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动力十足的中国经济正以25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而且增速预计将进一步放缓；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反腐整肃；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清理几十年来极为严重的工业污染。

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金融时报》同仁时，这位中国二号实权人物似乎对这些问题都抱着泰然处之的态度。

李克强直接负责管理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购买力衡量），并领导中国经济从过去那种由信贷助推、由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更可持续的未来。

这是李克强首次接受西方媒体机构采访。在长达一小时的问答过程中，他神情放松、谈笑风生、应对自如。这次采访是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进行的，选择这个场所接见一家英国报纸的主编，可谓极具象征意义。

李克强向世界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即便在中国发起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之后，中国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承诺保持不变。

直到今年1月，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打算加入亚投行，该行对现有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明显挑战。但此后，美国的多数盟友都已申请加入该行，突显出地缘政治实力重心正在以何种方式向东方转移。

尽管美国严肃表明了反对态度，英国还是于上月申请加入亚投行。这促使其他欧洲和西方盟友争先恐后地提交加入申请，让美国颇感孤立和举步维艰。就连美国高官也将此事形容为北京方面一个令人惊叹的外交胜利。

但在这次接受采访时，李克强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得意。他多次坚称，中国无意打造新的国际秩序。

“中方愿意与各国一道，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李克强说。“（亚投行）应该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

他对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明确表示欢迎，并强调该行以及由日本和美国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可以“并行推动亚洲发展”。

中国有时抱怨称，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打造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初衷是为了遏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辩称，这一体系已经过时，需要被取代。

谈到中国是否希望取代布雷顿森林机构这一具体问题时，李克强的回答十分明确。

“不存在打破现有秩序的问题，”他坚称。“我们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学习了很多先进理念；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企业懂得如何更好地按照国际规则参与竞争。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

李克强甚至对美国主导的亚太贸易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表现出了谨慎的热情。由于刻意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排除在外，TPP已被许多人视为一个“唯独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

中国领导人在言谈中喜欢使用比喻。李克强在阐述他对量化宽松政策和美联储(Fed)结束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担忧时，措辞极其形象。

“实施量宽政策是比较容易的，无非是印票子，”他说。“在推动量宽政策的时候可能是鱼龙混杂，什么都能够在汪洋大海中生存下来，现在还很难预测一旦量宽政策退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他警告称，不少国家还没有实施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他把世界经济比作一个“先得给他吊水，打抗生素”的病人，暂时无法靠自身免疫系统来使肌体正常恢复。

与不少对中国高级领导人的采访不同，李克强在这次采访中没用底稿，英国《金融时报》的问题也未事先提交给李克强或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尽管这次会谈内容原定不记录在案，但李克强后来同意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谈话的全部内容，前提是不对他的话作任何修改——这一点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也是非同寻常的。

与李克强随意放松的举止形成对照的，是富丽堂皇的会谈场所，以及端上热毛巾、软饮料和大量茶水的发式考究的服务员。

今年59岁的李克强来自农业省份安徽，是一名中共基层干部的儿子。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结束前后，李克强有四年时间在农村的土地上辛苦劳作。1978年，他成为恢复高考后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的首届学生。

李克强就读中国这所最著名高等学府时，正赶上中国版的“开放”(glasnost)期，那是一段向长期被禁的西方政治思想敞开大门的非凡岁月。他与其他学生一道翻译了已故英国资深法官丹宁勋爵(Lord Denning)所著的《法律的正当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

自2013年初出任总理以来，李克强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大幅削减中国臃肿的官僚体系的规模和权力，同时推进更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并“向污染宣战”。

中国一些政界人士认为，自习李上台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巩固权力的行为，已使得总理办公室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但在经济这个一直由总理主导的领域，李克强表现出了信心。他留给外界的印象是，在人们日益担忧经济增长放缓之际，他是政府政策的掌舵人。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称，2015年首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0%，是自2009年首季度全球金融危机达到巅峰以来最慢的季度增速。去年，中国经济增幅为7.4%，为24年来最低的全年增幅。多数分析师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将进一步放缓。

在两周前进行的这次会谈中，李克强承认中国政府在保就业和实现今年“7%左右”的官方增长率目标上面临困难。

“我们的确有经济下行压力，”他说，“今年再增长7%左右的速度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但他坚称，北京方面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并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

“我们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他说。“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我们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都采取了微调政策，当然不是量宽，而是定向调控，应该说是起作用的。”

今年2月底，中国在3个月内第二次降息，另外还宣布计划，拟彻底改革地方政府财政，并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最严重的地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一些担任政府顾问的中国经济学家和学者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对于中国增幅放缓，中国领导层的实际担忧要比他们公开表现出来的程度更甚。

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该国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过去一年房价和房屋销量一直在下滑，而且这种局面还可能会大幅恶化。

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住宅市场的繁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直到这个市场去年陷入困境。

去年，尽管中国房地产行业总体投资继续以10.5%的增速增长，但房屋销售面积仍下滑7.6%。李克强承认，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是尤其值得关注。

他说：“我们将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既要鼓励自主改善型需求，也要防止泡沫。坦率讲，这几者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进行调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努力做，而且相信能做到。”

当被问及中国的物价问题时，李克强表现出了更多的信心。中国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37个月负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

李克强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给中国生产价格指数确实造成了很大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被通缩’了。当然，我讲的这个‘被通缩’是打引号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通缩。”

3月份，中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4%，虽然远低于政府为今年设定的“3%左右”的上涨目标，但涨幅仍是正值。

随着日本和欧洲双双推出非常规货币政策，部分目的在于让本国货币贬值，许多国际投资者都想知道，中国是否会忍不住让严格管控下的人民币贬值，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超出预期的情况下。

历史上看，中国政府能够抵御加入货币贬值大潮的诱惑，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这个问题上，李克强与他的几位前任持类似观点，尽管他没有明确排除中国采取行动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可能性。

“我不希望看到人民币继续贬值，因为我们不能靠贬值来刺激出口，”他说。“我们不愿意看见货币竞相贬值的状态出现，那会出现货币大战，逼着人民币贬值，我觉得这对世界金融体系不是个好结果。”

李克强还深入探讨了从中日关系到正在进行的反腐行动等话题。他表示，“我们确实在加大反腐力度”。不过，反腐行动主要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

李克强说：“我们在通过约束政府依法行政、担负应有的职责，激发市场活力，打掉寻租空间，铲除腐败。”

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两年中，中国有数十万官员因涉嫌腐败或违反中共纪律而接受调查。

谈到中日关系，李克强的言论与中共官方口径保持了高度一致，称日本政府需要直面二战前和期间日本的侵华暴行。

“中日关系目前还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双方有改善的愿望，但是改善要有基础，”他说。“这个基础的根子还是怎么正确认识二战这段历史，怎么能够汲取这段历史教训，不让战争重演。”

虽然李克强坚称中国并不打算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国际秩序需要改革，以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愿意做其中的建设者，”他说。“中方也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依据这种说法，中国建立亚投行和其他机构的举措，或许最好被视为北京方面的谈判筹码和杠杆，用来推动更快的改革，而不是用来取代或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李克强的任务是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与它日益提升的地位相称，同时确保国内经济不会脱离正轨。他是否能成功完成前一个任务，很可能要等到他卸任后才会见分晓。至于后一个任务的完成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在2018年他第一个五年任期到期前，就会有定论。

（作者莱昂内尔˙巴伯、戴维˙皮林、吉密欧为金融时报编辑，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