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次美国大选经历了“十月惊奇”，联邦调查局在是否起诉希拉里问题上有反复，美国主流媒体和民意调查机构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是希拉里的支持率高出特朗普几个百分点，因此在大选前夜，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希拉里的当选率在九成以上，这无疑是一个没有悬念的判断和期望。为此，希拉里的民主党竞选大本营也拿出姿态，决定不搞大选胜利后的庆祝活动，以免刺激共和党选民。大选结果让所有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跌破眼镜，民调走样了。为什么在一个号称言论自由的国度会出现这样的“误差”？

曾何几时，当美国学者看到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民调结果时，第一反应总是：可靠吗？因为他们假设这些国家没有美国式的言论自由，专制政权下没有真实的信息。美国大选的结果该让美国学者反思了，为什么美国的民调离真实的民意如此之远？

有美国人评论说，美国的“政治正确”原则起着专制政权一样的作用，可谓一语中的。美国的“政治正确”原则包括不能“妄议”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和宗教问题，这三大议题是媒体报道和课堂教学的禁地，不能触碰。

10年前，哈佛大学校长不经意地说一句女生在捯饬实验仪器上不如男生，结果掀起哈佛大学女生的抗议学潮，并宣称校长不滚蛋就在哈佛大学搞裸体游行，最后校长黯然辞职。哪怕是在“9-11”之后，美国媒体也不能把恐怖主义、恐怖分子与特定的宗教或种族联系起来，只能说是阿拉伯人中的极端分子所为，对此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不敢有异议。美国南部几个州的“拉美化”让其苦不堪言，但政治正确原则也让美国政治家不敢直面移民问题，采取鸵鸟政策。近年来，只有极少数胆大的美国知识分子，才敢公开地谈论恐怖主义的根源、美国“拉美化”导致的美国国家认同的撕裂等“建国”问题提出来，但马上招致一边倒的挞伐，比如亨廷顿关于美国认同问题的《谁是美国人》。

也正是因为长期的“政治正确”原则所塑造的舆论氛围，一般美国人在表面上只能“随波逐流”，否则连上学和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因此，美国人只能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免被视为异类。这是“自由社会”该有的吗？自由社会不是有言论自由吗？自由社会怎么导致那么多的不自由和禁忌？美国的自由程度值得量化分析，因为在一个90%以上的美国人都有宗教信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本身就是约束自由的最大法则。

即便说美国是一个天生自由的社会，美国同时还是一个未经革命而提前到来的现代性社会——大众政治。在大众政治中会出现什么情形呢？托克维尔第一次提出了“多数暴政”命题。来自欧陆的托克维尔过去看到的欧洲“旧世界”的暴政都是来自国王或者君主制，但周游美国的托克维尔猛然发现，在民主的美国，却存在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暴政形式——多数暴政。敏锐的托克维尔先生看到的是，在美国，虽然个人是自由的，也有结社的自由，但是在自由中形成的多数舆论则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异议者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这就是180年前美国的“多数暴政”。

200年来，美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冷战”重新定义了美国的“自由”。为了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并打败竞争对手苏联，言论自由只能体现在“治权”上即政策的争论，自由是技术层面的，而不能涉及美国的宪制性“主权”，即不能否定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进而，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比苏联更自由的社会，美国大打“自由”牌，美国中央情报局亲自出马，要求美国社会科学界建构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就这样，性别—种族—宗教等重大问题都不能质疑。如此多的“禁地”，美国的自由程度到底有多大吗？我们相知道的是，当思想界不敢触碰这些问题的时候，美国政府敢吗？

是谁搞出一系列“政治正确”？当然是精英阶层，因此精英们自然也陶醉在这种语境中，并以此标准去看待美国和美国人的想法，以为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美国人的想法。相反，普通美国人采取的是“吾知，吾不言”式的策略，让美国精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发达的、科学的测量手段全然失灵，有九成胜算的希拉里最终败于只有一成胜算的特朗普，整个美国精英阶层被打脸。除了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美国400个经济学者和300多政治学者也跑出来凑热闹，发表声明一致支持希拉里，一直号称的“学术中立”瞬间无影无踪。

“政治正确”原则遮蔽这美国的真问题，也约束了美国精英阶层的思维能力，进而导致美国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的严重脱节。所以，一些美国人不应该情绪化地抗议特朗普当选，而首先应该反思自己，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反思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反思为什么是民粹主义造反，因为美国普通民众也是长达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而不是其他不靠谱的说法。

最后不得不说一句，如果说美国学者脱离了大众而发出了错误的大选信号，中国学者了解中国民众吗？因为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是由“哈佛教授们”塑造的，八十年代以来读书人基本上都是都是读美国教授们的书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学者需要和美国学者一样反思自己的立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