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7月28日，凤凰国际智库主办了“迈过海外风险——2016中国企业国际化法律风险管理论坛”，并公开发布针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法律风险管理的行业评估报告《2016年企业国际化法律风险管理报告》。本次论坛就中国企业在海外所面临的法律风险问题，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的风险管控来避免巨大损失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凤凰国际智库学术委员冯玉军就全球化“退潮”和“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发表看法。他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保持谨慎，不能一窝蜂式的“大干快上”，无论是合作对象的背景调查、合同的签署，还是政商关系的运作，都应该做得更加到位。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各位嘉宾，下午好！

刚才，主持人让我讲一讲如何应对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面临的投资风险，但我今天想把题目放得更大一点、更宏观一点。我先讲一下当下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一带一路”遇到的新问题，之后会落脚到对“走出去”的综合保障上。

一、全球化“退潮”

当下的世界经济正在经历重要的转型，这是冷战结束以后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多极化和全球化都有所“退潮”。

所谓多级化的退潮，就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么迅速。尽管很多人都在宣扬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加速衰落，但如果认真关注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所发生的变化就可以发现，美国正在通过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重塑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而且其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的运用都非常充分。尽管由于国际议事日程的复杂化，似乎美国管理世界的能力有所下降，但实际上，其他国家的日子比美国更不好过。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向中东国家出口液化天然气，这在几年前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事情。

全球化也在退潮。这次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和希拉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于全球化的质疑。可以看到，特朗普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通过全球化的浪潮取得了飞跃式的增长，而美国却吃了大亏。在他看来，现在美国必须要实行新的保护主义。实际上，近来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国际贸易在萎缩，国际投资流向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前些年更多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话，现在则更多回流向发达国家。不光资金在回流，产业也在回流。如果说前些年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现在大家去发达国家的超市里面看一下，中国生产的东西，包括服装鞋帽都在减少。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智能化生产的广泛应用以及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下降，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竞争优势正呈现出下降趋势。阿迪达斯已经美国设立机械人工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企业“出走去”必须参考的要素。

二、矛盾——全球化退潮和“走出去”

全球化退潮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WTO的弱化。自加入WTO这个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多边国际贸易机构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发展。但美国现在正试图甩掉WTO，通过签署TPP和TTIP来重塑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

其他一些国家也想重塑规则，俄罗斯就是这样。普京在2012年重回克里姆林宫之后，着力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力图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区域里实现成员国内部的资本、商品、人员和服务的自由流通，而对其他国家形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贸易和投资壁垒。我们在实际中也看到，欧亚经济联盟自建立以来，中国和其成员国的贸易不同程度地下降。俄罗斯以及整个欧亚经济联盟对我们所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也大大增多。

在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之际，中国经济也面临重大结构调整，与此同时，我们又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要大幅度地走出去。这些事件的叠加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从上至下都引起了广泛的热议，而且我们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规划，很多国家也表达了参与的热情。但在世界经济变化、中国经济调整和“走出去”战略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一带一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三、“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

首要的就是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沿线的几十个国家都是经济相对比较薄弱的国家，市场容量有限。比如，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相关部门、企业，都对同我们重要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投入了大量精力，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无论投入多少精力，由于俄罗斯经济容量的限制，中俄双边贸易额2015年只有680多亿美元，不到中美贸易的十分之一。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近年来进入了一个相对困难的经济周期。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前些年依靠大宗商品的出口，他们的经济获得了较高速度的增长，现在这个周期又到了一个谷底，未来我们怎么做？

第二，安全上的风险。大家如果看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国家，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中亚国家，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几乎都处于地缘政治风险的结合部。现在国际上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高企，我们如果大笔地投资投进来，未来的安全保障究竟怎么办？是不是还是像在当年的吉尔吉斯和利比亚一样撤侨了事？如何依赖综合性的手段保障投资安全，规避安全风险，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大问题。近年来，中国相继成立了一些海外安保公司，但在与当地的法律接轨、情报能力和危机处置能力方面，我们还有相当的路要走。

第三，制度与规则上的风险。刚才讲到，一些国家正在试图重塑国际和地区贸易、投资新规则来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如果说这些规则不是遏制的话，那最少是要弱化你的能力。而在制度和规则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法律风险。前一些年和我们打交道的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法律相对比较健全，尽管他们会给我们提出很多法律上的难题，但是可以有章可循。而“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法律本身就是不健全的。明确法律规则和较成熟法治环境的缺失，毫无疑问会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第四，地缘政治上的风险。比如说前一些年我们就遇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我们计划修建中--吉--乌铁路，本来三个国家快要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了，但是吉尔吉斯巴吉耶夫政府突然倒台，致使中吉乌铁路项目拖延至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背后，是大国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激烈博弈，有的国家放不下“帝国思维”，不希望看到中国人通过修筑铁路的方式进入其自认为的“后院”。可说说，“一带一路”建设考验着中国的国际斗争经验、安全保障能力以及软实力影响。

四、为“走出去”提供系统性保障

最后，简单讲几句俄罗斯和中亚的情况。

这些年，中俄务实合作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包括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等等。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已经超过沙特成为中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未来天然气进口就会对改善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提供助益。但是如果中国企业进入欧亚国家市场还是要保持谨慎，需要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到位。

包括BP和埃克森—美孚在内的很多西方跨国公司，在俄罗斯都有惨痛失败的教训，都曾经迫于不同形式的压力而被迫中断已经投入巨资的项目，或把公司的股份被迫出售给俄罗斯国有公司。中国企业在这里面也经历了很多惨痛教训。

因此，在对俄罗斯投资的过程中，我们各个方面走的要更加地脚踏实地，不要急于求成。无论是合作对象的背景调查，还是合同的签署，包括政商关系的运作，都应该做的更加到位。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单打一”的活动，而是应该有系统性的保证，为我们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这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保险机构、律师团队乃至安保公司的共同努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凤凰国际智库学术委员，文章转自凤凰国际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