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中国两国的公共外交往来历史渊源深厚，新中两国的民间交往史就是一部浩瀚的历史长卷，我们和我们的先人们都见证了社会变迁的诸多重大时刻。笔者本人就与新加坡很有渊源。我早年的北大学生时代就选择了东南亚研究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博士论文更是主要讨论马来亚也就是今天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当年我曾多次南来新马两地进行田野调查和资料档案查证，广泛接触过新马华社的各个阶层并与很多朋友建立了个人友谊，这种民间的、学术层面的交往，我看也可以归类为公共外交。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公共外交的目的之一，因此依我看来，我早年的马来亚问题研究和多年来与新加坡社会各阶层朋友的友好交往，也是个人对于公共外交的身体力行。

与联合早报的愉悦交往

新加坡不只是我的专业研究对象，也是我作为一名公共事务建言者的主要发言平台——因为这里有著名的《联合早报》。据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能找到《联合早报》的读者。特别是该报的网络版，由于他们长期秉持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原则，深受中国读者特别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喜爱，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有重大影响的境外中文新闻网站。

据说，联合早报网每天仅来自中国内地的点击量都达四百万次，这超过了新加坡的人口总数，影响力很大。自2003年以来，我就在《联合早报》的“天下事”版面“名家专评”栏目开设我的专栏“站着说话”。通过专栏文章，我向读者表达了我的观点，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许多外国读者通过文章了解了我本人，了解中国，并与我交换意见，有的还成为朋友，因此我对该报的影响力感受颇深。《联合早报》在传播新加坡国家形象和在世界范围内以自己专业和独到的视角报道真实中国形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已远远超越了一份城市华文报纸的早期定位，成为在华文世界代表新加坡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符号和标志。2011年4月，我曾造访报馆，并与时任总编辑的林任君先生及评论部诸同好亲切交流，畅所欲言。这种交流是跨国界的，也是跨文化和跨价值观的，当然也是非常愉悦的。我想，公共外交就是要让大家都愉悦，都愉悦了，都高兴了，我们才好合作，才能深入交往，才能互相提携，共同发展。

在公共外交中，媒体外交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通过《联合早报》，新加坡人了解到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中国人也通过《联合早报》更多地知晓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等。多年来，zaobao.com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每天必上的一个网站。可以说，新加坡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很多一部分都是通过《联合早报》及其网站予以展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通过对新加坡的正面报道而产生了到新加坡学习各类管理经验的愿望，这种愿望经由南洋理工大学等为代表的新加坡高校和连氏基金会的远见卓识而变成现实，并进而反照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

新中友好交往的重要人物连瀛洲

新中交往史中，连瀛洲博士是一位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当年在访问新加坡时就曾在总统府与连瀛洲博士握手言欢，传为新中公共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位出身于中国潮州的著名银行家堪称新加坡华族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的慷慨仁慈和乐善好施让人由衷敬佩。但连瀛洲博士一生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他既是商界的前辈，也是外交界的前辈。

作为知名的银行家，连瀛洲博士在34岁便担任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抗战时期北上中国，受到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重用，先后担任过国府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驻伦敦特派员等要职;回到新加坡后，在中国总领事未到任之前，他还是“第一位中国使节”;新马分治后，他又成为新加坡驻马最高专员。连博士在外交事务方面充满传奇色彩的开拓性成就，对于我们仍然富有启迪。在连博士驾鹤西去后，南洋理工大学和连氏基金联合设立连瀛洲纪念奖学金，为新中两国具有发展潜力的政府高官和学界精英提供开拓视野、互相借鉴经验的机会，最终希望能加强新中两国在各方面的关系。奖学金设置的目的既继承了连博士一生的旨趣，又对其外交理念进一步发扬，这显然也是一项杰出的公共外交行动。它包含了企业外交、NGO外交和教育外交等多种公共外交因素，并树立了新中两国精英阶层的往来制度化、常态化的样板，可以极大地推动双方实质合作关系的落地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加坡推广国家形象的努力和尝试。

新中教育公共外交的典范：南大“市长班”

