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当大使。

一天上午，上班后不久，我的礼宾秘书匆忙来告，哥方安全局来电话称，昨日有一名叫桑继辉的中国公民进入哥伦比亚，从其姓名、指纹和长相等情况看来，很可能就是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 通缉的经济罪犯桑继辉本人。特向我通报，并要求我配合查证。

国内有关方面可能未想到，这个罪犯居然会跑到遥远的哥伦比亚来，也可能未想到驻在国安全部门会找使馆询问，所以并未通报我们使馆。经我们询问，公安部迅速复告，桑继辉曾是我在中东地区某公司的翻译，数月前携10万美金逃跑，国际刑警根据我要求已发出“红色通辑令”，希望我做好驻在国工作，务必把桑继辉缉拿归案。

经我交涉，哥伦比亚安全局答应一定帮助，说这也是他们的国际义务。但向我们解释说，根据哥伦比亚法律，他们还需要一些技术性查证，暂时还不能逮捕，只能监视。

桑犯伪装成商人，同几个不法或不明真相的华侨在一起鬼混，花天酒地，又赌又嫖，一会儿在首都，一会儿窜到海边，一会儿又窜到边境山城，有时还忽然跑到厄瓜多尔或委内瑞拉玩一趟。这可忙坏了安全局。他们派了两名有经验的安全人员(一对假装的情侣)，扮成一对恋人旅游，跟踪监视，随时向总部报告动向，并授权同地方安全部门以及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安全部门联系，以防不测(怕他跑掉)。

经过两个星期的进一步查证，哥方认为证据确凿。当桑犯有一天回到首都波哥大时，哥安全部门依法将其逮捕。哥安全局在逮捕桑犯后，立即通知我们，要求在24小时内将桑犯交我使馆处理，否则哥方只能将其驱逐出境(按照哥法律，拘留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

这一下可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同意交给我们，我们小小的使馆如何能看管得了。更重要的是，如何能把他押送回国(哥伦比亚同我国没有直航)。如果不同意交给我们，桑犯被驱逐出境以后，等于又让他跑了。

我们要求哥方帮助把桑犯押送北京交我公安部门处理。但对方告，他们的局长玛沙将军不同意。于是我只好采取外交行动，紧急照会哥方，并写信给玛沙将军，说我国正在同我公安部联系交接事宜，预计很快会有答复，要求此前暂勿采取行动，并重申希望哥方派人把桑犯押送北京。这一外交行动，是否一定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说实在的，当时并无把握。为稳妥起见，很需要有个“保险系数”，需要有影响的人物从中帮助我们做工作。

正好这天晚上我宴请国防部长波特罗上将。我夫人杨帆同波特罗将军的姨妈是好友，来往频繁，从其姨妈处知道他同玛沙将军关系非同一般。于是，我便向波介绍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请哥方派一得力保安人员与我馆一位外交官共同押送桑犯至北京，恳请波帮助做玛沙将军的工作。波当即答应帮忙，说次日一早就去找玛沙谈。

次日早晨九时半，安全局一位处长即来电话告，玛沙将军同意派一个有经验的安全官员B某同中国官员一起押送，一路负责到北京。我们表示感谢安全局的合作，并迅即办理了有关手续。

次日下午便把桑犯押到机场。下车后，上机前，B某给犯人带上了手铐，然后又同自己的左手腕连铐起来，动作非常熟练。在这么做时，B某还有礼貌地对犯人说，对不起，这是规矩;接着又向我陪同的张秘书解释说，这是工作需要和制度，他必须这么做。

就在这时，张秘书看到，桑犯掉了几滴眼泪。他不解犯人何以掉泪。是害怕?还是伤心或后悔?但据桑犯自己说，那是因为，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是县公安局长，小时候，常看到父亲铐别人。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被上了镣铐。桑犯的堕落和逃跑并非偶然失足性质。从他的一只手提箱里，我们发现很多黄色照片底版，10万美元仅二个月已挥霍了将近一半。据医生检查，他还染上了性病——梅毒。

国际刑警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具有很大的权威，对通缉的经济犯罪分子，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都有义务帮助缉拿。桑犯叛逃数月，在中东、中南亚游荡了一阵，后又经美国到了南美，都没有被发现。他以为得计了，可以长期逍遥法外了。他万没想到，哥伦比亚安全部门会发现他，而且很快使他落网。

由于“红色通缉令”的威力，也由于哥伦比亚朋友的友好合作，认真办案，负责到底，以及途经巴黎时法国警方的配合，桑犯终于被顺利地押送北京归案。

在北京，我公安部门热情款待B警官，并拟重谢他。他经过二三十小时同犯人连铐旅行，疲劳是十分明显的。但他仍是笑容满面，神情严肃，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事，不用谢。最后只收了一套中国的绣花睡衣以示执行“红色通缉令”和到达北京的纪念。

