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充斥着各种地区冲突与国际争端，从宗教的角度看，许多冲突与争端的背后，都有宗教因素。例如，五次中东战争的烽火、旷日持久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体现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对抗;前南斯拉夫解体、科索沃战争、俄罗斯对北高加索地区分离主义势力的战争，背后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积怨;印度—巴基斯坦的长期不和，源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南苏丹独立战争，表现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两伊战争则是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争斗。最能反映宗教影响当代国际政治与外交事务的是"9·11"事件及美国随后在世界范围内发起的空前规模的"反恐战争"。"9·11"事件和美国的反恐战争，凸显了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世代冲突，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全球战略，并对美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冷战结束之后最大的国际事件，标志着冷战结束之后，宗教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宗教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与国际事务中一个必须关注的重要因素。

宗教之所以会对当代世界政治产生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由宗教本身的功能与属性决定的。宗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精神信仰体系，是任何一种社会为了维持其正常存在所不可缺少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宇宙观的源泉。宗教广泛存在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形态的社会之中，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并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政党、国家消亡之后，宗教才会消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信仰宗教，不是因为宗教善于骗人，而是因为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宗教，离不开宗教，对宗教的信仰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信仰宗教，因而宗教对国家的政治理念、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广泛的、必然的。宗教不仅是精神信仰、上层建筑，而且意味着庞大的组织体系与社会群体。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政府与宗教组织互为一体，宗教的对外政策就是国家的外交政策。在保留国教制度的国家，世俗政府在制定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政策时必须考虑宗教的原则，维护和代表宗教的利益。即使是在奉行"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里，宗教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近代社会中所谓的"政教分离"主要是指国家与宗教团体在财务上、组织上的分离，而不是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宗教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信奉宗教的政治领袖及各界精英，在管理国家、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与对外交往中，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及道德伦理规范的影响。宗教领袖与普通信徒以公民身份通过媒体和选举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最终也会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该国主流宗教价值取向的制约。

另一方面，尽管所有宗教、教派在有神论上都是一致的，但代表和承载着世界不同文明的各种宗教、教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宗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宗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宗教存在，宗教的矛盾与冲突就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反映在国际政治与外交事务中，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世界政治不可能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宗教矛盾的影响之外。

就宗教自身的功能而言，一种宗教究竟会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不是孤立的、绝对的。一般来说，宗教在各国国内社会生活中具有道德教化与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正面与积极的因素，体现着各个国家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人们普遍尊重和信赖的精神信仰体系。然而，在国际政治中，宗教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其作用与在各国国内有所不同。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宗教本身的排他性。宗教排他性的根源在于宗教对真理的垄断，其特点是对本宗教基本教义的无条件推崇和对其他宗教、其他信仰的排斥否定以及与其他宗教发生冲突时的绝不妥协性。在国际关系中，利益可以交换，但"真理"不可以讨价还价。世俗政权可以为了利益而妥协，但对宗教教义与宗教道德的遵从却常常会使卷入冲突的各方无法接受任何向"邪恶势力"低头的罪名。宗教的排他性在含有宗教因素的国际争端中往往会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结合在一起，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极大地增加而不是减少矛盾的复杂性。

与宗教排他性表现形式相反的是超越国界的宗教认同。宗教认同是在异质或多元文化体系中维系本宗教凝聚力的内在源泉，也是衡量宗教虔诚度的重要标志，具有将不同国家、地区的同一种宗教信徒联合在一起的纽带作用。世界上信徒人数最多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以跨越国界的形式存在的。对信仰虔诚的宗教徒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按照教义标准实践信仰，信仰与教义高于一切。因此，宗教认同远比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的认同更重要、更具亲和力、更能得到信徒的认可。这正是宗教得以超越国界、超越民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巨大影响与作用的力量之所在。分散在不同国家中的某种宗教信仰者常常因为一本书、一幅漫画、一部电影、某人的一句话"亵渎"、冒犯了该宗教的教义而迅速行动起来，做出激烈反应，演化成后果难以想象的全球性政治事件。宗教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来的超强动员能力、行动能力可以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与正常的国际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

"9·11"事件之后，宗教恐怖主义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宗教恐怖主义的神学基础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实质是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宗教信仰群体以非理性的暴力手段对自身现实利益的维护。宗教恐怖主义把宗教教义视为一切行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认为对宗教教义的实践与护教斗争不受任何世俗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法律约束与限制。因此，为了反对和抵制一切敢于挑战自己的"异教、异端"和世俗权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宗教恐怖主义不惜以宗教的名义把从暗杀、绑架、人体炸弹到武装袭击在内的各种恐怖行为神圣化、合法化。宗教恐怖主义行为不计后果、不择手段，不受世俗政府的控制，没有国界，具有草根性、国际性与不确定性，严重威胁着各国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全。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与利益诉求的斗争中，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诱发和加剧地区争端与国际冲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

世界上的宗教，有些是广泛传播于世界各民族之中的所谓"世界宗教"，有些则是只在特定民族中传播的"民族宗教"。"民族宗教"借助民族共同体而存在，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发挥着"民族之魂"的功能，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对具有民族特性的宗教信仰者来说，宗教差异是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根本差异，宗教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和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来源，民族整合通过宗教而实现，宗教凸显了民族特征，塑造了民族性格，体现了民族心理特征，例如犹太教与犹太人，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人、东正教与斯拉夫人、印度教与印度人、神道教与日本人，等等。

因此，世界上的宗教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常常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通过政治对立与文化冲突的方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争夺现实利益的斗争中显现出来，这是宗教影响世界政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当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时，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既有精神层面上不同信仰与文化差异的一面，又有世俗层面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追求政治、经济的现实利益上博弈的一面。此类宗教对抗的后面交织着信仰冲突、文化矛盾、历史积怨与现实的利益驱动。但追求现实利益的行动往往被赋予了宗教上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这比单纯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旗帜推行世俗政权的政策更具号召力，更能获得国际舆论与宗教信徒的支持。

例如，二战之后持续时间最久、最难以解决的国际争端是巴以冲突，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土地，但双方都高举宗教的大旗，都试图从道德与信仰的制高点上批判对方，把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斗争宗教化，把对现实利益的诉求神圣化。再如，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全球战略中，非常注意将"信仰至上"的原则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以便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实现其政策的行动具有宗教上的神圣性与道义上的合理性。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塔利班、"基地"组织的斗争和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莫不如此。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的持续淡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不同文明与文化加快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世界范围内以伊斯兰教与犹太—基督教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宗教冲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恐怖主义也将会以各种形式继续其在世界各地的活动;跨国宗教组织的宗教与慈善活动将会更活跃、更具影响力;一些国家的政府也会继续将宗教作为特殊形式的"软实力"，服务于本国的外交政策。

无论世界如何演变，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稳定的存在，宗教都将按照其自身的特点发挥作用，世界政治离不开宗教，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转载自共识网，作者为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