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并渴望新一代本国公民能掌握它，在此背景下，这个社会最富有的成员都希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教他们的孩子这门语言。如果说只有英语国家的人符合精英的要求，那么对于不太挑剔的公民们来说，只要是欧洲人就可以接受了——只要英语讲得纯正流利。因此，很多大学生都非正式地在中小学和幼儿园“辅导”中国孩子学习——这不能说是真正的工作，但经常被当成一门副业来从事。总之，我这位给学前小儿童教英语的女友经常说，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她特别费神。语言教学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记忆新的单词，情形大概是下面这样的。“我坐在教室中间的一把大椅子上，孩子们围着我

坐在小椅子上。我用正确的发音说新的单词，一名中国女老师翻译，孩子们重复。前半节课我们复习和检查上一节课学习的内容，后半节课学习新的。中国保育员还要看着，不让孩子们淘气。他们也都纹丝不动地坐着。只有课间休息的时候跑一跑，但也不淘气。”对于孩子

们如何学习语法、是否表演情景、是否组织对话、是否画图的问题，安·克莱尔回答说，他们在那里根本不做这样的事。人家直接给她一个大纲，她就照着教孩子们发音。小孩子们暂时还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看来还早。总而言之，尽早教会孩子英语的渴望经常促使中国家长走极端，即便孩子们暂时还没有准备好，比如说，很多次在大街上或者商店里就有妈咪把自己的孩子推到我旁边来“练练英语”。孩子们不好意思，只说几句同样的话，还一边回头往妈妈那边看，努力造成对话的假象。我不想使这种通晓多种语言的人难过，所以自己也装出这样的假象。如果我试图转用汉语交谈，通常会让人扫兴，并且得出一个结

论——阿姨是个“不正常的美国女人”。

学校

我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少先队员。那时我大约有十年没见过红领巾了，说实话，也没想到会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看见身穿校服、戴着红领巾、排成整齐队伍雄赳赳前行的孩子们。苏联解体后，我国对于苏联时期的学校标识总是有意无意地排斥。在这种氛围下度过数年后，尽管眼前的场景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我还是觉得在充斥超级市场和麦当劳餐厅的地方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是件挺稀罕的事。中国学生与我国学生的不同之处，当然不仅体现在外表上。与他们交流之后，我发现他们对于学习和教学方法的态度，有许多令我意想不到的特点。还是如前面所说，中国毕竟是个极具多样性的国家，这里对学习的态度也绝对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所以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我笔下写的都是我亲眼见到的情况——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学生情况。我真切地感到，他们比我国孩子更看重学习。而且这种重要性不在于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感，而在于这一过程中，孩子们的表现以及对自己的看法。

勤奋、努力、坚忍、追求最佳结果——这些品质是中国人从小就在孩子们身上培养的，并且又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得到磨砺。我国孩子在小学还只是慢条斯理地描格画线、临摹字帖——主要是为了“练手”，让他们学会写得工整清晰、学会在单词中正确连接字母，仅此而已，不可能为了追求漂亮而写字。甚至苏联时期困扰大家的对学生品行与努力程度的评分，现在也没人理会了。我得承认，上小学时就是这两个分数一直影响着我的季度总评和学年总评分。

而在中国学校里，汉字要写上几百遍，而且更偏爱墨汁和毛笔。结构比例与运笔风格、轻松与协调——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而孩子们的表现情况用百分制来评价。我想详细说说的，就是中国的分数以及它们在中国孩子生活中的作用。说分数对于中国孩子非常重要——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我和中国中小学生、甚至是大学生交流之后的感觉是，如果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得到朝思暮想的100分，就好像是在通向知识顶峰的楼梯上失掉了扶手。

说得严肃点，这些分数不仅对孩子们重要，对他们的父母也非常重要。难怪蔡美儿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对于她——她就是中国“虎妈妈”的化身——而言，四分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管孩子在作业上花了多大气力，只要老师没有给其以最高评分，她就不会表扬孩子。例如，如果孩子在考试时得了5-，西方的父母一般会表扬孩子的。而中国母亲会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问孩子，是什么没做好。如果中国孩子得了四分（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发生）——那中国母亲会先暴跳如雷、厉声训斥，然后可怜的母亲会找上几十本上百本该门课程的模拟题和

孩子一起做，直到她觉得孩子肯定能得五分。据我所知，也不是所有的中国父母对分数都反应如此激烈，但确实大多数都是这样。我在中国居住期间，曾给那些想考俄罗斯或乌克兰大学的高中生辅导俄语。在我刚开始任教时发生的一件事，能非常鲜明地展示分数对于中国学生的重要性。当时这些学生面临的情况是，上大学第一年他们要学习俄语，然后选择专业，和其他同学一起学习。

