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以及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告诉我，中国哲学是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指南和宝典。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即便是中国偏远省份的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也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伦理思想和道德准则的熏陶下长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思想和准则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天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他们思维方式和行事准则的基础，这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生活哲学的总纲领。毛泽东主席当年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向劳动人民学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要用民族传统来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

从我上面所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如果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了解这个伟大文明古国人民的行事风格和行为逻辑，在我看来，必须掌握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中国哲学知识。什么是“道”（道路、规律）？什么是“和”（和谐）？什么是“阴”和“阳”（相对立的力量，女性和男性的属性）？什么是“风水”（关于风和水的学说）？什么是“孝”（尊敬父母）？什么是“太极”（大极限）？什么是“仁”（对人的爱）？什么是“五行”（五种基本元素）？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以来，我越来越坚信，如果不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不可能理解和预判中国的内外政策。这一生活哲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中大部分都可以从孔子及其他中国智者的言论中找到来源。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论语》中最开始的几句话之一。《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著作，这本书2500多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圣经”）。

·要善于交友，保持友谊，利用友谊并珍视友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相互排斥的事物中找到和谐，保持多样中的统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何外来的东西都要经历一个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过程，即所谓的“中国化”。

·学生问孔子：老师的思想可否一言以蔽之？孔子答曰，可，“仁”也，即在相互接受的基础上达成一致。

·每个人说话做事都应该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遵循既定的人际关系原则。这种思想来源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每个人都应该守住自己的地位。僭越礼的准则就是对天法和社会成规的破坏。

我们要关注和重视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正是中国哲学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正是它的思想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精神道德价值，正是这些思想构建了中国文化圈内每一个个体的世界观基础。

中国的道文化是一种原生文化。它具有原始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生发出民族精神价值。这方面的例子有“公民道德”建设——制定社会道德准则纲领，其中包括几千年传统的最高精神价值。这一现象具体体现在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全民都应遵守的“八荣八耻”道德法典，具体包括：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自从1985年7月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时起，我就鼓动所里和其他科研中心的同事们一起来完成一个梦想：集体撰写一部著作来揭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智慧和精神文化长盛不衰的原因。可是这个梦想实在太伟大，就连完成一部分都需要花费数十年的精力。当我在北大和复旦上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打算实现这一梦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选择了中国哲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当时在与任继愈教授和冯友兰教授谈话的启发下，我选择了研究墨翟的思想作为自己第一篇

独立论文的题目。不久之后，来我们班进修的一个年轻汉学家、莫斯科大学的教师沃斯克列先斯基在我1958年生日那天送给我一本孙怡让的《墨子闲诂》，这是一本关于墨子思想经典阐释和历史研究的著作。我将这种巧合视为命运的安排。1962年我的论文《墨子的哲学观与社会经济观》通过了答辩。而后我被安排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上海总领事馆关闭后，我又被调到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一直工作到1965年10月。我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后，于11月通过了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我在论文中分析了墨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墨家的总体思想，并对《墨子》一书的主要章节进行了翻译。

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轰轰烈烈的时期，1971—1972年我与杨欣舜（音）教授以及布罗夫副博士（现为博士）一起编撰了两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文选》。1985年，当我被派往远东所任所长时，我的专著《墨翟及其学说》正好出版。1994年远东所东亚研究室的同志们共同编撰并出版了俄罗斯第一部同时也是第一部用欧洲语言编写的《中国哲学百科辞典》。此后大约15年的时间我们一直致力于编写六卷本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该书于2011年获得俄罗斯国家奖。

这些著作是一大批汉学家坚持不懈、勤奋努力的结果。这是一些不贪私利、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们的劳动结晶，是对各种艰难险阻的挑战，尽管当时很少有人相信他们能够成功。

与此同时，我们在2000年初完成了一个三卷本的集体创作——《关于2050年之前俄中关系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的研究》。

懂得和了解中国哲学的道德准则，我们可以发现中俄文明在精神价值体系上存在许多相近的地方，即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都注重精神领域，渴望超越平庸，时刻准备同甘共苦，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有向善的内在愿望并以此为荣，内心渴望友谊，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幸福——所有这一切都拉近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为两种文化的友好对话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文明史是独一无二的。地球上再也找不出一种能够5000年长盛不衰的民族和文明，而且其中的3000多年都可以找到文物文献的证据，比如史书、官方文件、文学和哲学作品，还有无数的物质文化实物。

18世纪之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原生态的。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欧主要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倍，而中国的居民那时有四亿，超过了欧洲各国居民的总和。

到19世纪中期，中国遭遇了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政治。当时的中国认为，这些西方和北方的蛮夷妄图闯入伟大而强盛的国家——中国。

拿破仑认为，最好让中国龙沉睡不醒。英国人遵循了这一遗嘱，开始大力催眠中国，向中国市场投放大量的鸦片，企图用麻醉剂毒害这个伟大的民族。19世纪中叶，往日强大的中国在与英国进行的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便一蹶不振。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开始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得到了飞速发展，其中包括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苏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中国的巨大帮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从1949年到1959年，中国与苏联紧密合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苏联那时候被认为是中国的老大哥，但有时也表现得颐指气使，无意中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1960年毛泽东决定逐步摆脱苏联的庇护而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苏中关系从20世纪60至80年代末都处于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政治斗争阶段，甚至发展为边境武装冲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逐步反思走过的历程，1978年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理论。他赋予这一现象本身全新的意义，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以及中国与世界在相互接近相互依赖基础上开展合作的新动力。

