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50年代的都市生活

1953年3月我走下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列车，为了在接下来的7年里成为《真理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那年我27岁，是被派出去常驻国外的最年轻的苏联记者。

老北京站位于南城门的对面，城门后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和故宫。我惊讶于这些古老的建筑，但让我更惊讶的是，街上除了自行车和人力车外，完全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的苏联同胞们当时乘坐的是苏联产的胜利牌轿车，由中国人当司机，苏联人被禁止亲自驾车。因为革命胜利后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如果外国人撞到了中国人，不仅要给他终生支付费用，而且要给他的孩子支付费用直到他们成年。当时北京唯一的公共交通是人力三轮车，但由于道德伦理方面的原因我们也被禁止乘坐三轮车。这让我们的妻子们很伤心，因为她们每次外出购物，都不得不步行几公里的路程。

北京的首都生活那时具有某种家庭的特征。在50年代派驻中国的只有12个外国大使和15个外国记者，所以我们常常和那些外交使节们一起被邀请参加所有的国宴。我们就坐在离主桌几步之遥的地方，看着毛泽东、周恩来和尼赫鲁或苏加诺干杯，或者是与金日成或胡志明干杯。

我在北京工作期间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来了一个苏联代表团。我需要每天详细报道所有会议的情况。在大会最后一天，毛泽东突然走进外国记者的工作间，问道：
  ——哪个是《真理报》的记者？
我用颤抖的嗓音说自己就是，主席握着我的手说：
  ——辛苦了，辛苦了！报道得很好！

毛泽东这句话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住的记者站从只有泥地和小铁炉的房子搬到了带有中央供暖的现代住宅。而在国内采访我也再不需要和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协调路线了。我记忆中的毛主席是一个身材高大、目光深邃的人。当我在会议间歇被介绍给中共新任总书记邓小平时，我却惊讶于他的小个头。因为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一回事，而与他面对面的接触又是另一回事。

总书记在党内被亲切地称为“小平”，也就是“小的瓶子”。这一称呼在中国是一种比喻，有点类似于俄语中的“不倒翁”，当你将它向一边倾倒时，它迅即又恢复到直立状态。邓小平也是如此，三次从权力的巅峰被抛下，三次又回到权力的巅峰，所谓三起三落。

中苏关系的第一道裂痕出现于苏共20大之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没有与国际共运组织协商的情况下无权严批斯大林。

在借鉴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泽东开始搞“大跃进”（当时的口号是：苦干三年，幸福万载）。为了率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人让农民进行集体劳动，一起吃大锅饭。

在“赶英超美”口号的激励下，中国人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开始大炼钢铁。而我和《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用扁担挑了一个星期的土，帮助建设十三陵水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让国家和人民变得一贫如洗。

当局开始在国际局势中寻找大跃进失败的原因，谴责赫鲁晓夫走修正主义妄图降低冷战的热度，并开始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

最富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计划先去美国访问，然后于十一前直接从美国飞到北京参加庆典。我当时被安排进一个写作小组，为赫鲁晓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庆典会上的发言写稿子。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去大洋彼岸访问前不久，中印边境上突然爆发了武装冲突。为了让苏联领导人避免被问及各种难缠的问题，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意是对冲突表示遗憾，希望双方能够在谈判桌前解决纠纷。莫斯科的这种立场引起了北京的愤怒，他们认为，苏联怎么能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兄弟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同等看待！

于是，在著名的“震惊美国的十天”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突然将国庆活动的开始日期从10月1日提前到9月26日。这让赫鲁晓夫非常为难：要么匆匆结束自己辉煌的美国之行，要么委托他人在中国的国庆庆典上发言。他选择了后者。结果由苏斯洛夫代替赫鲁晓夫在国庆庆典上做了发言。赫鲁晓夫直到9月30日才赶到北京，第二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幸运的是，我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死后、赫鲁晓夫下台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变得谨小慎微。直到1984年，苏中友好协会会长齐赫文斯基和作为副会长的我被邀请到中国访问。

我相信，把孔子的家乡列入我们的访问行程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参观了被红卫兵铁锤砸烂的孔子墓碑后，一位山东省的领导说：
——没有什么比污蔑我们的历史更能损毁中国的民族传统，没有什么比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论更让人不可理解。让这一切都成为历史吧！

在北京一家工人俱乐部的一次会面让我印象深刻。在我们发言后大家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整个大厅的人一起站起来，伴着喜爱的旋律齐声合唱。大家满含着泪水唱了一段又一段，像唱国歌一样庄重，真心为北京与莫斯科之间重修旧好而感到高兴，又可以向兄弟友邻人民公开表达友好情感了。

