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11日，我刚到办公室不久，正在整理周恩来总理前几天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外交部礼宾司通知我，要我立刻去首都机场，说有一项紧急和重要的秘密任务。我二话未说，放下手头工作，换上正装，坐上礼宾司安排好的汽车，直奔首都机场。我没有想到，我竟有幸参与和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历史性的机场秘密会谈。

不久前，我从同事处偶然得知，参加机场会谈的中方人员，除我一人还健在外，其他的人均已故去，我不禁感慨万千。深切缅怀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高超的外交智慧，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同时，我对一生中能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见证改变世界局势的历史性时刻倍感珍惜，心中不免涌现要为此而写点什么的冲动。

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秘密会唔，既有偶然性，又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歧和激烈争论，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以至于兵戎相见。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联领导集团内的一些强硬派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舆论，沿中苏边境部署重兵，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经常进行大举袭击我国的军事演习。并且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企图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武器优势，对我国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实现其控制我国，争霸世界野心。但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没有美国的默许和“盟友”的支持，苏联感到无取胜把握。苏联曾通过其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的反应，希望美国保持中立。当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最怕两面作战，担心再次出现类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必须求得西线安全，才敢大举侵华。

美国当时深陷越战，难以自拔，内外交困。美国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威胁，苏联是现实的威胁。美国的基本战略方针，是推动苏联进攻中国，使中苏两败俱伤，由它独霸世界。祸水东移，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但它又不愿在中苏战争中帮助苏联取胜，使苏联得以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国的大帝国。基辛格巧妙地利用华盛顿一家不起眼的小报《华盛顿明星报》披露了多勃雷宁向他通报的信息。并暗示美国不会坐视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尼克松总统在不同场合表示，美愿与中国对话，改善关系。美通过华沙等地向我伸出了触角。

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洞察了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意图。捕捉到了美方有意释放的信息。认为苏联对我国的威胁比美国要大，它的弱点比美国要多。毛泽东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决策。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战备命令，全国动员，加强备战。挖防空洞，加强“三线”建设。我们的备战立足于应付最坏的情况，准备几方面一起向我进攻。“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老帅受毛泽东主席委托分析形势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苏联尚不敢挑起反华大战，苏美矛盾可以充分利用。

历史证明四位老帅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非常准确。

再说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他性格沉稳，处事老练，以经济专家和务实派著称，在苏联领导集团内属于较温和一派。

柯西金出于其实用主义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缓和同我国的紧张关系。1969年7月，柯西金曾希望通过“热线”——其实早已不复存在，同毛泽东、周恩来通电话，被中南海话务员断然拒绝。据说，中国女话务员气愤地回答：“我们不会把老牌修正主义柯西金的电话接给毛主席的”，然后愤然挂上了电话。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极为重视，要求话务员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中苏一次沟通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1969年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胡志明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好朋友，早年曾留学法国，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志明同苏联领导人也有很深的私交。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世时，他曾希望中苏和解，缓和关系，并愿从中斡旋，但未能如愿。可在他逝世后，他的葬礼却给中苏两国领导提供了见面的机会。

柯西金希望利用出席胡志明主席葬礼的机会，在河内会见周恩来，但他未曾料到，周恩来先于他去了河内，悼念胡志明后即回国。此后，李先念副总理赴河内参加葬礼。柯西金在葬礼上同李先念寒喧几句，然后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中方，希望回国途经北京会见周恩来。但直到他的专机离开河内，始终没有得到中方的答复。据说是因为越南外交部亚洲司的官员对此信息没有太予重视，迟迟没有向上呈报，耽误了时间。柯西金得到周恩来同意与他在北京机场会晤的消息时，他的专机已从河内通过印度到塔吉克首都杜尚别，他与勃列日涅夫电话沟通后，马上从杜尚别飞到伊尔库茨克，又从伊尔库茨克飞到北京。他在会谈中告诉周恩来，昨天一天他整整飞行了二十个小时。

