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正式头衔的神秘来客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1963年10月22日，北京来了一位秘密客人。他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的外交头衔，却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此人乃是受戴高乐委派来华商谈中法建交问题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同富尔先后在北京、上海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我作为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有幸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谈判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双方出现重大分歧。富尔虽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一再强调，希望中方不要强加给戴高乐使他“不愉快或者丢脸的条件”;希望中方不要坚持让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周总理明确表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两轮会谈在上海举行。考虑到中法建交有利于打破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包围，也有利于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而且对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中方拟订了“直接建交”新方案。

新方案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和“驱蒋”的具体方式采取了变通处理的方针：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这种匠心独运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周总理口授三点默契法国特使愁容顿消

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小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先期去上海。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毅面商后，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办。”我随同富尔去上海，一路上富尔情绪低落，平时谈笑风生的他变得寡言少语。抵上海不多时，我被周总理召到他办公之处。总理口授了三点默契的内容，由我笔录，随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

看完译文，富尔愁容顿消，认为这个方案合情合理，可以接受。周总理和富尔着重就三点默契的措辞反复推敲、斟酌，最后达成一致。主要内容是：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法台断交后，法国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三点默契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一向坚持的建交原则和法国政府对建交所承担的相应义务。这是中法建交协议的基础和核心。

11月2日，毛主席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

中法建交被喻为“外交核爆炸”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国际社会，堪称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精彩之笔，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成就。

此前，中方组成以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代办的建馆先遣班子，我忝为成员之一。法方也任命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克洛德·沙耶为代办，整装待发。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国民党驻巴黎“大使馆”赖着不走。法台关系的走向颇为引人注目。1月30日，毛主席在接见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代表团时，向法方发出明确的信息：法台关系不解决，“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当时周总理在国外访问，邓小平代总理接见宋代办和我时，指示代办早日赴法，首要任务是进行“驱蒋”斗争。法方也要求中国代办先去巴黎，以利于挤走台湾的“外交代表”。于是，先遣人员定在大年初二(2月14日)离京赴法。先遣组将视“驱蒋”斗争的进展情况，作好留与撤的两手准备。

戴高乐信守协议，按三点默契行事。他指示法国总理和外长：“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尽管美国要蒋介石不主动同法国断交，但是，迫于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于同一天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法国也宣布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驱蒋”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它为实施中法建交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由于法台关系已解决，法方对两国先遣人员人数和抵达时间提出了对等要求。即中方先遣人员减为6名，中法两国的代办2月23日同时到达对方首都。

代办抵达对方首都本是极平常的事。而宋代办一行抵达巴黎却受到出乎意料的盛大欢迎，单是前来报道的记者就有数百名之多。即此一端，足见中法建交的轰动效应。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5月27日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亦于6月2日到任。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程宣告圆满完成。

(文章转载自《人民日报》，作者系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政务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