邓小平宣布的放开个体经营的改革对我来说首先表现在：北京车站、商场和影院周围的自行车停车场开始收费。这一现象是自发开始的，而停车场的经营者都是些中年家庭妇女。因为做这样的生意可以不需要原始资本。

就这样，在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从教条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五年之后，我作为第一批见证者来到了中国。

中国改革的总体成果

被中国人称为中央帝国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没有断裂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不仅有5000年的完整历史，更有对这一历史坚定不移的尊重。中国人都坚信，历史的石块是通往未来的阶梯。儒家学说教导他们尊重历史、尊重长者。

曾几何时，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他们最早给人类贡献了指南针、纸、印刷术和火药。中国人习惯于认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

这种天真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闭关主义在19世纪招致了灾难。英国不满于中国向它出口越来越多的茶叶和丝绸却并不喜欢不列颠的呢子和其他商品，打算在印度种植鸦片，妄图把中国人变成瘾君子。当中国某省当局烧毁了25000箱鸦片后，英国的舰队开始攻击中国沿海城市。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从此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出现了外国租界，在租界里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不受当地法律的管辖。为了警示后人，上海保留了外滩公园入口处那块带有侮辱性质的标语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毛泽东于共和国成立之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开启了中国5000年历史的新篇章。

过去的几十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是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永远是兄弟”这一口号下度过的。根据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我想强调一点，两国的友谊绝不能归结为那些年领导人的官方声明和报纸的社论，这一友谊是活生生的，与上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苏联专家们在中国工作两三年后返回苏联时已经发生了某种改变，成为了更高级别的专家。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人不是如一般认为的那样在简单复制我们的经验。他们善于在某些方面进行完善，因而成功地避免了苏联当局犯过的一系列冒进和错误。第一，他们在进行农业合作化时并没有取消富农阶级。这使得他们能够保留更多勤俭的雇主，从而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杠杆。

第二，在对私人企业和贸易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方法更为灵活，没有采取强制没收的方式。为人民谋福利的不仅是企业家装在兜里的资本，还包括他们脑子中的智慧，这就是建立国家私人企业的目的。企业原来的主人继续留任总经理，然后再指派一个“政委”（即党委书记）来监督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增加了海外富裕华人对北京的好感，其结果是华侨成为改革的主要金融支柱。如果说我们国家对国外的侨民都抱有戒心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旅居海外的华侨总是受欢迎的。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中国共产党与我们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们避免用人的社会出身来作为其可靠与否的标准。无论富农的还是资本家的孩子都可以加入共青团，进入军校学习。这消除了他们的父母对革命的抵触情绪。

从教条主义走向实用主义

在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后，新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则充满了混乱和纷争，这是与第一阶段完全相悖的20年。“大跃进”的唯意志论，“人民公社”的兵营式生活，红卫兵的私刑暴力以及珍宝岛战役，这些悲剧性的事件走马灯似的交替上演，直到邓小平开始执掌政权。是他把中国从毁灭性漩涡中拉了出来，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走国家现代化之路。

这种处事态度鲜明地体现在邓小平的著名语录中：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至于建立市场经济是否意味着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重要的是改革的具体结果。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意义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提升了生产力；第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第三，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诚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应当寻求自己的市场之路。但中国的经验让我们能够发现至少三个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一，不从摧毁政治体制开始，而从提高经济效益入手。因为在转型时期更加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进行稳妥的调控。在计划经济的老路和市场经济的高速路之间有一片荒野地带，如果汽车少了方向盘，将很难通过坑洼的路面。

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喜欢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为了让市场经济的大船快速前进且航向正确，不仅需要私营企业的帆，而且需要国家调控的舵。

第二，不从城市开始，而从农村入手。这样可以更快地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消除贫穷，将改革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让亿万人民亲身体会到改革带来的实际利益。

第三，不强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自然垄断企业，不允许抢夺人民集体劳动创造的国家财富和自然资源。简而言之，避免重演俄罗斯式的“掠夺性私有化”。

与此同时，中国注重引进外资，建立经济特区，以优惠的政策吸引投资者。要知道外国企业不仅能够创造出新的劳动岗位，还能提高国内生产的总体技术水平。

根本任务是要缩小的沿海发达省份与内地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而后者（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占据了国家89%的领土面积和64%的人口。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合理性标准，邓小平又提出了实行改革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80年代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从人均250美元提到人均500美元。

第二步计划在90年代将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根据商品与服务的总额，这个目标达到了。但由于国家的人口从改革之初到90年代末增加了三亿，所以人均1000美元的指标到2002年才达到。