我最初的设想是，要让孩子们做好去一个陌生国家的准备，要让他们在新地方安顿下来开始学习俄语之前，已经有一定的俄语基础，这样他们的适应过程会更轻松一些。基于这一目的，我设计的教学计划是：我们首先要学习最简单的俄语知识，要让他们学会向说俄语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思。我希望看到的是他们内在的进步，而且我觉得，这些学生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在乎自己的进步。因而，我没有对学生进行系统评价，没有去检查那些“冗余知识”。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变换任务、编对话、编场景上，希望学生能快速运用任何一种理论知识——从数字到第四格，总之，想创造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条件。

这些孩子个个都是好样的，进步很快，上第三次课时，我们就已经能够做简单对话，并让大家一起用已经学过的单词来讲故事了。但就在第三次上课时，学生们问到了分数问题。我兴高采烈地说“你们今天表现很好，个个都是好样的”，而听了我的话他们略微有些发窘，并要我将这种喜悦心情“转换”成分数。我情绪大好，给每个学生都慷慨地打了“5”（他们是要在五分制的国家里学习和生活的，所以我们要结合实际——这是第一名）。

第二次课快结束时，负责这个班的老师找到我，要我在每次课上给学生的学习情况打分，而且要按百分制给分。原来，花钱送孩子来上这个班的父母，经常打电话问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而且眼看就要开第一次家长会了，所以填着分数的成绩单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老师，还是对于总结，都是必需的。总之，从此我们每次上课都要先做个书面测验，并且打上分数交给班主任。而我看着这些几乎已经是成年人的学生，在测验完之后热烈地对分数“品头论足”时，总觉得很怪异。说实话，他们还是表现很好的，而我给他们上课也总是心情很

好、很有兴致的。

这是中国所谓的“小皇帝”一代——是相对比较富足的城市家庭里的独生子们。孩子们总是充满自信，不能容忍对他们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尊重。他们会问关于前苏联地区的几乎所有问题，也敢于说出自己对于我所作出回答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往往很有道理。这些孩子们穿着打扮都很好，很在乎品牌，用着价值不菲的手机，有些人还出过国。他们学起俄语来并不是很难，主要是因为多少已经懂一点英语，也经常适时不适时地展示一下这些知识。这些孩子已经快中学毕业了，正在认真准备毕业考试，因而我们基本不留家庭作业，但我可以说，他们对学习俄语是绝对认真的。

再继续说中国教学体系中分数这个话题。我必须要说的是，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分数也成为学习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每堂课都要从听写开始，而且还要按百分制给分。每学期结束时，所有学生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的成绩都要贴在门上公布出来，而且一

挂就是很长时间。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是优越感十足的欧洲学生，还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前苏联学生，还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韩国学生，都在看这个成绩单，在作比较，并且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竞争气氛。这就是从一入学起就伴随着中国孩子的那种竞争氛围：家长们就算没

有明确要求孩子、至少也是急切地希望孩子得到高分；而此后他们还要努力准备考大学——大约10—200个人竞争一个名额；然后他们还要熬夜苦读，准备考研究生，然后再去找工作……这种生存、竞争、取胜的能力，是从小就在培养的，而分数则是监控成绩的主要工具。

同样，在中小学生的生活中，知识是获取最佳分数的主要道路，但也不是唯一的。竞争规则也允许使用其他方法，例如对老师毕恭毕敬、不与他人共享知识（说白了，就是不让别人抄自己的）、不包庇同学做的“坏事”。而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如果有人受到同学排挤或欺侮（而且是确确实实的），都不好意思去找老师告状，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是个窝囊废、告状的小人。更不要说“出卖”没有对你做任何坏事的同学了……总的说来，我们从小就习惯于一种意识——和老师、和所有“上级”合作是不应该的、是可耻的、是要遭人指戳的。现在看

到完全相反的情况，当然会非常惊讶。

当然，在中国学校里学习，也不是说人人都会去揭发诽谤同学。和你关系要好的同学，也就是所谓的“小团体”（说白了，就是“自己人”），就会得到掩护、得到保护。我感觉中国人的特点是，你能明确感到自己是属于某个团体或网络的一分子——从老乡到工作单位—

