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外交源远流长，古代历朝政府都比较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目前文化外交已成为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和新的外交增长点，成为我国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软实力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

近些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在文化、外交等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下，我国文化外交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增进了外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及国家软实力，也促进了我国总体外交关系，提高了综合国力。

我国文化外交的难得机遇

从国际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发展道路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也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世界不同文明在日益开放的形势下，在交流和碰撞中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从国家发展来看，我国在2009年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于文化外交的资源和手段增多。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国际盛会，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文化年、文化周和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以及在纽约时代广场刊登宣传片等，都表明文化外交有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国家战略来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强调要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国家在体制上深化改革、在物质上扩大投入，从软硬两方面都对文化外交提供更加有力地支持。

从具体工作看，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开展文化外交的意识普遍提升，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除文化部、外交部以外，其他部门也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民间和地方参与文化外交的积极性及投入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此外，经过多年实践，我国文化外交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打造出了一批国际效应不断扩大的知名品牌，如“海外春节”活动等，并形成了具有一定素质、能在国内外开展文化外交的队伍。

我国文化外交依然任重而道远

首先，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与经济实力、政治大国地位和中华文化的辉煌历史相比颇不相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弱小，原创能力不强。目前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欧盟、日本所占比重依次为43%、34%、10%，而我国仅为4%，甚至也不及韩国的5%。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呈现“逆差”状况。

第二，我国文化安全和主权面临威胁。总体来看，国际文化力量对比呈现失衡状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均存在较大差距。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带来冲击，美国西方借此推行文化霸权，加强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和“软遏制”，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面临“西化”、分化的挑战。

第三，文化外交存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制约。中华文化属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固有的差异。这是客观存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同时，文化与意识形态难以完全分割。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眼里，我国文化免不了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他们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疑虑难以消除。

第四，文化外交体制不健全。政府主导比例偏大，企业、社会组织和民间参与不够，产业化运作不足，客观上造成文化外交形式单一、政治色彩较重，对外公信力不足，文化产品也不容易为外国主流社会所认可和接受。政出多门，力量分散，也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工作效率。此外，与迅速发展的形势要求相比，我国文化外交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及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加强文化外交的战略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进一步做好文化外交，在总体上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精神，增强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根据国家总体外交部署，确立文化外交服从服务国家整体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指导原则，努力构建和完善官民商并举、各部门各地方相配合、前后方相协作的工作格局。

战略目标

一是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即以传播“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以及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文化内涵和理念，化解外界针对中国各种论调的负面影响，取得硬实力无法实现的外交效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二是塑造文明、进步、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三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包括提高文化软实力、民族精神凝聚力，发挥文化是国际体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国际话语权。四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主权。

指导原则

一是服从国家总体外交，既要注意防范西方文化入侵，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更要积极进取，着力推进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二是树立“大文化”观念，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拓展对外文化交往。三是坚持开放包容、双向互动，既要积极“请进来”，更要主动“走出去”，借此创造中国文化的新品格，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感召力。四是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淡化政治和官方色彩。周恩来曾提出“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不是将一个革命化的中国强加于人，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让国际社会接纳一个现代化的文明中国。五是超越中国特色，寻求与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融、共通、共鸣、共荣。

主要举措

首先，在理念上，要突出创新。在继承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提炼和传播我国文化核心价值“和合思想”，构建“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

不断发展和完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理念，使之既植根于中国历史传统又符合当代人类共同理想，既体现中华文化独特性又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为我国开展文化外交提供思想支持;使之作为一种文化外交理念指引我国的对外关系，利用文化手段来宣介和传播中国，通过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

有专家提出，可以将“和而不同”视为中国文化外交的理论内涵，视为不同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

“和而不同”表明了中国对于当前世界性文化竞争与融合的认识和态度：倡导在平等、开放、互惠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对话和沟通，反对文化霸权，强调文化主权，主张顺应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和趋势来推动文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而不同”文化外交，不仅会给中国文化发展和国家和平崛起带来新的机遇，也会对世界文化发展和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贡献。

第二，在内容上，要突出全面。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精英与大众的结合，将中国文化真实完整地展示和传播给世界。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创作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现代文化，发展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先进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用科技手段赋予传统文化更多的现代内涵，提升我国文化产品的时代感。

提高对外文化产品质量，多出精品。同时多搞一些雅俗共赏，普通人看得懂、听得进、易接受的文化交流项目，消除国外公众对我国政策理念、思想文化的误解偏见，增进了解和互信。

第三，在方式上，要突出多样。遵循国际文化交流的规律，注意双向性和开放性，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将中国与世界相对接，既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又体现中外文化的相通共鸣。

多推出一些国外公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挖掘“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文化产品，克服文化跨越难题，用外国受众能看得懂的语言和能理解、易接受的柔性方式，增强文化交流效果，促进中外文化交融。

借助语言推广、文化产品和贸易、展览会、体育赛事、旅游节，促进文化传播。现代媒体与传统媒体联手，合力推广中国文化。积极利用新媒体等传播技术和手段，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中外媒介合作，共促文化交流。实施借船出海战略，通过与国外媒体联姻，利用他国文化信息平台，多渠道地宣介中国。

第四，在主体上，要突出多元。充分发挥各方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积极引导和支持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避免被打上“文化输出”的标签，弱化官方色彩。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根据文化发展战略，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运行水平，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构建文化产业体系，变文化资源大国为文化产业强国，增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实力、竞争力及对世界的感染力、吸引力和辐射力，与外部文化入侵中国市场的力量相抗衡，以实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发展文化产业和增强经济实力的多重目标。

鼓励地方、友城、媒体、学术机构、企业和民间团体发挥各自优势。

借助我国“走出去”企业和外国有影响力的公司、文化机构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扩大采用孔子学院模式——官方与非官方机构相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既可以减少由于政府出面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能主要借助非政府机构的中立身份进行文化推广，同时还可以通过官方机构对非政府机构的政策指导和财政支持开展符合国家利益的文化外交活动。

第五，在对象上，要突出重点。对西方国家注重开展思想交流和沟通，减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周边国家突出“山水相连”和东方文化的共通性，增强“文化睦邻”共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注重从传统友谊出发，以“中国故事”，鼓励和支持他们与我们一起发展。从阶层来 说，要考虑和针对精英、中产、普通民众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

第六，在体制上，要突出统筹。用好现有机制，建立长效机制，整合资源，理顺关系，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人力的浪费。除外交、文化部门外，积极发挥教育、体育、商务、广电、新闻、图书、宗教、旅游、中医及社会各界的作用。加强各部门各地方及国内外协调配合。

最后，要学习借鉴别国经验，取长补短，走出一条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学习外国的政府主导与商业运作相辅相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齐头并进、精英阶层与大众群体各有侧重、文化内涵与科技手段密切结合。此外，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外交队伍。

（文章转载自《公共外交季刊》，作者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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