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由于下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从政经历，全球都在关注他上任后的对外政策走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担忧、期盼、预测，公认的一条是，美国新政府会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最近特朗普突兀地和蔡英文通电话，也印证了这种不确定性。

但是，一般而言，看一任政府的决策趋势，在它执政的头一百天之后，才有些资料性基础。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对任何一个政府而言，确定性都只能是相对的。我们不要急着下结论。

如何经营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在我看来，一不能等，二不能靠，三不能要。

不能等，是指我们不能等美国的总统、国会主动对中国展现友好与合作的姿态。美国就是美国。它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地追求美国全球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明年元月特朗普总统上任，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和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同属一个党派。上一次共和党同时掌控行政和国会是1928年。但总统和国会之间并不见得只有无缝隙合作这一个选项。另一方面，正因为总统和国会都是同一个党派领导，在“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特朗普成功竞选的总口号）方面拿出一些具体举措的要求会比较高。尤其是与外交相关的智库和游说力量，它们有空间不断提醒需要让美国在世界上的腰杆子挺得更直。

那么，对美国而言，与中国如何交往才算重振了美国的伟大呢？中国在哪些方面对美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呢，是作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对象，还是经贸往来的伙伴，还是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冷战结束后，共和党的外交理念一度受到“沃尔福威茨原则”（WolfowitzDoctrine）的指导。虽然这个行动指针后来成文的表述比较柔和一点，但它的要领是：美国要主动出击任何能动摇美国领先地位的国家，哪怕对方仅仅是有那个意向。也就是说，见到苗头就得打。在失去直接影响白宫八年之后，持类似主张的人要把它与重振美国联系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能靠，意思是不能靠舆论层面与美国社会或官方比气势。

公开舆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逢大选，中国人听起来刺耳、不友好的言辞就会出现。但是，中国人要记住，那些话不是说给中国听的，因为投票与中国无关，中方喜欢不喜欢哪一位候选人，都与它的大选没有干系。

新总统执政后，还会出现不中听的言辞。我们当然不会充耳不闻。但是，更需要做的事情是：揣摩没有明说的部分，不要在气势层面去对接那些舆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涉外舆论对中方不也同样重要？

答案在于，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要稳重。从美国看四十多年来它的社会与中国关系的总态势，类似中文里的“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贸易市场对你开放了，一些技术转让也发生了，社会和政府管理乃至执政方面的经验也交流了，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了，GDP增幅比美国快。以至于一些中国人也跟着开始用“衰落”来描述今日美国在全球的地位。美国人用“衰败”来评说自己的个国家，有激励奋发图强的成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人对着美国人说他们的国家“衰落”了，不是为了取笑、激怒，又能是什么？

类似的情形，在1980年代日美经济增长态势中出现过。“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描述的就是那十多年美国朝野批评日本的激烈程度。当时的日本社会也出现过与美国社会“对骂”的现象。终究，越来越多的日资企业去美国开办工厂，为美国创造就业，才是对稳定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做了真正的贡献。日本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没有摩擦的。

近两年，从中国流进美国的直接投资量，高于从美国流进中国的量。中资在流进美国的外资中的存量和增量的占比都很小，而且还不时遇到“国家安全”审查。尽管如此，一个繁荣发展的美国，是中国所追求的有利的外部环境的一部分。这是个硬道理。

不能要，意思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时不能只看到钱而忘了顾及必要的政治底线，需要研判美国市场上有哪些钱是不能去赚的。

2016年的总统选举，发挥了天平性作用的选举人票来自中西部的“锈铁地带”几个州，是传统的工业区，还在找到替代产业以谋求兴旺。在那些地区，“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一类的高调是打动不了民众的。反而“是中国人偷走了美国产业工人工作”一类的说法，不管有没有事实支撑，更有吸引力。这就是我们要打交道的现实的美国。

举一反三地想一想，中资到美国投资，至少有三种情形会触动当地的政治底线。一是去美国炒作房地产，当地百姓的直接体验是他们的房价高了。二是把并购后的生产线拆了，运回中国。三是把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用“占领战略制高点”一类的准军事用语去宣传。其实，落地之后，任何外资企业就是所在国的本地企业。

尽管是个案，只要进入了媒体、选区的议员的视线，事情就难免被抽象化、政治化，从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话语。

这种“众口铄金”的现象，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也不都是针对中国的。在美国投资要算好政治账，也就是融入地方就业增长这个关键点。

总起来说，不要停留在“亲华”、“反华”、“合作”、“对抗”、“友好”、“不友好”这些概念性的字眼来看今后中美两国关系事态的发展。学术研究和媒体分析报道，需要更多地理解对方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向我们自己的社会提供一种视角。如果中国人总是看某位美国领导人或美国做的某件事儿是不是符合我们自己单方面定性的友好期待，将至少是有欠考虑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