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动荡相互交织构成了2013年中东地区形势的典型特征，转型之难和动荡之痛交互影响，使中东地区秩序与地区格局处在艰难的重建过程之中。

在2013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已进入更加艰难的深水区，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的矛盾异常尖锐，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依旧困难重重，埃及“二次革命”废黜穆尔西政权构成了转型国家动荡的风向标；其他尚未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也在谋求程度不等的改革，但均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的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利比亚战争后遗症频繁发作、国际恐怖主义强势反弹、街头政治和民粹主义泛滥，都使中东地区局势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

从地区格局变化的角度看，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构成了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异常复杂的深刻根源之一，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从高度紧张、一触即发到趋于缓和的转向，俄罗斯中东外交亮点频出，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地位变化与政策调整，都与美国的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阿拉伯艰难转型之苦

在政权更迭后，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四国已相继建立民选政权或过渡政权，在政治上大多都实行了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选举，但他们普遍面临宗教与世俗矛盾加剧、经济与民生问题严重恶化、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社会动荡不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等问题的严峻挑战。

埃及的政治过渡因“二次革命”陷入困境，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发生严重冲突，围绕宗教和世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和对立严重，街头政治泛滥和教俗分裂并使埃及仍然面临着发生“三次革命”的危机。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执政的突尼斯同样动荡不安，反对党领袖两次遭暗杀，民众抗议浪潮频仍，严重影响了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利比亚和也门，国家政权脆弱、治理能力低下，地方势力和部落势力借机不断扩大影响，不仅对民族和解和政治重建构成掣肘，同时也使地方和部落成为极端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沙特领导的海合会国家和约旦、摩洛哥同为君主制国家，它们对内谋求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外谋求海合会扩军，形成君主制国家的“神圣同盟”，以图联合自保，但仍然面对内外形势的严峻挑战，尤其是曾陷入动荡的巴林和约旦的压力更大。苏丹、索马里、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也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动荡。

恐怖主义反弹之猛

在西亚地区，在也门政局持续动荡、叙利亚内战陷入僵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等因素的影响下，“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动日趋猖獗，并积极向叙利亚进行渗透，“基地”组织与来自全球的极端分子赴叙利亚进行“圣战”，已经使叙利亚成为继也门、伊拉克之后西亚地区又一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

在北非及其周边区域，盘踞在阿尔及利亚的“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与近年来崛起的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利用北非阿拉伯国家动荡、利比亚战争、马里内战等地区性危机，大肆进行恐怖活动，并已经在北非、东非和西非形成鼎足之势。

恐怖主义在中东强势反弹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转型阿拉伯国家宗教与世俗势力的严重对抗、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均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第二，“基地”组织利用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困难和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和策略调整，力图将“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组织的发展轨道，使其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第三，美国中东战略和反恐战略收缩使恐怖主义面临的反恐压力下降，而美国在中东变局中执行双重标准，违反国际法越境打击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则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情绪的高涨，都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

地区格局变动之快

2013年中东地区格局的复杂变动依然是阿拉伯大变局以来地区力量消长与重组的继续，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传统力量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从总体上看，在阿拉伯大变局持续三年后，在地区国家中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恒定的受益者。2013年的突出变化是阿拉伯大变局对地区国家影响的得失利弊不断变化，导致地区大国力量的不断消长，使中东地区格局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

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衰落在持续加深，内部分化更趋明显，即使是一度被视为阿拉伯大变局受益者的海合会尤其是沙特，也因美国战略调整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朗政策的调整而陷入尴尬，并无奈地通过拒绝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表达对美国的抗议。

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试图成为地区主导力量，但已明显力不从心，土耳其支持的埃及穆尔西政权被废黜、叙利亚局势变化及难民冲击、推广土耳其模式受阻、库尔德问题反弹、国内民众抗议等事态，都限制了土耳其成为地区领袖的抱负。

伊朗地位的变化更是起伏跌宕，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和衰落曾令伊朗处于有利地位；不久后叙利亚危机导致地区盟友遭到削弱，西方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又使其陷入重压之下；但鲁哈尼当选总统后美伊关系回暖、叙利亚危机相对缓和、伊核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都使伊朗周边战略环境出现大为改善的迹象。