9月11日上午10时40分，柯西金抵达北京首都机场。10时50分，周总理与他开始正式会晤，14时30分结束，持续了3小时40分钟。

会谈是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进行的。

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余湛。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贾丕才、库里克、叶里扎维金。中方翻译方祖安、王荩卿。苏方翻译顾达寿。顾达寿是资深外交官、汉学家，长期在中国从事外交活动，著名的“中国通”。我担任中方速记记录。

周恩来首先转达了毛泽东、林彪对柯西金的问候。柯西金转达了勃烈日涅夫和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同志的问候。

柯西金问怎么谈。周恩来说，先听你们的，随便谈，不受拘束。柯西金说，我们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可以讨论三个月，今天只有三个小时，但如果把这些问题扔掉，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周恩来说，要把老问题抛掉，是不可能的，可以放在脑子里，先谈现在的问题，往前看。柯西金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当前两国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边界问题。明确告诉柯西金，中国对苏联没有领土要求。边界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不应由我们两国人民负责，当时我们两国人民都处在无权的地位，是沙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方主张以条约为基础，对争议地区也可作调整。

周恩来表示，中国没有任何军队在国外，也不会侵略别人。中国没有发动反对苏联战争的任何主观意图和可能性，中国不拥有这样的军事能力。中国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苏联是清楚的。同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正忙于“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中国领土广大，资源丰富，足够我们去开发，更何况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怎么会向外侵略呢?

周恩来说，中国无意向苏联挑衅，但苏联却在远东、外贝加尔、哈萨克斯坦调集大批军队，苏联的飞机常常侵入中国的领空。周恩来严厉谴责了苏方在新疆铁烈克提地区动用坦克，包围我边防巡逻队，打死我二十多名边防军、抓走我两名边防战士并把他们当作战俘对待的错误做法，说苏联走得太远了。

周恩来还批驳了苏方6月13日声明中关于中国边界的谎谬论调。

柯西金说，中苏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当初中苏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对此都没有责任。因此，边界问题，这不仅仅是边界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今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柯西金说，苏联不寻求同中国的战争。苏联有很多问题要处理。苏联党和政府从未发表任何文件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不愿意打仗，也没有号召人民打仗。苏联没有领土要求。他同意周恩来所说中国不需要战争，清楚中国的内政问题很多。

柯西金还表示，苏愿逐步改善两国国家关系，使之逐步进入一个正常关系的阶段。尽管两国关系困难很多，我们应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否则，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中苏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如果搞好国家关系，随之改善其它方面的关系，帝国主义就会在我们面前发抖。

柯西金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挑拨中苏关系，力图使苏联和中国冲突，以便“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周恩来说，双方积累了那么多问题，那么多分歧，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立的，我们应承认客观事实。要解决需要时间，还需要认识，需要历史的考验。

周恩来认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提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避免武装冲突;第三，在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第四，双方发生争论时，由边防部门互相联系解决。

中方先提出三点，第四点是经柯西金提议后加上的。

柯西金问什么叫“维持边界现状?”周恩来说，原来谁在那里，谁就在那里。柯西金问，要是没有人去的地方呢?周恩来说，这些地方，谁也不去。柯西金又问“争议地区”的含义。周恩来说，有些地方，例如一个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又如在新疆，在边界走向上，你们说往东，我们说往西，这些就是争议地区。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不是说，中苏边界都是有争议的地方。

柯西金表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有几个原则。第一、苏方保证不会挑起武装冲突，唯一的条件是，中方不越过现在的边界线，跑到苏方的领土上。第二，出现情况，发生问题时，双方边防部门应及时进行沟通、联系，如果中方居民要割草、放牧、打鱼，可事先联系，苏方一定认真考虑，认真解决。

双方澄清了“边界现状”的含义，柯西金告诉他的随行人员把“严格遵守边界现状”的措词一字一字地记录下来。

柯西金表示，对四点临时措施“完全同意。”