第三步一直到21世纪中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要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让那时15亿人口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这将使中国得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达到像葡萄牙或希腊那样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位改革元老提出的目标在中国落实的情况如何呢？前两个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如期实现了，第三步的目标只用了6年时间。到2010年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500美元，第四个翻一番也完成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美元，这是邓小平计划在建国一百周年时达到的目标。

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的时候，中国有1/4的居民生活在半饥半饱之中，穿的也是破衣烂衫。生活在绝对贫困线（月收入低于5美元的人）以下的人占了2.5亿。现在这个数字下降到2400万，低于中国总人口的2%。就连从不轻易夸奖北京的联合国，也称中国的脱贫为当代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

总之，以私企为帆、国家调控为舵，不仅让中国快速迈入世界领先行列，而且大大降低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取代2.5亿穷人的是2.5亿“中国新兴阶层”，对他们来说，富裕的象征已经不是自行车，而是汽车了。

告别农耕，但不离开农村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亩，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中国要用世界上7%的耕地来养活22%的人口。所幸的是，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把肉的产量提高到5500万吨，鱼的产量提高到了2800万吨。人们饮食中蔬菜和水果的比例开始增加。由于食品结构的改善，一个中国人一年所需的粮食从400公斤降低到350公斤。这样一来，15亿居民每年需要5.25亿吨粮食。而中国已经连续五年粮食产量超过5亿吨，所以说上面的目标完全可以达到，国家可以自给自足。

但是仅凭作物栽培还不足以让8亿中国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有当地企业，或者是农村产业能够消化过剩的劳动力，保障农民就业，同时将中国的主要财富——劳动力资源变成实际的商品和服务。

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改革的奇迹：农村产业——所谓的乡镇企业。这种新兴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出产全国1/4强的工业产品，出口量占全国1/5。而且这种生产能力的提高不仅没有依靠任何国家拨款，还成为预算收入的重要来源。

甚至许多生产电视或汽车配件的企业都把厂房和车间建在廉价的农村土地上，为了在那里生产一些最简单却又最耗费劳动力的零件。而在现代化厂房工作非常吸引农村青年。如果说过去副业把人们从农业中吸引开，那么现在的乡镇企业成了农村经济的支柱，是农牧业现代化、兴建学校、医院以及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的主要资金来源。

这一经验对俄罗斯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呢？我认为首先是在原产地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这是农村企业和城市企业在生产上的整合。最主要的是扩大了小城镇的就业机会。

从前人们认为，中国人有9亿住在农村，4亿生活在城市。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比例。现在官方文件的数据是8亿农民和5亿城市居民（根据2011年的统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已经拉平了城乡人口的差距，编者注）

农村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为600美元，城市居民为1800美元。但差距并不仅限于收入。农村在教育、医疗、交通和能源等社会条件方面还相当落后。所以北京作出了中国2600年以来未有之壮举：全面取消农业税。要知道农民的赋税一直都是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著名的大运河就是为了把作为赋税的粮食运送到京城才修建起来的。

国家每年拨款500多亿美元用于扶持农业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保证以最优价格收购农民的大米和小麦，计划到2020年修建30万公里的农村公路。

政府拨出专项资金为偏远地区的居民点提供优质饮用水。仅2011年就有6000万农民喝上了放心水。同时拨款200亿美元用于农村学校向九年制义务教育转轨，差不多所有农村家庭的1.5亿学生因此而受益。

中国最后的贫困点散布于一些最难到达的地区。困境似乎无法解决。没有道路，没有电，没有学校，以至于那里的年轻人无法跳出贫穷与无知的双重压迫。贫困地区同时也是文盲地区。据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仍有5400多万文盲，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其中1/3从未进过学校学习，剩下的在50年代上过扫盲班，但也全忘了。可是没有初级教育就连小买卖都做不成！

于是国家设立了目标：首先要对农村年轻人和中年人进行扫盲教育，为了彻底消除赤贫，需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能够从事副业或者在乡镇企业工作。但更重要的是让那些因为家庭困难而被迫辍学的孩子回到学校学习。没文化的青年农村是没有未来的。

大约20年前中国政府开始推行“希望工程”。这一慈善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募捐的善款来资助农村失学儿童完成学业。超过一亿的城市居民，数千个工厂以及数百个外资企业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

“希望工程”已经资助了200多万农村儿童，在各贫困县开办了3000多所新学校，对3000多所学校进行了维修，向到边远地区支教的志愿者提供物质援助。

“希望工程”巨大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成功在于它明确的指向性。每一个捐助者清楚地知道，他的钱捐到哪里，资助了谁。捐100美元就可以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回到学堂，捐1000美元就足够一个老师一年的工资，或者是为农村学校配备一个图书馆。

