感谢。苏马耶动情地对我说：“大使的讲话太精彩了，您讲出了许多我想讲而不敢讲的话，我代表坦桑政府感谢您。”次日，苏马耶电话指示厂领导：把中国大使的讲话录音尽快译成斯瓦西里语(当地语言)，张贴各个车间，组织工人好好学习。一定要组织好生产，确保完成年底所有订单，打个翻身仗，以实际行动来感谢中国大使对纺织厂的关心和支持。、

稻田传技 总统嘉许

——一段外交的佳话

2002年初，我决定出访两个省，其中一个省就是时任总统姆卡帕的家乡。事前，我曾经以使馆的名义为该省一所中学改建捐款3万美元，省长甚为感动，把该校改名为“坦中友谊中学”，并邀请我出席该校的改建动工仪式。该省位于坦桑尼亚南部，与莫桑比克接壤，经济落后，交通极差。为了我访问方便，省长特地向中央政府申请，从警察总署那里借来唯一一架直升飞机供我访问时乘坐。

访问首日，我的活动主要是出席“坦中友谊中学”改建动工仪式，并会见该省有关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次日，我在省长陪同下乘坐直升飞机考察当地一个天然深水港。坦方请我去考察这个深水港的意图是希望我能鼓励中国公司或港商李嘉诚先生到那里投资，把它建成非洲南部一个优良深水港。尽管这个天然港的条件很好，但我仍觉得现在还不值得在那里投资，因为不管是坦桑尼亚南部或莫桑比克北部，都没有足够物流，那里的市场在较长时间内也无法吸引外来大量物资。考察完后，省长又陪同我到一处种植稻田的村落参观。主人之所以安排我参观这个村是因为那里的村民自力更生，集资修建水田灌溉设施，算是一个示范村。抵达目的地时，只见有几百位村民已在村外等着我，我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临时为我搭建的主席台上，发表了即席讲话。我赞扬村民们自力更生的精神。接着，我在省长和地方政府官员及村干部的陪同下到水稻田参观。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学到进大学之前就一直同水稻打交道的缘故，我一见到绿油油的水稻田，心里就十分兴奋。我在田埂上听村干部讲述他们如何不等不靠，集资搞水田灌溉的故事。我不时地就水稻管理中一些技术问题向他们提问。为了纠正他们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我干脆脱掉皮鞋，挽起裤腿，走进水稻田里，给他们讲水稻秧苗的株距、行距、秧苗移栽返青三周后要施肥，以加快秧苗的生长和分苗。施肥时稻田里的水不能超过5-6公分深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施肥时最好先除草和松土，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秧苗吸收肥效。第二次施肥应在水稻扬花之前10天左右，这样有利水稻灌浆，颗粒多而饱满，以保丰收。在我做介绍时，省长和地方官员及村干部，还有部分懂英语的村民都忙于做笔记。我讲完后，省长连忙把我拉上田埂上，村民们则报以热烈的掌声。两位村干部马上搀我到水沟洗脚。此时，我感到十分的惬意，因为我总算能为当地老百姓直接传授我所学的经验。离开村落时，我暗暗祝愿当地的村民当年能有个好的收成。

接着我又被安排参观一个种植和加工腰果的村子。其实我们国内市场的许多腰果虽说是从印度进口，但原产地却来自坦桑尼亚南部省份。印度商人从坦桑尼亚产地低价进口采摘下来的腰果到印度加工，然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坦桑尼亚希望中国能在那里投资设厂加工腰果，以增加当地就业机会或直接从坦桑尼亚进口腰果，以打破印度商人对腰果价格的垄断。

就在我参观一处腰果加工厂时，省长告诉我，姆卡帕总统获悉大使阁下下水稻田传授种植水稻技术，十分感动，要求我们下午1时左右赶到他的家乡，他要设家宴招待大使阁下。

于是，我在省长的陪同下，乘直升飞机飞往总统的家乡。飞机降落在一处长满杂草的球场。我们下机后又乘坐总统派来的越野车奔赴总统的私宅。总统夫妇早就在家门口等候我。我被领进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客厅稍息一会，然后上座就餐。饭菜十分简单：西红柿沙拉、西红柿烧牛肉、炸鸡块和白米饭。席间，没有酒和饮料，饭后有红茶和咖啡，总统动情地说：大使此次拨冗来我家乡访问，我很高兴。阁下为我们省教育事业捐款，我很感激，因为教育是兴国之本。但使我更为感动的是，大使阁下脱去皮鞋、挽起裤腿下水田教授种植水稻技术，实践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名言。这只有中国大使才能做得到，因为阁下心里装着我们坦桑人民。我们坦桑人民有你这样兄弟般的中国大使深感荣幸。您是使团中的典范。您的一言一行再一次证明一个铁的事实：中国人民是我们坦桑人民的真诚朋友和兄弟……。听了总统这番话，我心里也激动不已。我说：总统阁下，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与水稻结下不解之缘。所以，我一到水稻田就情不自禁地下田与当地村民一起切磋如何种好水稻，希望有个好收成，让当地百姓把日子过得好些。我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使节，我真诚地希望在任期内能为坦桑人民做点实事，为中坦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做些贡献。总统阁下专门设家宴招待我，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午宴结束后，总统夫妇把我送到门口，总统拥抱着我说：“祝您返馆路上平安，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见!”。总统夫人还吩咐我下次来访一定要带大使夫人来。当天傍晚，我在省长陪同下乘直升机返回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完满地结束这次访问。

