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梦!我很想到那里去。”1970年9月9日，戴高乐向其表侄女、法国前驻华大使馆参赞戴高碧(原名玛丽-泰雷兹·德·科尔比)吐露了这一心声。

“法国有句谚语，大意是说，人在进天国之前，应该先到中国去看看。我们夫妇很愿意访问中国。”在爱丽舍宫的新年招待会上，戴高乐夫人也向中国大使夫人委婉地道出了有生之年远行去中国的愿望。

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爱慕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关注这个正在重新焕发青春的古老国家。“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同它在过去多少世纪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样。”他也企望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1973年，蓬皮杜总统访华时特意对毛主席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确实，有朝一日前往中国，这是戴高乐的一大夙愿。

可惜，戴高乐作为总统正式访华的计划未能实现，垂暮之年以私人身份访华的打算，也因死神突然降临而落空。戴高乐终究没能圆他的中国梦。这不能不说是他毕生的一大憾事，也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大憾事。个中情由，国内外说法不尽一致，有的重要情节甚至以讹传讹。这里，我想以亲历亲见亲闻，说明原委。

1964年中法建交，法国成为能同中、美、苏三国直接对话的唯一西方大国。“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戴高乐想趁中法建交的势头，尽早实现两国领导人互访，以开拓法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法建交当年，法方就向中方放出试探气球。曾作为戴高乐特使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建交谈判的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表示，“高层对话，以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开始为好，戴高乐是喜欢迈大步的人”。法国驻缅甸大使说得更具体，希望戴高乐总统和周总理互访。与此同时，法方派出戴高乐的得力助手、政府第二号人物、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行访华，为中法高层直接对话投石问路，并为法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埋下伏笔。

1965年7月马尔罗访华时，戴高乐特致刘少奇主席亲笔信，称：“委托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向阁下和毛泽东主席转达法国人民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情谊。马尔罗先生将乐于就中法两国的重大问题，亦即与世界前途有关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就加重了马尔罗此行的政治色彩。马尔罗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分别会见了他。马尔罗向中国领导人强调，戴高乐希望通过政府领导人之间接触来促进中法关系的发展。

1966年2月，法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亚澳司长艾蒂安·马纳克正式向中方提出：法国政府已派出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访华，为使中法关系继续发展，经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这是我听马纳克亲口说的。不言而喻，这是戴高乐的决策。

我方迟迟未做答复。于是，戴高乐只好亲自出马，主动约见中国驻法大使。这自然是非同寻常之举，足见戴高乐切望早日实现两国领导人会晤。

会见于1966年5月16日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进行。由我陪同大使前往，担任翻译。这次约见专门商谈发展中法两国关系问题，特别是两国高层交往问题。

谈话行将结束时，戴高乐画龙点睛，亲口邀请周总理访法。其用意显然是加重邀请的分量，以促成周总理早日访法。法方一再邀请周总理访法，意在密切中法关系，加强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并为戴高乐正式访华铺路。

法国是个很注重尊严的国家。戴高乐对大国地位、大国形象尤为敏感和执著。戴高乐对领导人互访的原则，是“你先我后”，不愿先迈第一步，以免给人以有求于人或移樽就教的印象。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赫鲁晓夫无一不出访法国在先。当时中国领导人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互访，也有一条原则：“彼先来我后往。”周总理指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不宜先行访法。

1966年6月22日，我国驻法大使奉命约见法国总理蓬皮杜，回复法方对周总理的邀请。我陪同大使前往总理府。蓬皮杜在总理办公室门口迎接，把我们引到围着一张小圆桌的沙发旁就座。他自己坐到圆桌的另一边，不拘形式地交谈起来。蓬皮杜中等身材，有些肥胖，两道浓眉十分引人注目，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显得比较随和。但他目光锐利，又给人以精明强干的印象。

大使按国内指示回复法方：“周总理表示高兴访法，并感谢法国总统阁下的邀请。但遗憾的是，由于今年下半年周总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周总理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

蓬皮杜显然胸有成竹，当场把球踢给中方。他说：“如周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中国政府和周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这也是我的希望。但我的日程也很紧，下半年议会要讨论预算，1967年初要举行大选，选举期间，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就这样，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搁置下来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使中法关系一度跌入低谷。中法间频频交涉、抗议，两国间官方来往几乎完全停顿。高层互访自然无从谈起了。

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意在修复两国关系，重新打通堵塞了的对话渠道。他在召见马纳克时仍念念不忘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这件大事。他强调：“法国人和中国人应当就世界问题交换意见。”“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重新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明这一点……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来访者将受到我很好的接待。”

