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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死不悔改的思想根源
胡新民
发表时间:2013-05-13 11:15 来源:国际网
日本人根据自身发展的历史认为日本的强大来自向强者的服从与学习。因而,二战“进入”亚洲邻国的动机是善良的,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帮助落后的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向日本学习,用不着认错认罪。钓鱼岛国有化也没有错,因为是出自于避免更强烈激怒中国的善意。日本人唯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诸如此类的善意,对受害国而言,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劫难。缺乏对自身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教育以及自以为是的“善意”导致大部分日本人固执己见,死不悔改。

自从安倍晋三上台以来,就以强硬的姿态来对待中国,例如声称在钓鱼岛问题上绝不退让,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东京审判,穿上军服登上坦克亮相,高呼天皇万岁,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民对他的支持率超高。为什么会这样?我国有位叫何方的对日关系的老专家说,应该清算整个日本民族在二战犯下的暴行,这话有道理。但是,为什么大部分日本人都没有悔罪的意识呢,笔者认为,大部分日本国民的身体中至今仍然流淌着忠君爱国的血液。他们认为和中国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是由于他们出自于对中国的一片善心好意,而绝大部分中国人却不识趣、不领情造成的。

钓鱼岛问题之所以激化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可以说是日本至今没有正视二战历史,特别是侵华历史所导致的。为什么日本不能正视侵华史?因为就日本人的内心深处而言,日本之所以“进入”(日本主流观点认为没有“侵略”只有“进入”,下同)中国,完全是出自于一片好心,中国人应该举国欢迎才对。因为他们自身的历史经历,也就是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及时妥协,使他们尝到了大甜头,因此也想让中国人分享一下他们的成功经验。

就日本本身的历史而言,说的并没有错。在历史上,日本的本土未遭受异族铁蹄严重的践踏。日本在近代的崛起,源自于善于向西方学习,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面前,善于妥协。而这种妥协,即我们说的求和、投降加赔款等,同时也创造了向西方学习的良机,成为了日本崛起的秘笈。

1862年,日本国内实行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日本惨遭杀害,于是英国派了远征军对日本进行惩罚。英军来后立即炮轰了日本的重要港口鹿儿岛。由于日本在整个德川时代所有的武器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制造的,因而从装备上讲鹿儿岛的日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然而,这次炮击的结果却是出人意外之外的。战败后,日本人并没有要誓死寻求报复,反而是希望能够与英国建立某种友谊。日本人亲身体会到了英国这个敌人的强大,并希望能够向敌人学习。随即,他们就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从此以后,日本人就开始认真学习西方科学的奥秘。

这并不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求和事件。1863年5月11日,当时已经没有实权的天皇曾发布一道敕令,命令将军把日本国内所有蛮夷赶出日本国土。当时的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但长州藩则决定履行天皇的命令。在要塞向每艘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由于日本的火炮和火药质量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太大损失。西方国家为了惩罚长州藩,迅速组建了一支联合舰队并击毁了长州藩的要塞,最后还向日本索取三百万美元的战争赔偿。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次炮击却带来了同样奇妙的后果:日本赔款求和。当时西方人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这样评述:“不管他们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些曾经是排夷急先锋的藩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这种决定证明了他们处事的现实和冷静的态度。对此,我们表示敬意。”

当时的日本,虽然认为闭关锁国应该坚守,但从现实层面考虑,避免战争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对西方列强至少应该作个短期让步,以加快输入西方先进科技。日本历史的发展也说明了此举的明智。由1860年代到1890年代,只不过三十年的时间,日本便崛起为亚洲的经济火车头。与此同时,日本开始采取了一种建立在自视优胜于亚洲各邻国之上的、专横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之当然盟主,有责任领导亚洲邻国走向近代化,与西方一争高下。特别是对于一衣带水的中国,他们视之为最大的、落后的兄弟之邦,应该给予最大的关注与帮助,以为今后的东亚共荣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敞开大门迎“客”,日本就要用枪炮轰开中国的闭关锁国的大门,并相信中国人民完全会理解这位东洋兄弟的“善良”。这种使侵略合法化的“文明论”的代表人物就是福泽谕吉,他认为践行了“己之所欲”而效果立竿见影的日本,不但经济上成为了亚洲的火车头,在文明上更是成为了亚洲的中心,东方的领袖。决不能抛下落后的亚洲其它国家而不顾,于是声称日本必须保护亚洲。如果亚洲其它国家不接受文明,必须强行“进入”,推广文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对东亚各国进行了强制进入,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侵略。这种保护亚洲,强制进入推行文明的做法,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进入中国南京前(即中国说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说的“南京事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满怀深情地说道:“本人此次赴前线(指南京)并非去同敌人打仗,而是带着安慰兄弟(指中国人)的心情前去的。”进入南京后,他便迅速命令日军“发扬日本的荣誉和光辉,加深中国人民的信赖”,“尽可能地保护和施恩于中国官民。”即使在日本临近战败前,他们也未放弃自己的崇高使命。在中日最后一次大战“豫湘桂战役”之前,日军散发了大量宣传册,宣称日本的敌人是英美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日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中国。如果中国人不抵抗,将被日本人作为朋友看待。同时参战的日军还收到严格军令:“亲切对待当地居民,尊重他们”。所有这些,无不展现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拳拳兄弟心,殷殷朋友情,真可谓是天地可鉴啊!