—从而不必理睬外来的那些合作意向。但“自己人”的范畴可大可小，弹性很大。它会根据条件与环境而变化，因而在学生当中也不可能存在明确的不成文义务。总之，抱怨或是诉说班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而在中国，因为人家求你就让他抄——这完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慈善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孩子很善于珍重自己的劳动，也很理解付出辛勤努力与下山摘桃之间的明确界线。在中国，一个人的未来会与这些结果挂钩，因而我们文化当中对于优秀生和“书呆子”们的那种鄙视和嘲笑态度，在这里也不可能有市场。两国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当中，这种对比尤为鲜明。在前苏联地区教学体系中学习的学生，在代表集体的“班级”和代表主要任务的“学习”之间，永远不会公开选择后者。“班级”可能会不理解你、不原谅你。在中国学校里则更多显示出个人主义，孩子们的原则是“各人顾各人”。当然，这并不是说集体内就没有私人关系了，但这里恐怕不会有那种要求每个孩子宁可损

害自己的利益也必须要无条件遵守的对于集体的义务。

中国中小学生能够付出100%的努力，甚至对“自己”有些苛刻无情——这些品质也来源于中国人整体的文化传统，来源于上一辈人所实施的教育——上一辈人就是这种价值观的“中继站”。时代不同，对孩子们的态度当然也是在变化的，但把孩子的全部能力“挤榨出来”

的做法到目前依然盛行，而且完全不会受到社会的指责。就这点而言，在苏联和后苏联的教育领域，对孩子们要更爱护一些，而在西方学校里就更不用说了。

体育

我亲身体验到，与其他国家孩子相比，中国孩子对体育的态度和对体育的认识有多么大的差异！有一次，我的丹麦朋卡琳告诉我，说她和另外两名欧洲来的学生——一个丹麦人和一个奥地利人，受邀参加一个体育活动：功夫比赛。为了凑“外国友人”，还少一个欧洲长相的女生，于是她就叫上了我。我们可是不止一次地在电影中看到过中国功夫的厉害（电影院里刚刚开始放映获得奥斯卡奖的《卧虎藏龙》），当然也想亲眼看看这些神功。在大巴车上我们被告知：首先，这场比赛是在一个村里——一个著名武术教练的家乡举行的；其次，参加比

赛的是儿童。最初的想象立刻被击得粉碎，但我们也没有因此而觉得索然无味。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将是中国风情的另一个层面而已。

而中国风情着实让我们这些欧洲来客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比赛场地是乡村小学前的一个“广场”——其实就是一个踩踏出来的小操场。操场上除了一群村民、客人和裁判员外，还有站成几排、穿着各种颜色丝绸武术服的孩子。当时是

11月，刺骨的寒风简直要把人吹透了。我们后悔死了：关于比赛的条件是在大巴车上才得知的，所以只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套了件外套，而这显然是不够的。一个陪同我们的年轻运动员说，因为孩子们还太小，不能进行打斗，将只进行展示技术动作的个人和团体表演赛。观看过程中，卡琳一直附在我耳朵上悄悄地评论着，我想就不必将其原话重复了。总之，我们眼睁睁看着那些大约8—12岁的孩子们，只穿着一层薄薄的——我再强调一下是丝绸的——武术服，扑在冰冷的土地上做各种各样的横竖劈腿。我们这些娇生惯养的老外脚已经快冻僵了，一个劲儿地原地跺着，并不停地抽搭着我们的红鼻子。而其他孩子站得整整齐齐，等着轮到自己表演。他们的确做了漂亮的表演，展示了神奇的速度和柔韧性，进行了精彩的长棍和舞剑表演。如果这些都在室内表演，我想我会真心地赞叹他们的技艺。但我当时非常可怜他们。不过看来也只有我们可怜他们。而无论是观众、教练，还是他们自己，都没觉得这种场景有什么凄惨的。比赛结束后，这些小功夫手穿上了暖和的衣裤——有人套在武术

服外面，有人套在里面，然后开始给我们送大茶炉里烧的略微发黄的开水。原来这些孩子都是代表我们这个省各乡镇体校来参赛的。他们平常既会在室内、也会在室外训练。看来这种锻炼也是强健体魄的内容之一吧。

我基本上相信，这样做并不是对孩子们的残忍和折磨。我想，他们的教练当年是在更艰苦的条件中磨炼技艺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改革开放后复兴的乡村和城镇，开办和发展体校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村民们很希望他们的孩子除了上学、做家务和农活外，还会一些其他的技艺。因此这些孩子的骄傲与坚忍，可以看作是生活中已经小有成就的人的骄傲。因而在那种时候去考虑脚下冰冷的地面就有点荒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