周恩来说，临时措施解决了，紧张状态可以变成和缓状态。第一步，可以造成这样一种气氛。柯西金表示，和缓紧张局势，这是苏联真诚的、由衷的愿望，苏联一定能够做到。

双方同意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地点在北京。

柯西金还说，如果在边界谈判中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建议他和周恩来两个人出面，他可以到北京，周恩来也可以去莫斯科。

中苏双方曾于1964年2月在北京举行过边界谈判，由于苏方拒绝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谈判持续了半年，没有结果。我原想，这次柯西金同意四点临时措施，同意双方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这也许给边界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不久以后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中，苏方一再否认两国总理在会谈中达成了四点临时措施协议。苏方的这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做法，简直无以复加，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这恐怕也是当时中方极度不信任苏方的原因之一。从这也可以看出，柯西金虽然是“三驾马车”之一，但他的表态没有得到勃列日涅夫和强硬派认可，也难以做到。

在会谈中，周恩来还阐述了中国在核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搞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所以中方每次试验时，都公开发表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只是到了非常必要时，才进行试验。中方有限制地进行核试验，不搞核竞赛。

周恩来严肃指出，苏联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如果苏联这样做，中国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中国将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中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面对战争威胁，中国必须进行防御，所谓防御就是政治动员。

周恩来还谈到，五年前，毛泽东同志会见柯西金时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可以吵一万年。柯西金说，是不是不要那么长，毛泽东说，根据柯西金的建议可以减少一千年。毛泽东同时说过，这些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说，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不仅现在有，一万年以后也会有。

柯西金表示，苏方不反对争论，赞成争论，但这种争论应该是自由的、公开的、正常的，有助于理论的发展，争论不要使用侮辱性的语言。周恩来说，这要看怎么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批判中所说的话，是侮辱?还是尖锐的批判?

在会谈中，双方都很克制，尽量避免争论，即使在有些问题上发生争论，也是点到为止。

双方还谈到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柯西金提出能否恢复三年的木材猪肉贸易协议，同时提议签订1970年贸易计划和下一个5年贸易计划。周恩来说，木材猪肉协议是被苏方片面取消的，给我们造成很大麻烦。1970年贸易计划双方有关经济部门现在可以去讨论，下一个5年贸易计划1970年再谈。

柯西金还提议双方互派大使，说苏联将派一位苏共中央委员担任驻华大使。并提出两国外交部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

在谈话中可以看出，柯西金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十分尊重的，同时也很理解周恩来当时的处境，知道有些问题周恩来难以作决定，几次提到，“请你转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柯西金似乎并无好感，表示不认识他，没有见过他，不愿用否定的语言来形容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两年以后，林彪乘三叉戟飞机怆惶出逃，竟是奔他的国家而去，无奈沉戟蒙古温都尔汗大沙漠。

双方同意对会谈发表消息，并对消息稿进行了讨论，我感到吃惊的是，双方提出的措辞，令人惊奇的几乎一致，都提到进行了坦率的、有益的会谈。但中方发表的消息中把“有益的”三个字去掉了。苏方为此感到很不理解。

周恩来最后表示，柯西金这次来北京，虽然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中国有句成语叫“不虚此行”。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设午宴招待柯西金。当时苏联国内猪肉紧张，周恩来在菜谱上特别加上了一道“红烧肉”，柯西金吃得津津有味。

1969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11日消息，标题是：《周恩来总理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消息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李先念、谢富治。

苏联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

周恩来会见柯西金的消息震动了世界。预示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将发生历史性变化。

1969年10月，由乔冠华副外长和库兹涅佐夫副外长率领的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开始了新一轮的中苏边界谈判。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和目睹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边界谈判。

1970年10月10日，托尔斯季科夫抵达北京，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托抵达三天后即向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同年1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赴莫斯科，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24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递交了国书，恢复了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

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可以说是中苏关系和国际格局的一个转折点，缓和了中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开始了新一轮的边界谈判，避免了中苏间可能爆发的战争。同时，也为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破冰之旅”的对华访问，中美打开关系，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那么复杂、多变、困难的国际国内局势下，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审时度势，呕心沥血，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一历史性时刻。

(作者曾为驻纳米比亚大使、外交部前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