经过两年多的关于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在反思了与苏联20年对抗以及十年文革的后果之后，重复了一句经典名言：我们将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于是就上路了，一直走下去。那些关于无产阶级使命的口号、阶级斗争的思想以及支持世界共产主义和劳苦大众的主要对外目标都成为了历史。中国的长远目标变为：复兴强大的中国，将其变为繁荣昌盛的强国，统一国家，收回香港、澳门以及台湾。

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复兴的阶段，一个中国和平发展与国力振兴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盛发达的世界大国。2008年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1年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经济总量，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强国。

简言之，根据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0项核心发展指标显示，中国走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它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

按照国土面积，中国只有俄罗斯的1/2强，而按照人口来算，中国近十倍于俄罗斯；按综合国力来算，中国在近150年里首次达到了俄罗斯的4倍。

外资总量从1978年到2005年共计1.5万亿美元，仅2010年流向中国的直接投资就超过了1050亿美元。

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超过3.6万亿美元，外贸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49.5%。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300美元。

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贫困线以下的居民比重从60.2%降到了15%（约2亿），到2015年这一比重将降到5%。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贫困线的指标为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预测：到2020年中国会超过美国，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额是美国的2—2.2倍。

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大都会。

2011—2030年中国的平均增速为7%—8%。

改革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其核心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目前共产党员的数量已超过8250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的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思想。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强大的混合型经济。

一切为了国内经济建设，为了建成小康、中等富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按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话来讲，就是“和谐社会”。

中国的和平发展，或者说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实行开放政策有关，许多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了生产活动。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力推进，城市居民人口快速增长（2010年是6.7亿）。

中国正在建设发达而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它们将中国东西南北的大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据中国学者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有15万公里铁路（其中7.5万公里高速铁路）和500万公里公路投入使用，其中10万公里是高速公路。

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经济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急速增长，由于冶金业的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稀缺原材料的进口依赖不断增加。如果说201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为2.39亿吨的话，那么到2020年这一数字会超过3.5亿吨。

当然，中国向全球新型超级大国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它一直在发展，而且是飞速发展。俄罗斯不能不注意这一现象，并应全方位地思考中国发展的辩证后果及其对俄罗斯战略利益的影响。

首先必须明确这些战略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明确双方战略利益之间的重合程度、兼容程度、并行不悖的程度以及相互协调的程度。这可以让我们客观地评价以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的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范围和潜能，同时客观地评估这一条约的战略前景。

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两个相邻的大国有各自的历史、愿景，它们发展的战略方向不可能一致。它们有着各自的主客观因素，导致它们自然而然地在局势把握上会产生分歧，在解决某些问题的方式上会出现矛盾。

而我们在看待这些分歧及其属性的时候也需要有清醒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存在分歧和矛盾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伙伴在捣乱；第二，存在这些分歧和矛盾证明双方正在发展关系，如果理智对待并另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它们可以成为深化合作和互信的动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

第一，如果从安全、维护领土完整、巩固主权、发展经济文化合作、提高人民福利等方面来谈两国战略利益的关系，那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在各自的主要方向上具有强大的协同和谐振效应，即一方国力的增长一般会成为另一方国力增长和提升的刺激因素。

第二，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文化、生态和国际利益等广阔领域中都具有巨大的互补性和合作潜力，目前这种潜力的开发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第三，俄罗斯和中国都致力于消除地缘障碍，避免在维护双方领土主权完整方面出现冲突。在这一领域它们之间没有矛盾。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解决了对俄罗斯来说最危险对中国来说最困难的问题——边界问题。与中国接壤的4300公里边界线成为了睦邻友好的边界线，成为大家共同努力建立真正友好互惠合作关系的边界线。

第四，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需要相互扶持来提升和捍卫各自的利益和威信。双方都积极倡导创造条件以建立新的、更加公正、多元的国际秩序和更为有效的国际法准则。

第五，中国关注俄罗斯的内部稳定，关注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关注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巩固。

上世纪90年代初，当俄国内外各方都在唱衰俄罗斯的时候，中国一家有影响力的杂志《和平与发展》撰文写道：“对俄罗斯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它今天的衰落只是相对和暂时的，而它的科技实力、雄厚的工业基础、富饶的自然资源、强大的军事力量、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高素质的民众才具有决定意义。”

第六，目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水平。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11年6月访问莫斯科以及同年秋天俄罗斯联邦总理普京访问中国之后，“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法上又加了一个定语“全面的”。总之，我们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和平与发展，将各自国家变为一个现代化的、享有国际声望和地位的繁荣富强的大国。

第七，在中国，人们对俄罗斯领导层在弘扬俄罗斯伟大历史和文化以及缅怀先辈伟大功勋方面所做的努力都给予积极的评价，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也持克制的态度。中国领导层的实际行动和声明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俄罗斯领导层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行的一体化进程大大巩固了俄罗斯在欧洲和亚洲的威信，为大规模实施振兴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措施以及逐步建成欧亚联盟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

（转载自《俄罗斯友人看中国》，原标题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精神支柱和研究中国的必备秘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