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日之间的矛盾紧紧围绕钓鱼岛争端开展。安倍晋三二进宫，一开始就提出了日本与亚洲国家进行外交交往的“五项原则”。进来更是访问俄罗斯，并试图与越南建立更为紧密的外交关系，怂恿越南建立海上自卫队以对抗中国。中日关系剑拔弩张。日本在政治上寻求自身地位的同时，我们不妨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促进了中日之间关系的紧张。

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由美国接手。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综合实力提升前提下国际中心的迁移。美国成了世界的超级大国，实力可谓一手遮天。纵观国际中心在历史上的迁移，先是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国，再从英国到美国。每一次迁移都引发了历史的大震动，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实力较量，实现资本主义自身更新的过程。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整个世界都是由资本主义站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发挥着它的作用。莫要说前苏联，其解体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襁褓中的婴儿不会因为自己是渺小的而使别人感觉不到威胁，相反，若干年后的力量足可以摧毁一切。与其说前苏联与美国是两个超级大国，不如说前苏联只是在历史舞台上对美国的映射与对称，前苏联存在的意义是进一步显示美国国家实力的强大。

直到当代，美国依然是最大的超级大国。

从前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历史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今的国际形势。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与其说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较量，不如说是中国与美国的较量。所以，我们就要追问美国的外交战略对中国的最终指向是什么。这里，我把它总结为两个字：解体。为什么?

前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历史结局就是解体。首先，当时兴盛的历史思潮，就经济上而言是里根经济学与撒切尔主义，都极力提倡自由的市场经济;政治上英国与美国对前苏联的洗脑程度已经很深，至今存在的VOA就是冷战的产物，然而“自由欧洲之声”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面。政治、经济双面的夹击使苏联苦不堪言。在国内，轻工业发展缓慢，比重低;重工业，尤其是军工发展迅速。畸形的工业结构对经济的发展贻害无穷。单纯的依赖原材料出口，核武器的威慑，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与干涉，而不造福于国内的民众，就注定了其历史命运的终极指向。可以这么说，即便是没有美国的渗透，苏联的命运也会在风雨中飘摇。或许，解体对于前苏联而言，是一种安乐死，省去了所要经历的苦难与痛楚。

其次，解体苏联，或者说对抗共产主义，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战略考量。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先是“长电报”所阐发的遏制战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揭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这些为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名词边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更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来实现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在对美国实力过高估计的基础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对苏政策，“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就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随后的尼克松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缓和计策，缓和与遏制并行不悖;最后，在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中，将苏联从整体上拖垮。

跨越历史的疑云，当下中日对抗的实质乃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更进一步说是在美国对不同意识形态遏制前提下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在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经济危机的打压下，美国的国家实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削弱，但其“BOSS”地位依旧。借助日本作为跳板，来实现其遏制中国的目的。于是出现了日本在亚洲范围内“合纵连横”的活动。同时，借助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最近，亚洲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更是与中国展开了暗地的较量。中印由于划界问题上的争议，出现了紧张的“帐篷对峙”局面;菲律宾更是扬言在既已侵占的八个岛屿上继续行驶主权，并提出了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图谋。美国更是在一旁为其呐喊助威，并不断对菲律宾进行军事支持与援助。由美国主导的北约以反恐等由头不断东扩，受威胁最大的是中国。在中国四周设局，相似一张铁网，把整个的发展空间慢慢的打压殆尽。在遏制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发展逼上苏联的发展道路——自由市场、政治民主化浪潮，引发中国的混乱，最终走向分裂。

当下的中国，是解局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出路在何方?至少中国的可为空间还是存在的。

首先是非洲。在新中国时期与之结下的情谊将是历史的一个丰碑，抹不掉。一个帮助别的国家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一个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的国家，一个以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来处理国际事务的国家，一个最大的对世界产生显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一个代表世界上弱、小国家利益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国家，其作用在中非关系的层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中国应当以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为平台，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外交风范，以实际行动来化解西方的敌意，增强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中非关系典范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帮助中非之间开拓新的国际空间。历史上的相同遭遇，重要历史时期的互相帮助，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历史使命，都使得中非之间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中菲之间应当同舟共济，共同开拓新的国际空间与舞台，并联合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实力的增长，才会赢得自身的尊严与荣誉。

其次是俄罗斯。中俄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是兄弟般的友谊，习近平最近出访俄罗斯，进一步将中俄之间的关系拉近——“优先级”伙伴关系。我自认为该关系是中俄在未来十年时间里“最近”的关系。就现阶段的关系水平，中俄之间应该切实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将文字的东西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之中。以利益的融合来实现关系的深化。比如，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就反恐、经济发展、政治安全与合作等诸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与交流。

再次，中国需要争取北部的战略空间——蒙古。作为一个大的内陆国家，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北接俄罗斯，南临内蒙古，西临哈萨克斯坦，广柔的边界意味着优越的地缘政治优势。开展经济方面的合作，文化方面的交流，在利益融合的基础上两国之间应当积极开拓亚洲中部的地缘政治空间。

最后，东亚问题的根本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即霸权主义的现实可行性与非可行性较量。中国要从小处着手，以化解大的阻碍。外长王毅的出访已经将中国对南海的战略意图表明。所要做的就是积极联合泰国、新加坡、印尼、文莱，以这四个国家为契机，实现对越南、对菲律宾的牵制。在取得这四个国家的默认，或者说是支持的前提下，对越南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显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决心;对菲律宾的处置上要考虑美国的因素，因为菲律宾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助手，“断臂”行动要考量到手臂与主体的契合性。至少，现在还不是时机。相反，积极争取以上四国的支持，对越南采取措施，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也会收到隔山打牛的效果，一举两得。我们需要的就是时机。不论是越南，还是菲律宾，都涉及到美国。因而，中国需要以极大的外交智慧来实现中国这个十年的和平发展，这是对新一届领导层最大的考验。

(文章转载自共识网，略有删节，题目为国际网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