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正式访华成了他的未遂宏愿。

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在人前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建议：“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他还特意强调：“过去，我由于您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死亡竟破坏了伟大的事情。现在毛主席还健在。”访华正其时也。

戴高乐在1970年4月10日的复信中没有明确表态，只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请您至少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这种典型的戴高乐式的语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信息。

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询问了不少有关访问的细节。最后他表示：“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戴高碧离开科隆贝时深信，戴高乐确实很想访问中国，虽然具体安排尚待确定。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具体设想1971年6月成行，在中国度过“6·18”这个历史性日子。1940年的这一天，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出抗德号召，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戴高乐的女婿德布瓦西厄将军在接受中国学者周剑卿采访时透露，戴高乐生前曾对他说过：“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说，明年(1971年)6月18日我要到中国去。”1972年7月，法国外长、前“自由法国”发言人莫里斯·舒曼访华时，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来打算1971年6月来。”

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死亡竟破坏了伟大的事情。”马纳克不幸言中了。

需要澄清一点。法国记者、作家让·莫里亚克在《戴高乐将军之死》一书中很具体地谈到，中国政府准备向戴高乐发出访华邀请，为了事先确知他会接受邀请，曾于1970年10月极秘密地派遣一直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联系的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作为使者前往巴黎，通过法国友人向戴高乐传递这一信息，以便发出正式邀请。莫里亚克还引用韩素音的所谓传话：“中国期待戴高乐将军来访。这是正式邀请。是周恩来要我来完成这项任务的。”这种说法在国内外流传颇广。事实上，这纯属误传。

事实是，戴高乐为人高傲，自尊心极强，他虽有访华之意，但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中方表示过。中方对戴高乐访华一事也持慎重态度，没有采取主动步骤，中国领导人从未有所表示，更谈不上邀请。有一回，马纳克大使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周总理表示，他在北京曾收到戴高乐将军的信，有意把话题转向戴高乐，探一探周总理的口风。总理沉思片刻，很有分寸地说：“我们十分敬仰戴高乐将军，你能替我把这话转告他吗?”马纳克确实把这话传给了戴高乐。仅此而已。

关于派遣秘密使者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中国驻法大使早在1969年5月就返回任所。他与戴高乐多有交往，与戴高乐周围的人士过从甚密，正常的接触渠道是畅通的，何须局外人代劳?实际上，韩素音也不是什么秘密使者。

且听韩素音本人是怎么说的。1972年9月，她在法国戴高乐研究所出版的《希望》杂志撰文称：“我不是一个中间人……我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我深信，接待戴高乐的这种想法和意向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对戴高乐崇敬的表现。”

德姆维尔1970年10月的中国之行，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笔者的论断。他曾在戴高乐手下当过十年外交部长，又是戴高乐任内最后一位总理，称得上是戴高乐的亲信和得力助手，自然是为戴高乐传话的合适人选。外界曾纷纷揣测，此行可能为下一步戴高乐访华做准备。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行前曾致函戴高乐告以访华计划。戴高乐在9月22日的回信中表示：“我亲爱的朋友，您的中国之行对您来说，将有很大的益处，对法国来说将有重大意义。当您从那里回来时，我极愿同您见面……”只字未提自己的访华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委托。10月30日，德姆维尔返回巴黎。他同友人谈及中国之行时强调，中方什么也没有委托他;同他谈过话的中国人士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戴高乐将军访问中国的事。

据我所知，德姆维尔此话属实。访华期间，中方给予他高规格礼遇。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同他两次长谈，但双方只字未提戴高乐访华事。周总理会见德姆维尔时，一开始就提到戴高乐，试探对方反应。德姆维尔没有接茬儿，只简单表示，他行前没有见到戴高乐将军。戴高碧作为法国驻华使馆参赞会见时在座，也一言未发。机敏的周总理话锋一转，言及其他。1972年7月16日，周总理会见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时，对方谈到戴高乐曾打算访华事。周总理不无遗憾地表示：“那次德姆维尔来的时候很不幸……我们没有谈到戴高乐访问中国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德姆维尔回国后并不急于前往科隆贝向将军报告中国之行的成果和观感。10天后，戴高乐撒手西归，德姆维尔竟未及同他见面。

中法建交20周年之际，一位法国的“中国通”问过德姆维尔：戴高乐将军为什么没有访问中国?回答是：“当时条件下，国家元首出访外国不像今天这样司空见惯。”这位资深外交家语焉不详，倒也约略点出了症结所在。

说白了，问题的核心是：戴高乐和中国方面都期待对方迈出第一步，但最终谁也没有迈出这一步，从而铸成历史憾事。

(文章转载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为前驻法国使馆参赞，题目为国际网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