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13日，我抵达阿尔及利亚出任驻阿大使。这是我第一次任驻外大使，既兴奋又忐忑不安。15日，我拜会外长易卜拉希米并递交国书副本。外长不久前路过北京，我时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陪同他游览市容，一路上交谈甚欢。故人相逢，更是热情友好。20日，阿方安排我向沙德利总统递交国书。上午11：45分，阿外交部礼宾司长来使馆接我去总统府，使馆参赞、武官等主要外交官陪同前往。沙德利总统站在大厅中央，旁边是外长和总统府办公厅主任。递交国书后，双方坐下交谈。总统欢迎我出任驻阿大使，感谢中国对阿民族解放斗争所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愿全面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强调阿关注中国的改革，阿已开始改革，两国应交流改革经验，相互借鉴。我向总统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的问候，感谢阿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做的突出贡献，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中阿友好关系，愿全面发展两国间的合作。仪式结束后，我改乘使馆车辆，挂上中国国旗，在阿摩托车队的护送下，返回使馆。

在我离京赴阿前，外交部得到的信息是：阿尔及利亚政局稳定，政府友好，油、气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阿气候宜人，风景优美，人民友好，我上任后诸事顺心，似乎预示我的任期将一帆风顺。然而，实情并非如此。抵阿后，有两个现象令我警觉。一是，我每次外出都能看到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的青年人整天聚集在那儿聊天嘻闹。二是，在首都阿尔及尔市内有许多新蓋的清真寺，虽已使用，但都未完工。经过了解我才知道，阿失业率高，老百姓住房条件差，白天住房是母亲和姐妹的活动场所，无所事事的成年男孩只好在街上聊天嘻闹。另外，政府规定，清真寺一旦工程完毕，就归由政府宗教机构统一管理。一些新蓋的清真寺故意不完工，伊斯兰势力可在里面自主组织活动，不受政府管辖。这使的我惊惶不安：一旦有事，整天聚集街头的失业青年不就成为骚乱的主力军吗？清真寺失控更是巨大的风险。有一次，我出席一场外事活动，使团的车队路经一条小道，许多围观的年轻人突然起哄，向车队扔石头。种种迹象使我感到阿人心不稳，社会不安，可能要出事。我馆两次将我们的看法报告国内。形势的发展不幸被我们言中。10月4日，即我抵阿仅20天后，首都爆发了严重的群体性骚乱。一些年轻人在市内打、砸、抢、烧，六、七栋政府办公大楼遭枪劫，焚烧。首都一度陷于瘫痪，骚乱殃及使团车辆，还向外地蔓延。一次，我有事必须外出，在返馆路上，迎面遇到一伙暴乱的青年，手拿棍棒，头缠黑巾，杀气腾腾地走过来。我乘坐的车上，插着五星红旗。我让司机放慢车速，并放下车窗，微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向我看了看，让开大道，指挥我车驶离。使馆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暴力延续好几天后，军警才控制局势，逐步恢复正常秩序。事后回首，这只是更大动乱的前奏。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民进行了8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赶走法国殖民者，于1962年赢得国家独立。独立后民阵一党专政，形成党、政、军权力架构。经济上搬用苏联模式，实行国有化、工业化、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主要由石油工业支撑和带动。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阿保持了政治稳定，持续增长的石油收入促进经济发展，也给人民带来一些实惠。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弊端：特权阶层形成，贪污腐败成风，轻工业被忽视，农业萎缩，生产效率低下，基础设施不足，人民住房短缺，物资供应匮乏，人口增长过快，就业日益不足。拖到80年代中期，又逢石油价格暴跌，问题激化。尤其是失业居高不下，住房与食品匮乏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上述暴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78年，布邁丁总统病逝。原奥兰军区司令沙德利被选为民阵总书记、共和国总统。沙德利逐步认识到现行体制难以为继，必须进行改革。在酝酿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遇到极大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民阵内既得利益者。上述大规模骚乱进一步坚定了沙德利改革的决心。1988年12月沙德利第三次当选总统后，启动了激进的政治变革。1989年2月阿举行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新宪法删除所有与“社会主义”有关的条文，强调言论、结社和罢工自由。5月又决定担任民阵中央委员的高级军官一律退出现役，以削弱军方的影响。7月5日政府颁布“政治结社法”，实行多党制。不难看出，沙德利的改革思路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多党体制。瞬间，登记注册的政党近30个，其中包括伊斯兰拯救阵线。执政近30年的民阵四分五裂。此时，前总理卜拉希米揭露，过去十年，政府官员受贿多达260亿美元。一石激起千层浪，民阵的声誉一落千丈。我曾与改革派成员交谈，我问他们，以现行手段冲击民阵，势必将其整跨，在今后的地方选举和议会选举中改革派将依靠谁？他们答非所问，强调应允许他们进行民主改革的尝试。与此同时，工人罢工次数增加25%，每月平均250次。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新宪法赋予的权利，用罢工和游行示威，甚至街头暴力来表达不满或动员群众。整个社会陷于动荡不稳状况。

在新成立的众多政党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发展最快。阿历来并不是伊斯兰运动的活动中心，伊斯兰势力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经济危机、道德沦丧和文化异化为伊斯兰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伊斯兰势力为贫苦大众排忧解难，赢得越来越多群众的拥护。沙德利推行的自由化和多党制又为伊阵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合法空间。我曾亲眼看到伊阵组织的示威游行：众多的支持者排着方队齐步前进，犹如军事操练。当时我心里咯登一下：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如此严密的组织，又是一个宗教性的政党，这股势力任其壮大，谁能阻挡？1990年6月12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地方选举，伊阵赢得55%的选票，在853个市政和32个省议会占据多数议席，而执政近30年的民阵仅获得32%的选票，在487个市政和14个省议会中占有优势。伊阵已成为第一大党。