对于阿拉伯大变局，以色列只能继续延续静观其变的政策，但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美国伊朗政策和叙利亚政策的改变、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恢复尚待时日，巴以和谈的僵局以及美国和西方的持续施压，当然最根本问题在于美以关系裂痕加大，都使以色列陷入更为孤立的境地。

中东地区格局复杂变动的深层次根源在于阿拉伯大变局的冲击，以及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引发的联动效应，而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两大热点问题则以更直接的方式，牵动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中东地区大国利弊得失和地区地位变化，几乎都与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导致两大地区热点问题走势发生转折性变化密切相关。

美国战略调整之困

奥巴马任职以来，已经接近完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撤军的目标，这实属来之不易。为避免因再度深陷中东而掣肘重振经济和重返亚太等内外战略，战略收缩构成了2013年美国中东战略的典型特征，这在本质上源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战略能力的下降以及战略意愿的不足。

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特点包括：第一，在军事上，奥巴马政府十分克制，力求将军事干预的风险降到最低，避免美国在中东再次陷入战争泥潭。第二，在外交层面更加重视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第三，美国对中东转型国家的援助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第四，美国的中东反恐战略更趋功利化，更加重视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定点清除等手段。

奥巴马在中东推行务实外交的原因主要有四：首先，在国力衰落和国内财政困难的背景下，美国力图通过在亚太和欧洲建立TPP和TTIP来重建国际秩序，极力避免中东再次陷入战争泥潭；其次，美国国内在中东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欧洲盟国及北约成员内部也分歧明显；再次，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美国不希望看到因军事干预叙利亚导致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坐大的局面；最后，奥巴马希望通过实行“战略模糊”的超脱政策，为中东政策调整留有空间和余地。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中东事务的主导者。事实表明，无论是叙利亚危机化武换和平的安排，还是巴以和谈与伊核谈判的重启，都是在美国的安排下得以实现的。2013年俄罗斯的叙利亚外交风光无限，但尚无法在中东事务中全面发力；欧洲国家在总体上仍然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配角；中国对中东的影响力虽有所增强，但尚缺乏对中东事务施加重要影响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及战略意愿。

当前，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目标是既要避免类似伊拉克战争的深度卷入，又要保持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当然，最终解决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安抚沙特、以色列等地区盟国的严重不满，推动巴以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确保美国撤军后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的基本可控，重新塑造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都是美国中东战略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的应对之策

首先，中国应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多元，统筹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使利用中阿合作论坛统筹中阿关系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强。因此，中国应在进一步加强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对阿拉伯国家差异性的认识，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双边合作。海合会国家应成为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重点，并应在2014年重点推进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转型阿拉伯国家次之，加强与转型阿拉伯国家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经验，适当进行投资和经济援助应成为工作的重点；对于前途未卜、稳定缺失的阿拉伯国家，应加强对政局及各派政治力量的研判，围绕劝谈促和做适当的外交工作，经济投资应适当谨慎。

其次，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加强对中东事务的磋商。当前，中东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主要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能源安全、反恐问题、中东热点问题。双方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双方应增进共识和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双方在中东事务上的分歧，使其不至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大局。第一，中国应该对中美双方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的巨大落差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多做解释工作降低美国和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尚不能发挥西方和地区国家所期待的重大作用。第二，中国应围绕中东问题，塑造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舆论环境。在中国外交不断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简单从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东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无疑是一种简单、狭隘和片面的功利化思维，既无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也无助于中美围绕中东事务建立互信。

最后，进一步加大对中东国家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力度。在总体上，中国对中东的公共外交仍存在规模小、频率低、投入有限、官方色彩浓厚等问题，经济援助规模较小和显示度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外交主体单一和外交渠道相对匮乏的缺陷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当前，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就叙利亚问题投否决票的不满得到一定缓解、叙利亚危机由于化武问题重回联合国轨道、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和伊朗政策不满都使中国对中东的公共外交面临较为有利的环境，因此，中国应加强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企业、媒体、智库、青年等多元外交主体建设，通过民间交往、宗教交往、人文交流等渠道，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社会交往，夯实中国中东外交的社会基础。

（转载自《东方早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