每个受捐助者都可以对具体的资助者和资助单位表示感谢，先由通信开始，然后会见面、结识。孩子们每次从资助者那里回来都会变得成熟一些，但很难说，这样的见面是资助者还是被资助者收益更多。当在万千宠爱中长大的城市学生听说，对他们的农村同龄人来说，最喜爱的美食是芝麻玉米饼时，他们开始重新看待许多事情。

“希望工程”不仅带来了文化经济效益，而且具有绝对的道德政治价值。它有助于恢复社会团结风气，这一风气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凝聚了中国社会，但在市场关系的环境中有所淡化。

另外，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的巨大成功也表明，现在的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一样渴望浪漫情怀和自我牺牲。

“革命的合理性”让位于法制、民主、科学等概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强调，改革的目的不仅是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且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成了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主线。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战略目标：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政治模式体现了通行于东亚地区的“开明专制”思想。这一术语是现代新加坡创立者李光耀提出的，他将其阐释为“可控民主下的可控市场”。开明专制的拥趸们认为，经济改革应当先行于政治改革。只有在国家积极作用下形成的市场关系从根本上改善了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之后，才可以转向社会的民主化。

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不喜欢好战者的对抗模式。与“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权力更迭模式相比，东亚国家更喜欢通过妥协来寻求一致。这种体制使得最权威的政治力量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即使在多党的情况下也始终执掌权力。这种执政模式保证了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

西方通常认为，中国的改革改变了经济，但没有触及政治生活，共产党的专政仍旧在漠视人权。事实并非如此！

走向第五个现代化，即完善政治体制的第一步，是邓小平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这位改革的设计师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的一切行动必须符合宪法规定。具体表现就是取消了领导终身制。在邓小平坚持下通过的法律规定，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在任时间不得超过连续两个五年任期。

从“革命的合理性”向人人必须遵纪守法（包括共产党的各级领导）的转变，表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目前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方向基本上应该是推广差额选举的实践。这一实践已经在乡一级进行试点，并逐步向县一级推广。

生活条件好了，中国人民开始更多地买东西。中国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吸纳了亚太地区国家一半的出口量。得益于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要远远小于日本。而这一点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中国首先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这表现在国家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以及抵押贷款的非普及性。

国际社会称中国为“世界工厂”并非没有根据。最先赢得这个称号的是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现在北京高层正打算实现另一个突破，不是数量上的，而是质量上的。把“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实验室”，变成一个不是引进他人技术，而是平等参与科技进步的国家。

21世纪向中国和俄罗斯都提出了转向创新经济的任务。现在我们发现，古老的儒家传统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优势。中国人生来崇尚学问，认为只有教育才能帮助人提高社会地位。中国大学培养的工程师已是美国大学的四倍。

中国目前向世界市场提供的信息技术产品要多于美国或欧盟。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只能从这些电脑、手机和数字相机上拿到15%—20%的利润，剩下的钱都支付给拥有产品许可证和专利权的外国公司了。建立“知识经济”的远景规划计划到2020年把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从80%降到30%。

现在很难相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只有300万辆汽车，到2000年已经增长到2000万辆，很快将要达到两亿辆。我们前面说过，在中国出现了2.5亿“中国新兴阶层”，对他们来说富有的象征已经不是自行车，而是汽车。
改革政策的奠基人邓小平和他的继任江泽民号召人民共同致富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30年的改革让2.5亿穷人摆脱了贫困，取而代之的是2.5亿的“中国新兴阶层”。到2020年这一阶层的人数将会翻一番。

现在执政党认为必须重提社会公平的口号。“和谐”一词成为政治词汇中的核心术语，目标是要终止并扭转两极分化进程，消除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

在南部和东部设立自由经济区带来了沿海省份的繁荣，但是占89%国土面积和46%人口的中西部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

不仅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生活水平在逐渐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日益突出。8亿农民的收入不到5亿城市居民的1/3。教师、医生、科研和文艺工作者不满于自己的收入远远低于做买卖的人。

新的方针意味着要改变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砸碎旧世界的工具，而要充当广大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要做一个依据法制、民主、科学等原则治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是从西部贫困地区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的，他们非常了解偏远省份的困难和需求，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需要进行战略目标的转变，即从“让中国的富人越来越多”变为“让中国的穷人越来越少”。

