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16年将可能是人类生活进入新的时代或状态的分水岭。英国出人意料的公投脱欧、美国建国以来最奇葩的总统选举、整个西方右翼主义的普遍兴起都在提醒人们：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用以解决自身和世界问题的那些制度体系和知识思想已风雨飘零，一种向常规回归的人类政治将重新主导世界进程。

西方当下的处境既有基于自身环境的独特成因，又有世界一般性，即人类在建构文明时几乎必然遭遇的困境。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罗马、荣耀无限的威尼斯从“幸福”中走向衰败的经历，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远鉴。当年威尼斯人“从勤俭到奢华消费”，罗马公民变成“有闲阶级”后蔑视生产活动，原因都在于丢失了过去简朴生活方式和强烈的市民精神，转而追求私利、缺乏责任感。某种意义上讲，“衰亡的种子就存在于成功之中”。

罗马和威尼斯不过是以往已有文明衰败经历中的一小部分。往昔文明衰败的历史表明，要形成一种既能保持活力和多样性又能带来秩序与安宁的政治体制多么艰难。这里的难在于当一种文明处在衰败期时，其中人的精神状态首先出现退化：一是由奋斗不息转变为贪图享乐，二是由良好的集体伦理转变为无底线的个人主义。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曾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文明”，它让欧洲和效法欧洲的其他国家在近几百年间变好了，并被广泛认为是通向好世界的希望所在。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看到的结果却是，西方国家以往用来解决自身问题的知识思考和制度安排，如今都已窘态毕露。说得严重一点，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等传统发达国家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良好福利保障体制下生活无忧的公民。他们在仅仅一代人时间里就丧失了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勤奋创业精神，为了“提高生活品质”专事向国家索取而非努力劳动创造更多财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有其精神动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以及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带来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包括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政治原则的确立与建构也都与此有所关联。日本的发展则据说与同样强调勤奋创业的儒家伦理有关。

但这种精神传统现在都已显著衰退。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他尤为担忧而美国人至今未能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不怕要求美国人做出牺牲，那一代人甘愿为国家福祉做出奉献、敢于在全球政治中承担责任。这些现象和品质如今在美国已无迹可寻，那里最优秀的人才是到华尔街制作赌博筹码而非到硅谷制造芯片，越来越多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美国领导人不再敢要求美国人为未来付出，美国对全世界的态度也由“跟着我”变成了“你先走”。

20世纪下半叶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推动了“农民终结”，原先最具创业精神的一大群体就此消失。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到来，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业人口不再以在装配车间操弄机器为荣。因此造就的情形是发达国家虽然失业严重，但如清洁工、家政服务等有些脏累的行业却人手短缺。西方文明当下遭遇的困境其实是种文明悖论。欧洲近世以来提出富有人文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诉求，但当这些诉求付诸实践并成为事实后，它又改变了现实社会面貌，包括人的精神心理，进而抽空这些政治、社会和文化诉求的基础。

英国人莫尔的《乌托邦》和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均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它们都对当时英国和意大利的财富分配不公和暴政进行深刻揭露，并对未来社会提出美好设想，比如人人平等、民主普遍实行、体力劳动不再成为束缚、所有公民都有闲暇时间享受文化生活等。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就是“免于匮乏”。这里的“乌托邦岛”“太阳城”或免于匮乏的社会，在20世纪下半叶基本在欧洲和西方实现了。过去大半个世纪中，人们见证了当代西方文明达到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但也有如昙花开放，它在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便很快陷入难以自拔的窘境。西方文明当前的疲态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文明达到极致之后可能产生何种结果，它没能解决的问题是文明的可持续性。

西方内部一些智者实际早就看到这个问题。工业革命时代开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同时也伴随着一部分人群的贫困，于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英国哲学家穆勒在肯定社会救助必要性的同时，又告诫人们警惕对社会救助的依赖，称其危害性之大甚至会抵消救助行为的积极意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延续了穆勒的思路，他反对当时英国制定的《济贫法》，认为那将使“富足转瞬变成匮乏”。马尔萨斯和穆勒的担忧，正是当前欧洲一些国家所面临的难题。

毫无疑问，平等、自由和免于匮乏等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愿望和追求，反对这种观念和期盼是不道德的。但在人类生活中还从未检验过的一个问题是：当一个平等、自由、免于匮乏等美好价值和预期都实现了的社会真的出现时，这样的社会到底还能不能持续？某种程度上说，率先实现工业化并达到发达水平的一些西方国家很可能在走向失败。如果中国以“还没达到西方国家所达到的标准”，就把西方走过的路原样走一遍，那将来碰到的麻烦比当前西方有多无少，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