总统在家乡私宅设宴招待外国使节在外交上应算是最高的礼仪，而且又是他任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宴请一位外国使节，因此，我深感荣幸。但是，使我更为感动的是：总统在职好几年，并没有利用他的权势争取外国援助为其家乡修过一条路或投资一个项目;二是总统在家乡的私宅虽说是砖瓦房，面积也不过是百来平米，客厅和餐厅都很小，最多能容纳10人。屋里装修十分简单，家具十分普通而且有些陈旧。房子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是一国总统的住宅。与其说那餐家宴使我受宠若惊，倒不如说他的清廉和一心为公使我深为震撼。

2003年3月，我奉命离任回国。离开坦桑尼亚前，姆卡帕总统夫妇专门在总统府官邸设宴为我夫妇饯行。当晚作陪地只有两位部长和韩国新任驻坦桑大使夫妇。席间，总统又提及我下水稻田的事。他说：大使阁下下水稻田的事迹已成为一段外交佳话。我本人和坦桑人民会记住阁下在坦桑期间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历史也会记住阁下为增进坦中人民友谊所做的努力。我们为阁下的离任感到遗憾，但我们仍要感激中国政府派来像阁下这样的一位好大使。希望阁下能继续关心坦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请阁下有机会再来坦桑看看。我说：请阁下放心。我已把坦桑视为我的第二故乡了。日后如有机会，我会回来看望总统阁下和其他坦桑朋友。席后，他送给我一件艺术品——“乌贾马”木雕，它是团结与友谊的象征。如今，我把它视为“镇家之宝”。

春去春来，友谊常在

——离任辞行

2003年3月，时逢春季，百花争艳。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圆满结束了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此时，我也奉命开始了离任前的辞行拜会活动。由于我在坦桑党、政、军、社会团体和驻达累斯萨拉姆外交界的朋友很多，辞行拜会也就成为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尤其是他们都希望能为我夫妇举办欢送餐会。考虑到时间问题，我只能答应部分的邀请。

姆卡帕总统夫妇和苏马耶总理夫妇分别在其官邸为我们夫妇举行晚宴，一起畅叙中坦友好关系发展史。基奎特外长(现任总统)则在达累斯萨拉姆喜来登饭店的草坪上为我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餐会。他请来了副外长和外交部几位主管官员及几位驻坦外国大使出席作陪。那天晚上，略感凉意的阵阵海风和布满繁星的湛蓝色夜空给这场餐会增添了几分情趣和欢乐气氛。外长把大使的轮换比喻为季节的交替，说是“春去春来，友谊常在”。科技和高教部长蒙盖伊夫妇则在他们的私宅设宴，请来科技界和教育界一些名流作陪。他们回忆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时期仍无私地援助坦桑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他们说，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永远是非中友谊的见证和丰碑。时至午夜，我们夫妇向主人和其他坦桑朋友道别。此时，部长拉着我的手走进一间卧室。他说：“阁下，我和我太太商量好，我们把这个房间腾出来，留给您和太太，我们衷心希望你们夫妇有时间来坦桑看望我们。届时你们就住在我家好了。”部长夫妇的真情，使我们感动万分。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重返达累斯萨拉姆看望他们及其他朋友。

水利部长洛瓦萨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希望能为我举行个欢送会，说是水利部的同仁都希望再见中国大使一面，道声“归途愉快”!于是，我只好同意在我离开达累斯萨拉姆的前一天下午5时到水利部一趟。那天，我老伴留在官邸收拾行装，我携秘书前往。我们还未到达水利部，就听到阵阵的击鼓声和歌声。当汽车驶入水利部的所在地时，只见草坪上已搭好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两边用鲜花和树枝点缀着，台上挂着一幅用英文书写的“热烈欢送中国大使”的横幅。草坪上坐满了水利部员工。我的车一停下，水利部长走过来亲自为我开车门，然后在雷鸣般的掌声和鼓声中一起走上主席台。部长告诉我，主席台今天才搭成，他们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举行这样一个简短的欢送会，表达水利部全体同仁对中国大使阁下的欢送和感谢。我和水利部的官员就坐后，部长首先致辞。他说：“我们十分感谢在大使阁下离任回国的前一天拨冗出席这个欢送会。我们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几十年来对坦桑的无私援助，感谢大使阁下连任三年多来对坦桑水利建设和解决部分地区百姓供水问题所做的贡献。三年多来，阁下所做的一切，坦桑人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您是坦桑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舍不得您走，但又不得不让您走。希望您把我们坦桑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回中国，让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直到永远!......”部长致辞后，我应邀致答谢辞。我原以为到水利部跟那里的官员和职工道个别就行，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安排得如此隆重。于是我只好接过话筒，开始我的即席演讲。本来，我只想说几句感谢之类的客套话，但是，三年多来的经历，我心里所积淀的中坦深厚友谊，加上现场的感染，让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滔滔不绝地讲了二十多分钟。我的讲话也不断被掌声打断。正是这些掌声让我的讲话更迸发激情。这是我在坦桑的最后一次演讲，我希望我的讲话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记忆。离开会场时，水利部的多位官员和职工们都涌上来和我握手道别，我终于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回使馆的路上，秘书说我今天的即席演讲特别好，可是我似乎记不起我讲了些什么。我脑海里只有一幕幕令人难以忘怀的激动场面。我想，这也许就是友谊的真谛。正是这种真谛，才使中坦友谊的薪火代代相传。(作者曾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