我们21世纪的核心任务是激活东方

普京总理不久前的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9周年。正是这个条约阐明了目前俄中关系的实质：面向21世纪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莫斯科和北京不仅支持多极化，而且主张在更加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改革国际关系。他们坚定不移地扩展经贸合作，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2012年两国贸易额将超过700亿美元，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惊喜。莫斯科和北京已经定下目标，要在2015年将两国的贸易额提高到10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

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提醒我们在21世纪的历史使命。我认为其实质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复兴伟大的丝绸之路思想，也就是说，利用我们的地缘优势来获得作为衔接欧亚桥梁的地位。如今这座桥梁不仅应具有运输的作用，还应具有能源的意义。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让“新欧亚主义”变得日益重要，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俄罗斯外经贸关系中“东方”的作用。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克服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以不带成见的目光审视变化了的世界。

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历来就充满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现在在这场争论中加入了新的因素：我们远东两个邻居——日本与中国的经验与国际影响。日本在上个世纪60—80年代创建了战后的经济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当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超越了所有国家，但它拒绝复制美国模式，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它第一个向世界证明，现代化完全可以不必走西方的道路。

这也成为中国成功的基础。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将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15倍，将对外贸易扩展了100倍，而且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如今世界经济每年的增量超过1/3来自中国，但是如果把这个庞大的指标分配到每个中国人身上，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要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

从地理和地缘政治上看，俄罗斯是太平洋大国。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互信友好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现实成果。我们必须从这一成果中汲取最大的利益，利用新的世界领袖的腾飞为俄罗斯造福，这是我们本世纪的核心任务。

中俄伙伴关系还得益于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相互契合。如果说俄罗斯大部分居民和经济潜力在其西部——欧洲部分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潜力则在其东部沿海地区。我们要开发远东，中国人则要开发西部。当大家在发展中相向而行，就能够更有效地互相帮助。

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位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国主要依靠自产的煤炭来缓解能源危机，煤炭占能源总消耗量的3/4，石油和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只占1/4，所以中国总把目光投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出口能源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应先适当平衡一下对东西方的能源出口，未来可以把东方作为优先出口地区，以加快开发乌拉尔以东的广袤地区。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是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当管道铺设到离俄中边境不远的斯科沃罗季诺时，石油再分两路传输，一路往南到大庆——中国半个世纪前第一次出现油田的地方，每年将输送3000万吨，另一路通往纳霍德卡附近的佩列沃兹纳亚湾，年输油量达5000万吨。

到2020年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将会超过3000亿立方米，而其中的1/3应该由俄罗斯来供应。

俄中两国在发展核能方面的合作也卓有成效。由俄罗斯援建的江苏田湾核电站1、2号机组已经投入运营，3、4号机组的建设协议也已经签署。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中国解决了核电站燃料生产问题。

如果对比一下中国与日本对能源的需求和他们本国的能源储量，就很容易明白，能源注定会成为俄与这两个国家经济合作中最有前景的方向。
第二个重要的方向与俄罗斯作为连接欧亚大陆桥梁地理位置有关。苏联的解体创造出许多新的边境线，这对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集装箱运输造成了很大障碍，而船运公司趁机揽去了不少生意。如果能恢复到苏联时期的货运水平，将会为俄罗斯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若能借助日本高铁运输的经验对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现代化改造，那么这条横跨西欧和东亚之间的大铁路将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海运要便宜得多。

也许那时候从东京坐上火车到伦敦下火车就能成为现实。日本十分关注萨哈林岛通往大陆的隧道建设计划。本州岛和北海道之间早已开通了海底隧道，来自东京的火车就从这里经过。现在就剩下实施从北海道到萨哈林岛的隧道计划了，一旦完成从日本首都开出的火车将到达更远的地区。

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目前存在三个最有前景的合作方向：一是能源、二是运输、三是基础科学。要想把这些潜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必须通过高层往来的推动。

除上海合作组织外，俄罗斯还定期参与各种地区组织的活动，其中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此外，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开始利用参加东盟会议的时机举行三方会谈，如果能加上俄罗斯的代表，建立一个“东盟+4”的磋商机制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把俄罗斯纳入东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之中符合该地区人民的利益。

众所周知，俄罗斯通过出售石油和天然气来发展自己的对外贸易，而且主要出口到西欧国家。但是现在应该把东方定为优先发展方向。我再说一遍，应该利用我们的地缘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复兴伟大的丝绸之路，把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变为欧亚大陆桥的核心支柱。要利用好我们两个远东邻居的发展活力，把西伯利亚的车厢挂到正在加速行进的亚太快车上。

（转载自《俄罗斯友人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