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当印度再次陷入1.5亿劳工参与的大罢工漩涡时，其离莫迪总理发出将印度打造成为媲美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的豪言壮语才仅仅过去一年。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中国，逐渐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问题。对此，印度不失时机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通过各项经济改革，完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制造业巨头投资本国，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逾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

“印度制造”颇具吸引力

劳动力成本低廉是印度制造业的主要优势。印度一直位居全球劳动力成本最低国家前列，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近十多年印度有组织的制造部门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和税金)增长十分有限，只从1999年的每小时0.68美元涨到现在的每小时1.5美元，而同期生产工人的报酬只从每小时0.53美元增长到每小时1美元。制造业成本低、操作技术简单、劳动强度大，使印度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服装、鞋类等增长潜力巨大。同时其制造业产品在设计理念、销售渠道等方面更贴近欧美高端市场。此外，印度制造在高技术领域亦拥有一席之地。得益于英语的相对普及以及对欧美专利体系的相对熟悉，印度制造在生物、化学、电子、通讯优势明显，国际合作的空间较大。

“印度制造”计划提出以来，的确吸引了一部分海外投资。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2015年8月表示，到2020年，该公司将在印度西部开设10到12家工厂。同期，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宣布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印度市场开发新车型。一些原本在中国投资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如培乐多(Play-Doh)、大富翁(Monopoly)以及孩之宝(Hasbro)等玩具制造业，也因为中国日益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而将投资目光转而投向印度。甚至一些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商，华为、一加、酷派和OPPO都计划在印度生产手持设备；小米则正在与富士康合作，在印度组装手机；联想计划与伟创力(Flextronics)合作。对此，印度本土企业家对印度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信心满满。塔塔钢铁公司总裁B.Muthuraman认为：“以后印度的制造业也会和中国一样，取得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充足的劳动人口数量为印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为印度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若要取代中国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仅靠劳动力数量远远不够。目前的印度，还应该克服诸多问题。

面临重重困难的印度制造业

基础设施薄弱是硬伤。基础设施薄弱是印度经济和制造业的硬伤。在中国，每年有20%的GDP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制造业提供了便利的物流条件和充足的能源供给。而在印度，每年只有3%的GDP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长期欠账，成为印度经济的软肋，削弱了印度经济的发展潜力。

交通系统混乱。印度一直没有建立起高效完善的交通系统。大部分区域的道路状况很差，完全不能满足物流需求。作为世界第七大面积的印度，只有三个主要港口。而孟买作为印度最大的港口城市，拥有1200多万人口，却只有一条横贯南北的交通动脉。往往在中国只需要2小时的物流路程，在印度至少需要4小时以上。这迫使投资商必须选择在离港口更近的高价土地上投资建厂，增加投资成本。

电力供应缺口很大。印度每年的电力缺口在10%以上，是全球人均电力消费最低的国家之一。2012年8月，印度三大电网全部瘫痪，20多个邦大规模停电，6亿多人受到影响，国家对电厂投资不足，管理混乱，偷电漏电状况屡禁不止，电力系统时常出现问题。国内有限的电力尚不能满足居民正常生活需求，更不用提满足工厂日常生产所需电力了。

为了完善基础设施，印度政府计划在2012年—2017年期间，投资一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建设五条包括大量公路、铁路和电信枢纽的五条工业走廊。然而，由于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这些工程的建设仍在拖沓中。

制度效率低下，官僚体制积习难改。印度当前的政治体制存在诸多限制因素，无论政治领导层希望做什么，都必须在中央层面经过纷繁复杂的程序，甚至还需要在各邦经历更加复杂的审批。这样漫长的审批程序，极大丧失了效率，也往往被用为惰性的挡箭牌。

印度的法律规章制度错综复杂，官僚体制严重。比如在印度现行约有50余条中央劳工法规，170余条地方劳工法规，这些劳动法规对于劳工的保护非常严苛。1947年出台的《劳资纠纷法》规定，员工数量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裁员时，必须获得政府的同意，而在向政府申请裁人时，往往需要等待漫长繁琐的审批程序，同时政府批准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1970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则规定，员工数量超过20人的企业在雇佣合同工之前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鉴于招聘和解聘方面的严格限制，印度多数企业被迫保持较小的规模。咨询机构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旨在提高工人福利，但事与愿违，大多数企业因为惧怕触犯劳动法而宁愿不扩大生产规模”。

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印度曾经大搞国家计划经济，国家控制范围太广，致使官僚体制固化，腐败猖獗，以至于浪费了数十年的发展机遇。”然则，要改变这一现状并非易事。此次印度大罢工就源于莫迪政府强调“简政放权”，希望能够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强力整顿官僚机构。企业用工方面，莫迪决定修改《劳动法》，建议工人数量少于300的工厂不需政府审批就能裁员。却被劳动者认为侵犯劳动者利益而遭到大规模反对。

劳动力素质两极分化严重。虽然印度拥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然而，不同于中国的义务教育制，印度长期奉行精英教育，导致其国内劳动力素质两极分化严重。通常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才不愿意在工作条件差、薪资待遇低的制造业工作。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则完全缺乏基本的劳动素质，达不到工业流水线上最起码的初中文化水平的劳动力要求。

据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印度的文盲占世界文盲数量的三分之一。受教育程度的低下，还使企业工人缺乏制造业所需的纪律性。不能按时到岗，也不会按照企业生产需要来加班，导致经常拖延工期。

而对此，制造商往往无可奈何，也无法裁减低效率的劳工。除了很难找到拥有一定技能的工人外，还由于严苛的劳动法限制，企业无法自主裁减掉合约期以内的工人，而必须申请政府批准。制造商为了保持用人灵活性，往往只和工人签订临时协议，工人流动性大，技能难以提升。这也成为制约企业和印度制造业长期发展的恶性循环。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文章转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