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令人心力交瘁的美国大选刚刚落幕。选民们虽然作出了选择，但漫长的选战除了释放出关于关税、贸易安排、盟国关系和扩充军力的危险信号外，在对华政策上并没有多少建设性、务实或启发性的讨论。在仅具雏形的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两种既难共存又相互矛盾的冲动：一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之外，二是强化在亚洲的存在。美国的全国性辩论并没有聚焦我们的新政府和立法机构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上。而北京方面，也在试图解析华盛顿这两种冲动的最终影响是什么，因为这也牵涉着中国未来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选择。

很久以前，英国政治家哈罗德·麦克米伦据说曾被问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了哪怕是最稳健的国家航船偏离航道？也可能是杜撰，他的回答是：“事件，我亲爱的孩子，是事件。”

美国刚结束的大选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事件”还会有更多。由于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国内政治进程动荡，二战后秩序的地质板块正在移位。战后自由贸易秩序面临着压力：2015年全球商品贸易萎缩14%，服务贸易也减少6%。人们对东亚的一些条约安排争论不休，当选总统特朗普则决心终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地区核扩散危险上升，中亚和中东陷入了看上去无休止的动乱，欧洲一体化举步维艰，仍在寻觅前进的方向。面对这些复杂事件，我们必须重拾战略优先原则，并同时牢记两个观念。

首先，战略基础对有效管控美中关系不可或缺。同时我们必须记住，美中两国关系还包括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两国政府、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两个社会的互相依存带来了蓬勃活力、持久力和充满创造力的潜能，这都是双边关系中最强的优势。地方政府、公司和公民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提醒我们，美中关系中存在着如此多的积极面。这次选举出现的一个机遇是，34个州的州长职位被共和党拿下，而共和党通常主张自由贸易和投资，愿意维持与中国稳定、建设性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在两国都处于转折关头，哪些战略性问题是双方都应该重视的呢？对于美国，我会先问一问，奥巴马政府声称美国的政策是，对于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我们没有从中挑选的余地”：朝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俄罗斯和中国眼下都被说成是主要挑战，尽管时间点和方式有所不同。而我要问的是：“我们可以奢侈到不在这些威胁中进行选择而罔顾事情的轻重缓急吗？”如果必须选的话，把中国与其他威胁相提并论是否合理呢？

领导人的首要义务是依照资源设定承诺。如果不这么做，会令盟国和友邦担忧，令对手蠢蠢欲动，会在国内制造混乱，并逐渐削弱国家实力和意志。只有为数不多的方法可以让资源和承诺相匹配，那就是减少威胁、减少承诺、多交朋友以及（或者）扩充财政和政治资源。美国是时候做这四件事了。最好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我们可以打交道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当下或不久后的现实威胁。

其次，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在于确保一个主权完整、团结的中国，避免欧亚大陆被单一或多个敌对势力所掌控。这是美国政策的一贯目标原则，无论以往的挑战来自19世纪的欧洲、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此后的苏联，还是目前令人担忧的政策趋同的中俄。如果这一原则仍被定义为美国国家利益的话，那么，“从欧洲和太平洋两边施压让莫斯科和北京走到一起，又怎能服务于这一目标”？

我也想问北京一个问题：“中国在过去40年里大大提升了国力，国际体系已经并将继续在国际机构中为中国腾出空间，坚持邓小平战略的核心特征难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或者说，难道不应该消除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疑虑，把领导人注意力、国家资源和民众精力放在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上去吗？”中国的人口趋势令人担忧，经济再平衡任重道远，更不用说还有环境压力了。在中美所有共同利益当中，最大一项就是我们都渴望国家发展和复兴。改善与华盛顿关系最快的办法，就是北京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近期中国和菲律宾、马来西亚为和平管控海上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受到欢迎，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两步。

最后，我想再问双方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合作，来提升两国共同参与的亚洲经济和安全机制的密度？”还有，“气候变化、全球健康问题、合作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之必要，这些超出一国国界的问题，难道不正在形成现实的安全挑战吗？”顺带说一句，下一届美国政府显然打算拒绝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让人非常不安。把我们共同的战略关注提升到全球层面很难，但它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大卫·兰普顿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全文由大卫·兰普顿改编自他本人11月17日在华盛顿参加美中政策基金会年会时的发言。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