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作为南大的一个知名品牌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20年里，仅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就先后为中国培训了超过一万两千名干部。这一万两千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内地现有31个省市自治区、282个地级市和2861个县，平均到每个县都有4.2名、平均到每个市42.6名、平均到每个省市自治区就有387.1名在南大培训过的官员。2012年国庆假期，我回乡度假，就遇见了一位曾在南大市长班培训过的县领导。读者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坝上草原的一个人口仅有十几万的不知名小县——尚义县，但是领导着那个偏远县的官员却曾于南大接受培训并把在新加坡学到的先进管理理念用于地方治理。我发现，即使是在这样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贯彻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大力发展风能和太阳能，改善传统的放牧和耕作方式，全县的经济社会还是比前些年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这归功于县里的官员曾在南大接受培训，但是我肯定，南大的培训对这位官员个人和他所负责的工作是有帮助和影响的。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教育公共外交活动!在这里受过培训的中国官员回国后很多都担任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职务，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获得了提升，在重要和关键部门承担了更重要的管理责任。通过这样一批中国各级官员与新加坡的接触，他们对于新加坡的认知更为丰满，对于如何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发展和管理经验有了最直接的体验，这有利于他们回国后开展他们的政府治理工作。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国民都代表着所在国家的国家形象，官员更不例外。他们赴新学习既能够藉此深入了解新加坡及其国家形象，也能够让新加坡藉此了解中国官员群体的思考，培养了大批致力于发展两国友谊与合作的“知新派”官员。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习生活的过程更是能够让人感知中国国家形象基于官员的分量，亦让新加坡有直接渠道知晓或评判中国推动改革的信心与希望，提升新加坡各界特别是政界“知华派”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制定出更为合理妥当的对华政策，这本身即是新加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优秀范例。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官员们回国后能够学以致用，扬长避短，锐意改革，中国民众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岂不是更进一步?

把和平发展的理念真实准确地传达给世界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主旋律，而公共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就是向世界传播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长期受到周边国家特别是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的非议和怀疑，“中国威胁论”时有耳闻也时有见诸报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更应当坚持和平发展，并把和平发展的理念真实准确地传达给外部世界，打消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顾虑：我们的和平发展方针就是既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别国长处;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不称霸，不搞扩张。

如何让周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能充分认识和理解我们中国的和平发展方针，依我看，公共外交无疑是一个好的方式和途径。因为与传统的政府外交相比，公共外交除了主体更加多元化以外，在目标重点和方式方法上也具有优势。传统的政府外交其重点目标是争取、维护和巩固国家利益，而推广国家形象被摆在第二位。公共外交的重点目标就是提升和改善国家形象，进而促进国与国之间、官方和非官方的关系发展。此外，公共外交主要采取沟通、交流、对话等“柔性”方式，也比以谈判、交涉等“硬性”方式为主的传统外交更易于推广国家形象。未来公共外交必将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开拓方向。

公共外交将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真实形象不是描绘出来的，也不是宣传出来的。新加坡真实的国家形象是依靠《联合早报》和南洋理工大学这样的机构常年不懈的朴实、客观、主动的具体行动。近年来，我一直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最好的公共外交基础，莫过于本国公民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新加坡的国家形象就是对这一观点最好的诠释，这方面特别值得我们中国的各级官员学习和研究。

公共外交不仅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和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而且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促使民富国强，让我们的民众工作得更加体面，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改革开放，既要讲改革，又要讲开放。1980年代新中两国领导人的交往促使中国打开窗户汲取了新加坡的不少管理经验，通过“以开放促改革”形成了“制度红利”，这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各种交往促使中国官方对新加坡加深了认知，有意识向新加坡学习借鉴，从而推动中国发展。不仅领导人之间交往频繁，两国民众之间的来往也十分频繁，那时的中国人放眼望世界，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也开始通过新加坡了解到更多的市场经济观念、法治观念和社会管理观念等。

今天的中国，公共外交已成为一项全民的事业。当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每一家中资企业，每一个中国国民，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也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力量。我认为，目前最应该加强的是对国民公共外交知识的普及，以及国民素质的教育，包括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公民。

(文章转载自《公共外交季刊》，作者为该刊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