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不想制造麻烦，我们想要解决方案，我们想要更好的结果。”在谈及为何会动员社区抗议当地的水电项目时，缅甸NGO克伦邦环境与社会行动网络水治理项目协调员萨瓦·约翰·布赖特萨瓦对澎湃新闻说。

现在一些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更积极了，并开始主动联系NGO，不过供职泰国一家NGO的文泓向澎湃新闻表示，“（中企）他们可能做了很多，但因为知识、技能，包括对当地了解的欠缺，所以他们的回应可能还是那种老式的、官方的回应。”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其出版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中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失败样本”后指出，中国部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平衡投资目标国各种关系上存在较严重的误区之一就是“不重视反对派、NGO以及媒体的声音，尤其是NGO的声音。”

随着中国发起倡议并逐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势必会有更多中国企业迈开走出去的步伐。在海外投资面临的诸多风险中，如何看待NGO，又如何与之打交道，是企业不得不予以重视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学者：NGO会造成威胁

“非政府组织比较容易联结成国际性的网络”；“NGO是不分国界的”；“出大事儿全是NGO干的。你可以查那些案例，中国企业走出去出问题的，都跟NGO有关系”。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的NGO难题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赵可金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分别向澎湃新闻谈到上述观点。

“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善于组织示威、抗议等活动。”王义桅在其新近出版的《“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一书中这样写道。？“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干扰中国工程项目施工的例子并不少，最典型的是缅甸密松水电站。”王义桅认为。

在分析企业活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污染、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所造成的自然风险、道德风险时，王义桅介绍了包括密松水电站项目在内的两起发生在缅甸的案例。

“2011年9月30日，缅甸总统吴登盛突然单方面宣布在他的任期内搁置由缅甸电力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缅甸亚洲世界公司组成的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密松水电站，便是部分出于对于影响该地区生态平衡，破坏本地区环境的考虑。”

“2011年7月8日，中国水电顺利中标承建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项目。然而，2012年11月18日起，数百名当地农民、僧侣和维权人士进入莱比塘铜矿作业区抗议，在工地附近搭建了6个临时营地，投诉铜矿拆迁补偿不公、污染环境、拆毁寺庙等，铜矿的建设工作被迫全部中断。”

造成上述局面的“主因是缺乏透明度，开发商、当地民众及地方政府间缺乏沟通交流。由于土地征用费用偏低及工作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导致示威，加之土地征用过程中有关方面缺乏解释及外地组织和团体介入，导致事态升级。”王义桅援引以昂山素季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对上述铜矿项目的调查报告指出。

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任李晨阳与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祝湘辉在2011年底撰写的《中国急需加强在缅甸问题上的公共外交——从密松水电站被暂停谈起》一文中也谈及了NGO。

“中缅民间关系紧张……还与西方的官员、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挑拨密切相关。经过几年甚至多达10余年的渗透，西方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已在缅甸民间培养出了一批向往西方、英文较为流利、对中国有一定偏见的缅甸社会活动家，这些缅甸人用极端理想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和活动，进而诋毁中国的形象。”李晨阳和祝湘辉写道。

“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虽然非政府，但绝不是非专业，特别是在有当地反对势力配合的情况下，会造成不良影响。”王义桅把“非政府组织的威胁”归类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之一，与之相并列的还有“极端势力的威胁”。

NGO：不想制造麻烦

“我想企业应该了解，NGO并非他们的敌人，不能因为他们通常所持有的观点——当地NGO都是由外国人的资金和政策推动的，而这些外国人是反华的。我认为这种想法于事无补，而且也并非事实。”曾在柬埔寨与NGO工作的马克·格瑞姆斯蒂奇告诉澎湃新闻说，“总体上来说，NGO的兴趣在于保护环境，支持他们与之合作的社区，他们开展工作是出于好的原因。他们的使命不是攻击中国企业，而是保护当地人的权益。”

“我们为什么要抗议？我们在不同场合表明我们的诉求，在政府的平台上，在国际社会上，但决策过程中没有人聆听我们的声音。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组织抗议，引来媒体报道，以此表明我们的存在。”缅甸NGO克伦邦环境与社会行动网络水治理项目协调员萨瓦·约翰·布赖特对澎湃新闻表示，他们深感被忽视了。“只有当感觉到被无视了，我们才采取这最后的手段。”