(作者系前驻哥伦比亚大使)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当大使。

一天上午，上班后不久，我的礼宾秘书匆忙来告，哥方安全局来电话称，昨日有一名叫桑继辉的中国公民进入哥伦比亚，从其姓名、指纹和长相等情况看来，很可能就是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 通缉的经济罪犯桑继辉本人。特向我通报，并要求我配合查证。

国内有关方面可能未想到，这个罪犯居然会跑到遥远的哥伦比亚来，也可能未想到驻在国安全部门会找使馆询问，所以并未通报我们使馆。经我们询问，公安部迅速复告，桑继辉曾是我在中东地区某公司的翻译，数月前携10万美金逃跑，国际刑警根据我要求已发出“红色通辑令”，希望我做好驻在国工作，务必把桑继辉缉拿归案。

经我交涉，哥伦比亚安全局答应一定帮助，说这也是他们的国际义务。但向我们解释说，根据哥伦比亚法律，他们还需要一些技术性查证，暂时还不能逮捕，只能监视。

桑犯伪装成商人，同几个不法或不明真相的华侨在一起鬼混，花天酒地，又赌又嫖，一会儿在首都，一会儿窜到海边，一会儿又窜到边境山城，有时还忽然跑到厄瓜多尔或委内瑞拉玩一趟。这可忙坏了安全局。他们派了两名有经验的安全人员(一对假装的情侣)，扮成一对恋人旅游，跟踪监视，随时向总部报告动向，并授权同地方安全部门以及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安全部门联系，以防不测(怕他跑掉)。

经过两个星期的进一步查证，哥方认为证据确凿。当桑犯有一天回到首都波哥大时，哥安全部门依法将其逮捕。哥安全局在逮捕桑犯后，立即通知我们，要求在24小时内将桑犯交我使馆处理，否则哥方只能将其驱逐出境(按照哥法律，拘留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

这一下可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同意交给我们，我们小小的使馆如何能看管得了。更重要的是，如何能把他押送回国(哥伦比亚同我国没有直航)。如果不同意交给我们，桑犯被驱逐出境以后，等于又让他跑了。

我们要求哥方帮助把桑犯押送北京交我公安部门处理。但对方告，他们的局长玛沙将军不同意。于是我只好采取外交行动，紧急照会哥方，并写信给玛沙将军，说我国正在同我公安部联系交接事宜，预计很快会有答复，要求此前暂勿采取行动，并重申希望哥方派人把桑犯押送北京。这一外交行动，是否一定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说实在的，当时并无把握。为稳妥起见，很需要有个“保险系数”，需要有影响的人物从中帮助我们做工作。

正好这天晚上我宴请国防部长波特罗上将。我夫人杨帆同波特罗将军的姨妈是好友，来往频繁，从其姨妈处知道他同玛沙将军关系非同一般。于是，我便向波介绍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请哥方派一得力保安人员与我馆一位外交官共同押送桑犯至北京，恳请波帮助做玛沙将军的工作。波当即答应帮忙，说次日一早就去找玛沙谈。

次日早晨九时半，安全局一位处长即来电话告，玛沙将军同意派一个有经验的安全官员B某同中国官员一起押送，一路负责到北京。我们表示感谢安全局的合作，并迅即办理了有关手续。

次日下午便把桑犯押到机场。下车后，上机前，B某给犯人带上了手铐，然后又同自己的左手腕连铐起来，动作非常熟练。在这么做时，B某还有礼貌地对犯人说，对不起，这是规矩;接着又向我陪同的张秘书解释说，这是工作需要和制度，他必须这么做。

就在这时，张秘书看到，桑犯掉了几滴眼泪。他不解犯人何以掉泪。是害怕?还是伤心或后悔?但据桑犯自己说，那是因为，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是县公安局长，小时候，常看到父亲铐别人。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被上了镣铐。桑犯的堕落和逃跑并非偶然失足性质。从他的一只手提箱里，我们发现很多黄色照片底版，10万美元仅二个月已挥霍了将近一半。据医生检查，他还染上了性病——梅毒。

国际刑警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具有很大的权威，对通缉的经济犯罪分子，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都有义务帮助缉拿。桑犯叛逃数月，在中东、中南亚游荡了一阵，后又经美国到了南美，都没有被发现。他以为得计了，可以长期逍遥法外了。他万没想到，哥伦比亚安全部门会发现他，而且很快使他落网。

由于“红色通缉令”的威力，也由于哥伦比亚朋友的友好合作，认真办案，负责到底，以及途经巴黎时法国警方的配合，桑犯终于被顺利地押送北京归案。

在北京，我公安部门热情款待B警官，并拟重谢他。他经过二三十小时同犯人连铐旅行，疲劳是十分明显的。但他仍是笑容满面，神情严肃，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事，不用谢。最后只收了一套中国的绣花睡衣以示执行“红色通缉令”和到达北京的纪念。

(作者系前驻哥伦比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