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提出我国周边外交应贯彻‘亲、诚、惠、容’理念，并与“平等、互利、互信、协作”等新安全观的核心理念相结合，发展出一整套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说法和做法。

20年来，新安全观作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理念，与时俱进，有力推动了和平周边与和谐周边建设。未来，新安全观可致力于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新安全观从孕育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个10年（1991-2002），主要任务是助推和平周边建设。新安全观萌芽于冷战结束，发展完善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本世纪初，其核心理念是平等、互信、互利、协作。新安全观是在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新安全观萌芽于中苏边界和边境裁军谈判，首倡于“上海五国”进程，发展于东盟地区论坛和日内瓦裁军谈判等地区和国际多边会议，落实于党的十六大报告文件。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解决了边境领土问题，加强了在“上海五国”、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组织内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这个时期的新安全观可称之为1.0版。

第二个10年（2002-2012），主要任务是助推和谐周边建设。新安全观理念贯穿于《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国国防白皮书》，以及党的报告文件中，与其他外交政策理念相辅相成，构成有机整体，成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应对灾害、气候、能源、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问题。这一时期的新安全观可称之为2.0版。

周边首要，亦当首善。在周边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提出我国周边外交应贯彻“亲、诚、惠、容”理念，并与“平等、互利、互信、协作”等新安全观的核心理念相结合，发展出一整套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说法和做法，使新安全观成为中国、周边乃至世界的共同理念。换言之，新安全观将迎来第三个十年的发展，有必要在前20年的基础上创新3.0版。

在性质上，使之更适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征，反映世界及周边的发展态势。在实践上，对解决新时期的新问题更具指导意义，使平等、互利、互信、协作的核心思想更容易贯彻执行。在理念上，使之既能发展普适的共同安全思想，又体现中国修己安人的治理思想。在功效上，使之更有利于周边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当下，新安全观服务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应特别强调三层含义：

一是整体优化。各国都是“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整体不佳，个体必受牵连，也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的道理。比如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周边国家的外部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趋紧。如果个体损己利人，结果也只能是于整体不利，于己不利，也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

二是变通适应。世界的变化是常态，需要各方不断顺势而为，进行阶段性调整，变通政策和做法，在相互适应中走向合作共赢。比如，美国在软硬实力下降的时候就采用巧实力，取得变通之效，但如果美国继续抱持绝对安全教条，一意孤行，可能走向穷兵黩武的死胡同。再如，中国超越冷战思维提出“新安全观”思想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但如果不根据实力的增长实施新的安邻政策，则会引起邻国和美国的不满与疑虑。

三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各方互动的原理是合作共赢，推进国际社会的进化。在“命运共同体”内，各国只有相互尊重，相互适应，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共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冷战结束至今大国之间很难发生大战，可以说大致超越了“互为敌人”的丛林时代。当前大国之间以及大小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国际社会进入“对手与伙伴”的竞合时代，已孕育合作共赢的要素，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将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转载自《东方早报》，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