“有时候，我们希望获知某些项目的相关信息，但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难。因此，我们能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努力发动当地社区，让他们知道这些项目的负面影响，一旦他们知道了这些他们需要承担的负面效果，他们就会出来抗议。这就是分歧的开端。双方从来不能走到一起。”萨瓦告诉澎湃新闻。

“但实际上，我们不想制造麻烦，我们想要解决方案，我们想要更好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开展更多建设性地接触，找到解决方案，达成共同目标，结果就会既对环境和人们友好，也对国家有利。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电力，每个人都需要发展。”萨瓦对澎湃新闻说。

菲律宾NGO贸易联盟和人权组织的阿尔曼·赫南多告诉澎湃新闻说，“当我们试图让企业与村民开展对话时，企业通常的态度是，他们不会与村民展开对话，他们只与政府对话。”

2007年至2010年在柬埔寨与NGO工作的马克对澎湃新闻说，“我们试着联系一些中企，但通常是石沉大海。其中包括私企和国企。”“当地人与企业发生冲突时，记者想进行报道，尝试联系企业，通常也得不到回应。”

马克离开柬埔寨后，情况发生了些微变化，有部分中企开始主动联系NGO。马克表示，现在一些中企看起来更积极了，“但NGO仍需在接触他们的方式上小心谨慎，如果他们认为你在攻击他们，就会突然间不再回应你了，他们会认为你不是来坦诚交流的。”马克向澎湃新闻表示。

供职泰国一家NGO的文泓向澎湃新闻表示，“（中企）他们可能做了很多，但因为知识、技能，包括对当地了解的欠缺，所以他们的回应可能还是那种老式的、官方的回应。”

NGO或可成为桥梁

“这种观念也在慢慢转变。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文泓认为，缅甸一些项目被叫停后，一些企业会更主动地去跟NGO打交道。

“我觉得（中企）要把身段稍微放低一些，因为NGO代表了一种很重要的声音。他们能向企业提供很多当地的、社区的知识和资源。很多时候，企业的投资，包括企业做的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项目，都是要在当地进行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从长远角度看待他们的投资项目所造成的影响。为了保证这种影响是共赢的结果，他们也会更愿意与NGO和社区打交道。”文泓告诉澎湃新闻。

中国非盈利研究和咨询机构社会资源研究所在日前发布的《“迷雾”中的探索NGO倡导中国企业海外农业负责任投资现状研究》报告针对中企与NGO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的问题建议，中企应当“放下对NGO的‘警惕之心’”“尊重他们的价值观和使命，与其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

“有人说干脆培养自己的NGO，那当然最好了，但在短期内不可能马上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需要巧妙地借助人家的NGO。NGO不是洪水猛兽，挡到门外就解决问题了。”王义桅告诉澎湃新闻说。

“国际上一些重要的NGO，也要加强沟通和接触，不能总是把人家当敌人，你把人家当敌人就真成敌人了。”王义桅说。

柯银斌则告诉澎湃新闻说，中国企业首先要有意识——“在外面做生意，国际NGO是很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至于缺少跟NGO打交道的经验，企业可以请NGO做顾问，来跟NGO打交道，“跟请法律顾问一样”。

缅甸人萨瓦表示，企业只与政府打交道是不够的。“你必须与当地社区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我们与这些地方利益相关者合作非常紧密。”“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利益，但我希望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可持续发展。”

马克也向澎湃新闻表示，企业或许不懂如何与当地社区更好的交流，而NGO或可搭起两者间的桥梁，并成为某种消息来源。“企业在当地的合作伙伴、当地的政府，或许不会提供他们投资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这时，NGO可以把另一面的信息提供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汇总起来，看到更清晰的整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做决策。”

对于在海外只接触当地政府的情况，马克谈到了那些治理不善的国家，“这对企业来说会是一个大麻烦。他们将承担伤害当地民众的巨大风险，尽管他们是无意的。他们伤害他人，并伤及自身。造成资金损失，并伤及企业名誉。企业走出去，需要打造全球品牌。如果他们沾惹上了不负责任的名声，这个坏名声就会跟着他们，并会影响到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运作。”

（作者为澎湃新闻记者，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