伊阵的胜利引起执政当局的高度警觉。阿政府宣布修改选举法，遭到伊阵反对。伊阵发动总罢工，政府使用武力镇压并逮捕伊阵领导人。然而，这一切措施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1991年6月阿按原定日程举行议会选举。伊阵在第一轮选举中，一举拿下议会430个议席中的188个议席。民阵仅得15席。另一政党获得25席。伊阵只要在第二轮选举中从剩下的199席中获得20多席，就将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从而获得组阁的权力。届时，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将出现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伊斯兰政府。此时我已离开阿，改任驻突尼斯大使，继续关注阿局势的发展。

沙德利对局势完全失控，在军方的压力下，于1992年1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军方迎回流亡国外的独立战争老战士布迪亚夫出任总统。实权人物是国防部长纳扎尔。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施戒严，不承认第一次议会选举结果，无限期推迟第二轮议会选举。紧接着，伊阵被取缔，许多领导人、成员、甚至同情者遭到军方逮捕。据报道，大约有10000人被关进集中营。

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伊阵号召社会组织和个人反抗军方的镇压。伊阵走上暴力对抗的道路。一批从阿富汗返回的“圣战”斗士，成为伊阵暴力对抗的主力军。阿从此陷入内战的深渊。不久布迪亚夫遇刺身亡。这场内战延续将近１０年，造成近１０万人死亡，１００万个家庭受害，经济损失超过２００亿美元。国家受到的内伤和国际形象的损害则无法估量。

1994年1月31日，阿最高国务委员会提名国防部长泽鲁阿勒将军出任国家元首。泽鲁阿勒采取了如下举措：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由于政策得当，从1995年开始，阿经济逐步好转。二、在加强镇压从事暴力活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同时，与反对派的对话，争取实现全国和解。将放弃暴力对抗的伊斯兰势力，包括被取缔的伊阵，纳入到政治和解进程中来。这一举措促使反对派改变立场。他们于1995年1月在罗马开会作出与政府谈判的决定。三、在与反对派对话的基础上，推动民主化进程。1995年11月16日阿举行总统选举，泽鲁阿勒得票61。01%，当选总统。1997年阿分别举行了议会和地方选举，新成立的支持泽鲁阿勒总统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胜利。总统和政府的合法性已为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所公认。然而，政治和解进程并不顺利。政权内，尤其是军队内反对与伊斯兰势力和解的大有人在。反对党提出的６项条件被政府拒绝。而伊斯兰内激进派组成“伊斯兰救世军”坚持在城乡从事恐怖暴力活动。

１９９８年底，泽鲁阿勒宣布提前结束任期，举行大选。１９９９年４月布特弗利卡以７３.７９％的高票当选总统。布特弗利卡19岁加入民族解放斗争，是阿独立战争的老战士。１９６２年阿独立后，他被任命为青年体育部长，一年后，出任外交部长，时年26岁。布在国际上叱咤风云，十分活跃。阿奉行不结盟政策，布为推动不结盟运动作出不懈的努力。布特弗利卡对华友好。他是1971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两阿提案》的操盘手。他任外长时于1971年和1974年两次访华。１９７８年布邁丁总统逝世，布特弗利卡受到排挤，隐居国外。在历史危难时刻，沉默２０年后，他重新出山，在广大民众、主要政党以及军方的支持下，以高票当选。布特弗利卡面临的任务是：制止恐怖暴力活动，恢复正常秩序；改变发展模式，振兴国家经济；打破外交孤立，重塑国际形象。布特弗利卡先后制定了“全民和解法”和“和平与全国和解宪章”，对恐怖团伙抚剿并举。在严厉镇压顽固分子的同时，对尙无血债，放下武器者，允其重新融入社会。这一政策发挥了巨大的震摄和分化作用。两大恐怖组织约８０００人相继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诚。国家安全形势显著好转。在布特弗利卡的领导下，阿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吸引外国资金，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改变过分依赖石油天然气工业的状况，经济进一步好转。石油价格暴涨，又给阿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阿外债降低，外汇储备增加。政府还特别注意扩大就业，兴建住房，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为了重返国际舞台，布特弗利卡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首先密切与周边及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其次，利用非统组织最后一场首脑会议在阿举行之机，广交非洲领导人。第三步，遍访中、俄、美等国和一些地区大国，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密切与欧盟的联系。他的外交努力取得丰硕成果，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阿的国际形象。2000年他作为总统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会议》并进行国事访问。他在与我国领导人会谈中，说了一句名言，广为流传：“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后防线，不容侵犯。”布特弗利卡三次连选连任总统，在人民心中威望卓著。

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解放阵线经过挫折、调整、恢复，2004年成为仅次于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二大党，随后又重新成为阿第一大党。

2010年底在突尼斯爆发群众抗议运动，迅速席卷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形成阿拉伯世界的空前大动乱。受动乱冲击严重的突尼斯、利比亚是阿尔及利亚的邻国，埃及也是近邻。动荡也曾波及阿尔及利亚，但较快地平息下去。其原因，除了阿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对应政策外，上世纪开始并延续十年的流血动乱的教训增强了政府和民众的免疫力，民众没有选择动乱，而是选择了稳定。

我在阿任职3年，离开已经26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这段经历一直难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上外中东所智库理事、前大使）