但是,日本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他们完全忽视了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想法和感受。他们自命不凡自视太高,根本没有换位思考的概念,也就不可能站在中国和其它被“进入”国家的立场看问题。因此,二战战败,日本并没有从心底向亚洲各国认错,总不明白为什么“己之所欲”就硕果累累,怎么“强加于人”就罄竹难书了。当二战战败时,对于日本人来讲,最大的不幸并不是被美军占领,而是在于那些被日本“进入”的亚洲诸国,特别是兄弟之邦中国,根本没有理解日本的“善良”,没有采用日本的同一视角来看待“大东亚共荣”的崇高理想。因此,即使一败涂地,日本的主流观点也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共荣”这一崇高理想。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日本善行标准的国度时,他们最易受到伤害。他们“善良”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失败了,中国人和其它被“进入”的亚洲国家的人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日本人感到愤慨。

二战后的日本,在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享受美国核保护伞的条件下,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借朝鲜战争特需和此后的越南战争特需的东风,日本的经济大国化之路可谓一帆风顺,1968年就得到了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然而,绝大多数日本人看不到这个经济成功神话背后的东西方冷战因素。在随后形成的泡沫经济状态下,日本甚至自以为“日本世界第一” 了。历史似乎又一次亲睐了“求和投降,学习西方”作为“己之所欲”的国家。在这种盲目自大的心理驱使下,不但开始对周边邻国再一次开始了“强施于人”的动作,对其主子美国也有了不恭之举。日本的这种错误思维一发作,就注定了预后效果不好。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日本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中国走出了特立独行的中国式道路,成为了新兴国家的佼佼者,更是令日本万分失望又焦躁万分。但是,如果日本改弦更张,中日乃至整个亚洲,都是共同繁荣的大好机遇。很遗憾,日本还是一根筋的思维。钓鱼岛的争端激化可以说是最新的例子。

日本政府抢在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前将钓鱼岛国有化,按日本政府的意思,也是出自于一片善心,意欲通过这种措施能够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因为如果石原慎太郎购岛计划能实现,则一定会更强烈地激怒中国。但是,日本政府至今不思反省,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日本固守“己之所欲,强加于人”的思维:二战进入亚洲邻国他们的动机是善良的,用不着认错认罪;钓鱼岛国有化也没有错,因为是出自于避免更强烈激怒中国的善意。他们唯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诸如此类的善意,对受害国而言,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劫难。究其根源,发酵之源应该还是少不了 “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如果日本二战后汲取历史教训,毫不懈怠地约束国内右翼势力,对人民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教育,那么对日本自身,对曾经的亚洲的受害国,对整个亚洲繁荣都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好事。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二战期间受过日本侵略的某些小国,在战后日本的多年辛勤耕耘,主要是金钱物资援助下,对日本的态度已经相当“友好”了。但是在二战期间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的中国、韩国和朝鲜,是不会那么容易就让日本蒙混过关的。

中日是邻居,相处好则两国好,亚洲兴;相处不好,则对两国发展都有负面影响,对整个亚洲发展都不利。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在未担任首相前的1972年就说:“日中对立破坏了亚洲。日中友好将建设起新的亚洲。历史证明着这一点。”1974年9月,他又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撰文,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地位无法稳定,依靠对外武力扩张无疑是自取灭亡,包括对华侵略和对朝鲜的殖民这样的前车之鉴。这种明智思维促成了1974年12月9日三木武夫当选为日本首相,这也为后来的1980年代中日蜜月期奠定的基础。不过,尽管那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好感率很高,但对于日本侵华有悔罪之意的日本人仍然相当少,日本人的国民性不是那么容易改造的,二战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日本,实际上也是其兴也骤,其溃也速,一直逃不出兴与衰的怪圈。究其根源,“己之所欲,强加于人”的思维难咎其责。换句话说,就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如果从日本的国情出发,要走具有日本特色的发展道路,唯一可行的就是把日本的命运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韩(南北朝鲜)命运联系起来,在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实现自身的持久繁荣发展。应该说长期以来,日本的有识之士就阐述了这样的设想。二战前,日本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依据其“东亚民族论”等理论,就提出过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其后,东条英机也致力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但是采用的方法是“己之所欲,强加于人”的野蛮侵略。尽管东条英机上绞刑架时还信念不改,但用这种方式推行的东亚共荣完全破产却是不可更改的历史。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想重新起步东亚共同体。但是,一来日本仍未抛弃“己之所欲,强加于人”的思维而采取实质行动偿还二战历史旧债;二来日本在二战后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美国的颐指气使不可不从。这样,要想推行东亚共同体是何其难也!

(文章转载自共识网,有删节,题目为国际网编辑注)


责任编辑:赵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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